新技术的风险与伦理规约

新技术的风险与伦理规约摘要：近百年来，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各个重大领域的新技术层出不穷，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和改造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生活的一切，甚至成为人们生活的一切，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影响力会越来越强。但是，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如何有效的控制技术风险，并形成对技术的发展进行制约和约束伦理道德规范，已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词：科学技术技术伦理一、引言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空间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新型材料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迅速从美国扩展到全球各个地区。第三次技术革命不仅覆盖地域广，而且涉及到科学技术各个重要领域，其中最主要的高新技术领域有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六大技术领域。这些新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人们在这些领域的不断探索和研究，越来越多传统伦理理论和思想无法解决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重视和讨论，如信息技术引发的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问题，生物技术带来的生命伦理和医学伦理问题，能源技术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仅是为了控制新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些思考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活动的认识和反省。二、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从历史上来看，新技术的风险往往源自于科学技术活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由科学技术活动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活动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也会受到其他社会需求的影响，例如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等，在各种社会需求的交互作用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经常会背离其初衷。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有目的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一种理性活动，其行为本身必然会受到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大部分时候，只有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认识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和认识盲点才会显现出来，从而引发新的思考和讨论，并形成新的认识。例如制冷技术和DTT技术的发展，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应用，人们逐步认识到氟里昂对臭氧层的破坏作用，和DTT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的极大危害，才会进一步展开各层面的讨论，并形成规约对其使用加以限制。所以，人类对科学技术活动本质的认知上的滞后，必然会带来科学技术活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新技术的应用产生无法预知的风险。同时，“科学，从来就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从来就是社会中的技术。”1，“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中进行的，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2。尤其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体制的发展，科学技术活动从个别智者的自发行为逐步发展为建制化、职业化的社会活动，从“小科学”发展为“大科学”，社会需求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愈发显著。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初衷只是为了实现人类飞上蓝天梦想，但是真正推动飞机技术高速发展的却是军事需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推导出了质能方程，他无疑认为这一发现将会造福人类，但人类对原子能的第一个应用成果却是原子弹，并用其在二战中导致了近20万人的伤亡。近年来，化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各种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事故，生物技术的发展引发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担忧，由此可以看出，人类追求私利的各种企图、各种目的最终也会导致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新的科学技术体系和社会形势下，建立一个新的科学技术伦理体系，明确科学研究者的共同价值观，避免科学技术活动对人类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1，2曾国屏,高亮华等.当代自然辩证法[M].第1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353.害，是有切实的社会意义和必要性的。三、伦理与技术伦理伦理是人类基于理性的思考和认识，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各种关系而自发订立的行为标准，是人类追求“善”而构建起来的规则体系，是人类社会稳定存在并持续发展的价值基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其目的、过程和行为本身必定要受到伦理的制约，从这点来看，技术伦理是伦理的组成部分之一。尤其是在近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我们人类自身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而伦理规约则是对技术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技术伦理越来越重视，在伦理学研究和讨论里面，技术伦理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人类社会对技术伦理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便对技术的“善恶二重性”进行了辨证的分析，在肯定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提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人类道德沦丧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以道驭术”的传统技术伦理思想，认为技术的发展一定要顺乎于“道”，只有不破坏自然、顺应自然本性的技术才是“善”的技术，反之就是“恶”的技术，要反对和抵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力已前所未有的强大，正如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林克(HansLenk)指出:“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和能量,这都是技术及其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它已经成为改造世界、塑造世界、创造世界的因素”。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力，引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活动的目的和动机、利益关联、基本原则以及人性论等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并试图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技术伦理体系。但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的特性，使得技术伦理规约的制定陷入了困境。这些特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伦理与科学技术的关联性，导致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会要求技术伦理也随之而发展，这便要求技术伦理规约具有一定的开放性；2、如前文所述，由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必然存在的滞后性，要求技术伦理规约具有过程性。也就是说对技术伦理的认识、讨论和制定，必须贯穿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3、由于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使得技术伦理不可避免的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文化、宗教、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等，这使得技术伦理规约的制定必须经过广泛的协商和大量的妥协，必须具有一定的包容性；4、由于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技术伦理要比其他伦理更具有严肃性。从历史来看，人类文明是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组成的，二者相互影响、制约又相互促进。一味的发展技术而置伦理价值于不顾，必然会引发各种社会伦理问题，从而引起社会动荡。四、当代科学技术的主要伦理问题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各个领域的技术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这也导致了科学技术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和传统伦理等方面的冲突日益加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科学技术与自然环境的冲突。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和依赖，促使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些成就的背后却是巨大的生态环境破坏，近年来各种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屡显报端，森林面积和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各种电子垃圾和废旧产品被随意抛弃等等。此外，核电技术给人类解决能源危机带来了希望，但是从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到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无一不显示了核工程和核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巨大威胁。2、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冲突。“克隆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人”为实验对象的技术操作。几千年来，技术一直作为人类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而存在，可是，当技术发展到今天，当技术开始对“人”进行研究、实验甚至制造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以至于整个社会，从科学界到政界、从宗教界到学术界，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对此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此外，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个人隐私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近年来网络上出现的各种“人肉搜索”事件和各种“门”事件，当个人隐私被赤裸裸的放在公众面前，被公众争相传播、扩散和议论时，这事实上也是对个人尊严、权益和名誉的粗暴践踏，而个人尊严、权益和名誉的神圣不可侵犯，恰恰是构成社会基本伦理的重要基石。3、科学技术与公众权益的冲突。任何新的技术从来都只掌握在少部分人的手中，对这些新技术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并从中受益的也只是这少部分人。但是，需要承担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和后果的，却往往是不掌握这些新技术，不能从中受益的大多数人。因此，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又或者公众对技术的发展是否需要有决定权和否决权？而公众的这些权益诉求，必然与技术掌握者的权益相冲突。例如2013年2月在互联网上被广泛关注的“中国癌症村地图”，覆盖中国大陆的27个省份，癌症村的数量超过247个。这些村民们并没有享受任何技术带来的利益，却要承担技术带来的巨大痛苦，如果没有媒体和公益人士的介入，他们甚至于都不知道自己的苦难从何而来。4、科学技术与价值观的冲突。如今，科学技术已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任何一项新技术背后都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些利益的驱动下，技术的掌握者往往不顾技术本身存在的风险和对社会的危害，利用技术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牟取私利。例如，几乎摧毁了我国整个奶粉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可以说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从奶源供应到检验，从生产到制造再到销售，都非常清楚奶粉中含有过量的三聚氰胺，也很清楚三聚氰胺对人体的危害，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整个行业都保持了沉默。甚至可以说，在当前，技术的发展已经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为了追求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最大化，可以不顾人类长远发展的需要，而只顾个人眼前利益；可以不顾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而只注重局部小团体的利益；可以不顾技术潜在的风险，而只追求表面的利益最大化。5、科学技术与人类发展的冲突。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带来巨大创造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毁灭力。从石器时代开始，战争就是人类活动的主旋律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由冷兵器战争发展到热兵器战争，人类对人类的杀伤力也愈发强大。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死伤人数约3000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伤人数就超过1.9亿。而从无“核”时代，进入到现在有“核”时代，倘若爆发一场核战争，会不会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点？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发展核武器？如果继续发展，势必会导致“核门槛”的进一步降低，从而引发“核扩散”的问题，给人类生存带来巨大的风险。一旦核技术被少数极端分子或者战争狂人所掌握，必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如果不发展核武器，倘若未来的某一天，好莱坞大片《彗星撞地球》里的那一幕真的出现，人类又该如何自救？从科学技术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冲突来看，如果没有一个伦理规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进行明确，对科学技术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约束，科学技术与各方的冲突必将会进一步加剧，从而给社会带来隐患，给人类发展甚至生存带来风险。五、技术伦理的基本要素虽然从2500年前的先秦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技术伦理，并建立了“以道驭术”的传统技术伦理思想体系。然而，一方面由于技术自身的发展，使得技术伦理必须也同时发展，以适应新技术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科学技术更具有复杂性，产生了许多传统技术伦理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所以使得传统的技术伦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科学技术发展。自从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来，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例如2003年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中德科学技术伦理研讨会”，对技术伦理标准的普遍性，技术、生物学和生态学的伦理，以及东、西方技术伦理异同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但是，由于技术本身的发展性和复杂性，人类社会至今也没能形成一个普遍适用的新的技术伦理体系。然而从这些研讨中我们仍然能总结出当代技术伦理所必需具备的一些基本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1、开放性：能容纳技术的发展，并随之而发展；2、广泛性：能保证公众的权益，各方广泛、普遍的参与技术伦理的制定；3、过程性：从科学发现开始，到形成技术应用成果并进行推广，技术伦理的讨论应该贯穿整个技术发展的全过程；4、严肃性：伦理对技术的制约和约束必须明确，“科学有禁区、研究有纪律、应用有禁忌”；5、包容性：能接受各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