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艺近现代化影响刍议

新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及其对中国文艺近现代化影响刍议现代人类文明在科学，艺术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而来的。在西方世界曾有过三次举足轻重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智者运动“。第二次是起源于13世纪意大利，盛行于16世纪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第三次是发生于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代人类文明成果大多都建立发展于这几次“思想革命”之上。特别是其对艺术创作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影响。从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彼得拉克的十四行抒情诗《歌集》，再到经过伏尔泰发展的“天赋人权”。对人文主义的开辟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三次“思想革命”中，“文艺复兴”的开辟被视为标志着欧洲“中古时代”的结束。既然“中古时代”被视为西方文明史“古代”与“现代”的夹层，那么申言引之“文艺复兴”即可视为“现代文明”的起始。同时，更是艺术内容，形式和语言近现代化的开端。然而同时代的中国由于封建统治的根深蒂固，历经几千年发展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也已经较为健全牢固致使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受到遏制，也导致类似于西方三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运动没有在中国土地上产生的物质和阶级条件基础。所以就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处于同时代的的中国的发展是落后于西方文明的。而且中国的历史从史前时代逐渐发展到西方现代史来临前，并未出现类似欧洲的大分裂时期。虽然中国曾历经过诸多王朝的统治和外族的入侵，但在文化发展上基本上是平稳的。加之封建统治的根深蒂固。所以的“文艺复兴”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在中国自身历史进程演变下而不经由外部的影响而发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自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打打开的东方古国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遭受到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扰。从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直至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再到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晚清封建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然而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民国政府却没有从根本上挽救民族危亡，尤其在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封建势力和思想在中国并未完全扫除，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各种外忧内患空前加剧。以陈独秀为首的一群受过日本（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或西方现代化教育的有识知识分子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于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展开了中国近现代化的革命或称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即今日谓之“新文化运动”。作为如果说“文艺复兴”开辟了西方近现代文艺的内容及其表达形式。那么把“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文艺近现代化的端倪也毫不为过。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都可看做一场资产阶级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二者所要解放和反抗的对象却有所不同“文艺复兴”主要是反抗封建神学，要求解放在中古世纪以来被神学禁锢的“人性”。而“新文化运动”则旨在反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主张文明开化的西式思想。最具说服力的便是“新文化运动”前期概括性的四个提倡即“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以及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即“民主”与“科学”。虽然能够在新文化运动看到的直接有关文学或称之为艺术创作的革新诉求仅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一条。但如果具体结合当时和之后的文学及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来看，其他三条主张和两个“先生”也都是指导性的观念。换言之，即“提倡文学，反对旧文学”是对艺术语言和表达形式表现媒介的革新诉求。而其他三条则可以视为是“新文化运动”在艺术创作主题和内容方面的革新。最直观的体现便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适先生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以1916年胡适先生的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5期上的名作《文学改良刍议》为例，先生在文中提出八条改良观点：“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究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句”一、二、四是“精神上之革命也”，三、五、六、七、八则为“形式上革命也”。所谓“精神上之革命”即艺术创作的内容和主题，而“形式上革命”则为艺术的表达形式和表达媒介。所以可以认为，整个“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出的“四条革新诉求”和“两个指导思想”都在实质上由内而外地影响到近现代中国文艺作品的创作。《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化运动”也是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而接着就也不得不提到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影响深远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1918年5月15日首次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其内容大致上是以一个“狂人”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封建礼教文化“吃人”的实质。给中国传统腐朽封建文化以当头棒喝，给世人以醍醐灌顶。它不仅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更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尔后无论是大陆的民国时期与后来的中国台湾的写实主义作品，和社会主义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溯源都要从它说起。甚至在近现代的中国文艺作品中，不单单只是文学艺术的创作受到鲁迅先生及其作品的影响，还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许多艺术门类内都受到其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还涵盖了艺术创作的主题与内容。即前文所言的“形式上”与“精神上”都受到其影响。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画家中受到其深深影响的大家不胜枚举，其中有赫赫有名也是我个人十分尊敬的吴冠中先生，还有像黄永玉、陈丹青、夏葆元、林旭东等中国当代杰出的画家。他们的创作从形式和内容都深受其影响，如黄永玉的版画《鲁迅与木刻青年谈珂勒惠支版画》，陈丹青的杂评集《笑谈大先生》，夏葆元，、林旭东合作的连环画《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等作品无不深刻体现。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说之前列举的绘画艺术都是“单向的”，即以被影响者为“主动”以鲁迅先生为“被动”的影响。那么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大重要篇章——“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则是以鲁迅先生为“推手”的主观意志下“双向影响”的产物。1931年鲁迅先生在上海倡导发起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直到今日的中国美术史学界都一致认定至“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开辟，才开始了我国版画的创作史。需要指出的是“版画创作史”与“版画史”有实质性的区别。中国的“版画史”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以前，即“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开展之前都只是停留在“刻画”和“复制版画”的阶段，二者不仅在制作技术上有很大差别，而且在作为艺术的功能与现实意义上也有质的区别。而鲁迅先生通过“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介绍了一批西方和日本的优秀版画家、画家如德国“表现主义”先驱珂勒惠支，日本的露谷虹儿、竹久梦二等一批世界近现代美术史上都赫赫有名的杰出画家。不仅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开拓了国内版画或美术界特别是青年画家的视界。也直接开辟了后来的“国统区美术”的战斗力。包括现在中国八大美院在内的“鲁迅美术学院”及其前身“鲁迅艺术学院”，中国版画界“鲁迅版画奖”都是在这一系列影响下催生的。而后的所以直至今日，鲁迅先生都是中国美术界一个重要的创作题材。而且“新文化运动”多元并包的思维价值也深深影响并催生了中国美术界的几次解放运动，其中最著名的的便是反艺术上“左倾“的“八五思潮”，它打破政治对中国艺术的禁锢，直接塑造了今日的中国美术。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影响是间导性的，即除了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是直接从内容和形式上，从“精神上革命”和“形式上革命”的直观影响，其他则多为“精神上的影响”。那么“新文化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在文学艺术、文化上的影响则是最直接的影响。是直观诉求。从《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新文化运动主要旗手之一陈独秀先生提出的“打到孔家店”全面否定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到世界名校康奈尔、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胡适先生《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对学术“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要求。再到鲁迅先生用锋利铿锵的文字铸造“民族魂”，到获得“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的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对白话文的鼎力推崇。到周作人先生翻译大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并开拓奠基中国民俗学。再到语言改革活动家钱玄同先生提出的“废除汉字”的完全西化的观点。无一不如晴天霹雳，深深撼动了近代中国文化界。尚不论先生们的一些诉求是否过于激进，如“废除汉字”如全盘否定“儒家文化”，如《文学改良刍议》中主张“不用典”等。但这些先锋的观点正如同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学术要求。并且强势地打开了近代中国文化界被封建文化禁锢了千年的思维。而《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对近现代文学改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1918年1月出版的第4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杂志完全改用白话文，并采用新式的标点符号，刊登大量的新诗，同时期的许多进步刊物都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改用白话文。这场文学改革运动还拓展到许多全国大型的报纸。这些报纸中的短评，通讯和社评后也都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以这场运动使全国的报纸和刊物等公共纸介媒体焕然一新，也使广罗大众能够直接接受“新式文学”。为中国文学过渡到近代乃至现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影响深远而厚重，当然其中主要影响肯定是积极的。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矛盾分析法来研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所以无可厚非的是“新文化运动也有其消极影响的一面。如在要求革新之外的过分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全盘西化。全面否定“儒家思想”，“废除汉字”等观点都是激进欠妥的。不过在我读到的许多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史学书籍中对待其“消极影响一面”或者说“局限性的一面”却是稍显苛刻的。这多少可能也和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有关吧，我也就不多作诌评。但就一些方面还是想阐述一下我的短见。现今中国大陆史学界，包括我们读过和正在读的中学，大学历史课本对“新文化运动”局限性的归纳除开我之前提也提到的观点之外，大致主要认为的是：“1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2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3文学革命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大学历史课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编的第四章第一节“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在此也不再多作冗述。且不论其观点是否合理，不过在看待历史问题时，任何过分的苛责都是毫无意义的。而需要的是把历史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下去判断。就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提出过“历史的阶级分析方法”。“新文化运动”究其根本是一群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和国家危亡，在文艺上或些许政治上的改革要求，它们不是政治团体或是一群政治家。在政治问题上给予其过大的苛责委实可笑。要求其联系所谓“广大群众”在那个时代也是苛刻的，试问在上世纪初能够认知“尼采”，“康德”，“维特根斯坦”观点的“广大群众”又有几人呢？所以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就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方面的“精英性”。或者说也有“推广”的可能性，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段过程和相当的时间。西方文化体系的建立还历经了三次“思想革命”加起来上下也有两千多年，而要求“新文化运动”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完成西方两千多年的思想解放任务进而“推及大众”不是强人所难吗？20世纪初的中国站在千年以来历史最大的风尖浪。，那个时代充满希望，但更多的却是残酷的现实。面对民族危亡、国仇家恨，一群有识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为一个崭新的中国披荆斩棘，带月荷锄。此境若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到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跋其实写这篇论文十分惶恐，一来是自己对历史谈不上有十分深入的研究，二来是作为一个念“美术专业”后生去评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