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与儒家政治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何谓法家？中国古代社会法与刑不分，孔子德主刑辅，荀子的治之经，礼与刑，以及当时社会的刑不上大夫等等，都是法与刑不分，而在法家理论中，法的真正含意是刑，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家与其叫法家，不如叫刑家。特别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并不是现代意义上法制理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家与其说是以法治国，不如说是以刑治国，这种以刑治国的理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独裁理论。他是为封建专制帝王服务的，但是对于中国广大民众来说是则是一种残暴的统治理论。法家的派别，其形成不同于儒、墨，有些近似于道家。它不是由一个宗师培养出来的统一学派，然后又分化成若干分支流派。而法家的师承关系并不那么直接、明显，如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但不是受业于法家，而是荀子的弟子。虽然如此，法家，还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成就最大的一个学派。从时间上看，它贯通整个战国年代，从空间上看，它活跃在七雄并立的各国舞台上。战国时期的法家，依其生活的年代，可以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以李惺、商鞅、慎到、申不害为代表，后期法家以韩非为代表。据载，李俚在魏国变法，着有《法经》，后商鞅携此书去秦国，作为改革的重要依据。此书已佚，在前期法家中，商鞅重于刑治，申不害重于术治，慎到重于势治。这也是法家中影响重大的几派学说。韩非是法家中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前期法家思想阶前提下，创立了刑术势兼用的政治理论。法家学说的一般特点主要有以下四点：１、强调以刑治国是法家学说的核心，严刑重罚，使人们不敢犯法，令行禁止，信赏必罚，达到严而少恩的地步。法家强调刑治与儒家强调仁政是不同的，儒家的仁政是用来对统治者进行约束的，而法家所谓法治则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两者的目的不同的。２、绝对尊君，强化独裁。先秦备学派对君主的态度，儒、墨、法有共同点，都强调尊君，都维护专制制度。但又有不同，儒家的尊君是有条件的，即从道不从君，君与道比较，道高于君，也就是政治理想和原则比君更重要，行道是尊君的前提。因而，孔子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出仕当官是为了行道，而不只是为了荣华富贵。邦无道，富且贵，耻也。墨子主张尚同，天下臣民一同于君主，是君之所是，非君之所非，君主的好恶就是是非的己标准。但他在天志中，还主张天子与各级官吏应是民选的，会参考民意；又提出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孝慈，强调的是君民上下的各自人格和相互关系。道家不否定君主，但不主张专制，特别是庄子倡绝对自由，敌视君主与专制。先秦诸子，影响重大的学派，唯有法家把君主说成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而臣民都应当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工具或材料。国君说一不二，他的谱就是法。一断于法，唯君例外。他们还主张采取一切办法加强国君的权力，大权完全集中于一人之手，保证君主绝对地成为国家之主，有效地进行专制和独裁。３、人性好利与以刑治民。法家把性恶论推向极端，荀子认为人性恶，需要教化，可以转变。法家则认为人人是唯利是图，本性不可改，包括父母子女，只能晓以利害，为我所用。慎到就说，木匠打棺材，愿意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商鞅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从生到死都是围绕名利转动。韩非的类似说话更多。这是法家的共识，因而，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对民众的行动只能用严刑峻法，进行镇压，使之不敢妄动：用高奖重赏，以利诱导，为我役使。在精神上，只要进行以吏为师、以刑为教的教育即可，其它一切文化、道德都可以不要。在法家的心目中，君主对民的要求，只是平时用其力，战时用其死，如此而已。对臣下，君臣间是一日而百战，是不得已不用的劲敌，要警惕百倍，随时有可能篡权，随时有可能杀头。人际间唯有利害，相互间有如豺狼。因而，他们认为仁义慈惠是亡国之途，唯有靠峻法威胁才能富国强兵。二、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一）慎到的势治理论１、关于势的决定作用慎到的政治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他较全面地看到了刑、术、势在治国中的作用，因而他的论述中全面涉及到法家学说的这三个基本范畴，不过在这三者之中，他更为突出了势，更强调势的作用。二是为了得到势，他在倡尊君的同时，看到了法的制约作用和民的作用，这是后期法家所无的。慎到认为，在刑、术、势诸因素中，势至为重要。所谓势，就是地位、权势，因而有了势，就能指挥一切，失去势，则只能听命于人。对此，他说：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譬如，当尧是老百姓的时候，对其左邻右舍也难于调动，而称帝以后，就能在全国今行禁止。由此现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下引只注篇名）有了权势，缺德少才的人就能支配贤德智能之士，可见权势决定一切。因此，他认为君主所以成为君主，主要是因为他掌握了权势，而不是由于他道德才能多么超众。正为此，势对国君是至为重要的。基于对于权势重要性的认识，慎到创造出独特的权力制衡理论。即在一元统治下的权力制衡。慎到认为，君主为保持其政治地位，必须实行独裁统治，国家不能存在二元或多元的统治中心，两则争，杂则相伤。（《德立》）关于这一点，慎到说，国家可以多贤，但不可以多君，国家可以无贤，但不可以无君，也就是说，君主的一元化独裁统治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慎到的制衡，不是指君臣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在君主握有绝对权力条件下，重臣之间的分工与制约。他说：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德立》）就是说有两个重臣同时握有权力，出现并行权力，必然要相互争夺，比高下，形成动乱，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在国君的牢固控制下重臣之间各有所能，又能权力制衡。２、关于势治的要领君主如何控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实现其独裁统治，慎到提出了以下几点要领：第一，君主以得民要挟臣下。君主要能有效地进行独裁统治，巩固权势，就需要有力量制服群臣，如何制服，慎到提出，最重要的是设法使自己在民众中树立成信，通过得民，来挟制臣下。第二，不尊贤。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其中，儒墨两家持之犹力。慎到则一反儒墨的观点，认为实现君主的绝对统治，必须以否定尊贤为原则。他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佚文》）第三，君无事，臣有事的统治术。慎到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尽量地发挥臣下的作用，让臣下尽职尽责，把事情作好，君主坐收其利，做到君逸乐而臣任劳。（二）申不害的术治理论申不害，京（今河南蒙阳县东南）人，生卒年已不可详考。曾为郑国大臣，后来郑被韩国所灭，申不害归于韩，韩昭侯时任他为相。申不害是战国法家的一个重要流派，在政治上，申不害侧重于术，同时也较为重视刑和势的作用。关于申不害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裁有《申子》六篇，今仅存一篇，保存在《群书治要》中，名为《大体》。１、关于术关于术，顾名思义，即指权术。术与刑不同，用法的对象是民众，所以法要公之于众，使人人皆知，而用术的对象是群臣，只能由君主藏于胸中，一人操纵。为什么君主要用术来驾驭臣下？申不害完全是为君主的利益考虑的，他认为，对君主的致命威胁主要是来自群臣。他说，国君所以要修筑牢固而高大的城墙和严实的门闾，就是为了防止盗贱敌寇的强盗入侵，然而，今夫弑君而取国政，非必愈城郭之险而犯门间之闭也。（《大体》）即那些杀掉国君、夺取政权的，不一定是那些越城人户的贼寇。往往是君主左右的近臣。因此，君主首先应该防犯的是大臣，这些人最有篡国弑君的可能。所以，申不害提醒君主们，对于臣下要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大臣都是靠不住的，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必须使臣下慑服，其关键在于运用术来驾驭臣下。２、用术的要领申不害有关实行术治的论述较多，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明君使臣并进辐凑。（《大体》）即在君臣关系上，有如车轮，国君比作车毅，臣下好象辐条，君臣之间洽如辐条集中于轮毅，臣下每人都直接向君主负责，集大权于国君一人。这样，就可以防止重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大体》）从而，做到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主处其大，臣处其细。（《大体》）以达到集国家最高权力子国君一人之手。这就是申不害主张君主用术的目的。第二，正名责实。即根据每个臣下担任的职位，首先要正名，然后要根据臣的名分去督察他的职守，责令他们完成本职工作，要求每个官吏做到名实相符，忠于君主，检其得失，论其赏罚。这也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大体》）。正名责实的目的是控制臣下的行为，使臣下严格洛守自己盼职分，即治不逾官，而群臣的职分又都是君主规定的，治不逾宫就是要求臣下不得违背君主的旨意，逾职行事或擅自妄为。第三，示天下以无为。无为，本来是道家政治思想的基本范畴，但在申不害的思想体系中，无为与道家的含义己有重大差别。申不害所说的无为，其主要点就是君主把自己的想法或意见隐藏起来，去听，去视，去智。喜怒不形于色，使臣下感到君主神秘莫测，既无法去迎会君主所好以成己之私，又不敢违背君主的意志而擅自妄为。这即为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就是君主不暴露自己，臣下则迷惑不测，忐忑不安；反之，君主乐于显示自己，共结果则是不论说的、做的对与不对，都给臣下提供可乘之机，有空子可钻。所以，慎到认为聪明的君主，应该是不露声色，统观全局，洞悉一切。简言之，这叫藏于无事。三、商鞅的政治理想二、商鞅本着良乌择木而栖的原则，向秦孝公进行试探。前三次会见，首次商鞅谈以帝道，秦孝公直打磕睡，弗听。第二次语及王道孝公比前次更不爱听。第三次说之以霸道，孝公善之。到第四次会见，商鞅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非常高兴，与商鞅语数日不厌，深得孝公赏识。于是任以左庶长（秦国官爵分为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主持变法。从公元前三五九年始到前三五０年的十年间，在商鞅主持下，两次进行变法，被晋升为大良造（官爵第十六级），后又封于商（今陕西商县），称为商君。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也正为当时统治者服务。关于商鞅政治思想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着录《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商君书》二十四篇，为商鞅及其后学所着，其成书年代不出战国。在战国法家的诸流派中，商鞅以重视刑的作用而独成一家。与慎到、申不害比较起来，商鞅虽然也谈到术与势但其刑治理论更为细密。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定分》）就是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防止人民作恶的工具。因而，他认为，治国而抛弃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而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而不要衣服；希望向东而两走，愈走愈远。就是说，治国不可一日无法令，法令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前提和根本。商鞅的法令也就是统治民众的刑法。刑法对治国如此重要，主要是由于法有以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刑法能够定分。分指的是人们之间的财产分界或所有权。商鞅说，一个兔子在野地跑，会有一百个人追逐，并非由于兔子可以分为一百份，乃是由于兔子归属的名分未定；在市场上出卖的兔子到处可见，而盗贼不敢夺取，这是由于兔子的归属名分已定。以小喻大，一兔如此，就国事看，名分未定，则会令好恶大起，人主夺（失去）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其结论是故大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定分》）这就是说，确定名分，明确财产所有权，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甚事会招至失权亡国丢掉社稷的后果。因而，要防止社会动乱，达到君安国治的根本办法是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分界，即定分。然而，定分又必须通过法令来实现，法令不明，名分则不定。因此，商鞅主张立法明分，象古代帝王制造了秤和尺一样，计量明确，大家公认，共同遵守，他说：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因此，要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努诛之（《修权》），就是合于法定\\\'程序的给予赏赐，损害公益秩序的者予以惩罚，而前提是有法，有国之权衡。二是法令能够胜民。商做说的胜民就是要制服民众。他很明确地指出，法律的对象就是人民，法律如果就能起到约束人民行为的作用，国家则必然强盛。他说：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说民》）要使法能够胜民，其前提是把国家所有的臣民都视为好民，而且要依靠好民。他说：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好民治，必治至强。（《说民》）就是说，国家要得到治理和强大，要依靠的是奸民，而非良民，这是由于在商鞅看来，所谓良民是讲道义的，顾及个人情义，不肯揭发他人罪恶以自利，个人讲良心但对国家不利。奸民则与此相反，为私利不顾一切，以告好、陷害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