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_12911

案例分析:扶贫转型----从行政到市场资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答中外记者时提到有关农业和贫困人口问题:[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熟悉您的人都说您是一个重视事实，也非常注重数据的人。麻烦您告诉我们，在目前中国国情当中，有哪些数据您认为是最为可喜的？有哪些数据最忧心、牵挂和关注的？另外，5年后的中国您期望是什么样的中国？温家宝总理说：“我这几个数字已经点出了三个问题：农村问题、下岗和再就业问题、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东西差距问题”。资料:温总理又说：“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说是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是3000万左右。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标准是低水平的，人均625元”。温总理又说：“如果标准再增加2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一、我国政府二十四年来扶贫工作成本高昂２004年5月27日,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在全球扶贫大会期间接受专访时说，自从中国于１９８０年开始设立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规模由最初的每年５亿元增加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１２２亿元。２４年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扶贫资金１２００多亿元。中国针对贫困人口的扶贫专项资金投入逐年增加；面向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制定了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减负；利用财政贴息方式引导银行贷款支持扶贫开发。据统计，中央财政对农村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在２００３年达到６６０多亿元，占当年中央财政支出的4.2%。从１９８６年到２００３年，中央财政共计安排贴息资金近５０亿元，通过对扶贫贷款利息给予补贴的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1330亿元。一、我国政府二十四年来扶贫工作成本高昂(中国《财经》杂志２００２年４月５号）从１９８６年开始，伴随着反贫困成为一项政治任务，中国政府的扶贫资金投入逐年加大。截止２００１年，仅中央政府的财政资金、以工代赈、信贷三项扶贫资金的投入，总计达约１８６３亿元。根据学者从官方提供的数字进行的推论：１９９４年时的农村贫困人口总量约为７５００万，其中国定重点贫困县函盖了５８５８万人，未能覆盖的约为１６４２万人；到２０００年底，国定贫困县的贫困人口减少到１７１０万人，贫困县外的贫困人口还有１２９０万人。考虑到政府的扶贫资金是被指定由于国定贫困县的，因而贫困县外的贫困人口减少，可以近似地被认为是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结果。同等效果也作用在贫困县内，可以推知贫困县减少的贫困人口中，有１２５６万人来自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２８９２万人来自扶贫资金的效用。中央政府在这６年内，虽然耗费专项资金１１６１.5亿元之巨，占全国扶贫总投资的６５％，即使在同等效率下，也只贡献了１８７９万人脱贫。一、我国政府二十四年来扶贫工作成本高昂我国政府二十多年的扶贫之路，事实上是一条政府扶贫之路。(一)扶贫之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的扶贫基本上是救济式的,没有设立专项的扶贫资金.1978-1985年间,由于农村改革的推进,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迅速减少到1.25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786人。但1.26亿人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1986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农村存在绝对贫困,并于当年成立专职扶贫工作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简称国务院扶贫办),确立了政府从传统“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方式的转变，同时安排相应专项扶贫资金及专门的优惠政策，以支持贫困地区的开发。因此，后来人们通常把1986年看作是中国政府扶贫的开端。(一)扶贫之路1986-1993年，中国政府确定了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实行有重点的以“促进区域增长”为目标的扶贫战略。专项资金被指定用于重点县，遵循“经济开发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这一原则。这里的“经济开发”被定位为“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商品经济”。在这一设计的思路下，大多数贫困地区在使用扶贫资金时选择了以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演化为“贫困地区工业化”的资金政策。１９９４年３月，政府出台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扶贫目标限定在绝对贫困的人口，并重新划定了５９２个贫困县。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见，扶贫资金的使用政策事实上是“满足基本需求”、“促进贫困地区工业发展”，侧重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对贫困地区骨干企业的支持。(一)扶贫之路１９９６年，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扶贫政策再次调整，一方面强化“满足贫困人口基本需求”，同时主要支持当地“龙头”企业，并且扶贫资金分配到省，有省（区）政府统一安排使用。（二）“政府扶贫”的缺憾“政府所设计的“区域开发式扶贫”模式，脱离实际，收效甚微。“政府扶贫”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扶贫行政机制固然有组织和动员能源能力强的优点，但由于其机制中固有的“官僚病“，致使管理成本过高。行政指导下的资源分配方案和地方强势力量的干扰,是扶贫资金不能完全落实到户,结果往往是将本来需要援助的贫困人口排除在外,而使贫困县中的富人成为政府扶贫的最大受益者。（二）“政府扶贫”的缺憾地方政府对“开发式扶贫”的理解偏于狭义，导致“短视”，使得在很多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为了体现政绩、充实地方财政，往往强调生产性项目建设，挤占社会服务化服务项目康德资金，加剧了本已不平衡的资金与项目的格局。监督和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扶贫资金严重流失。监督和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扶贫资金严重流失。学者看“政府扶贫”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研究员在其题为《中国国内扶贫行动评述》的专题研究报告中认为：“一系列局部调查显示，目标明确的扶贫行动对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扶贫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及其带来的全面经济增长。”学者看“政府扶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ＣＣＥＲ）与世界银行研究院（ＷＢＩ）‘扶贫与发展’系列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探讨第二代农村反贫困策略》的论文也引用了康晓光的以上结论。他甚至进一步明确指出即使扶贫资金没有被非法挤占挪用，即使资金的管理使用者认真负责，中国政府的扶贫也是缺乏效率的。二、值得深思的贫困者心理一个并不真实却反映现实的故事……三、经济转型期扶贫政策的重新定位行政－市场扶贫转型：行政—市场一位经济学家的“扶贫实验”，预示着中国扶贫的发展方向扶贫政策变化隐于细微变化之中“市场扶贫”尝试公民社会的发育，扶贫观念的转变“市场扶贫”尝试１、母婴平安120行动２、小额信贷扶贫３、绿色长城计划４、天使工程５、紧急救援６、贫困农户自立工程结束语公共政策的作用方向和政策效应，主要是解决所谓的“市场失灵”，而不再实行过去那种政府配置包打天下的管理和政策。政府的公共政策应转到体现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应有的经济角色职能和地位。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政府扶贫正是为了校正市场的失灵；但当政府出现了“失败”，就需要政府之外的更多组织参与，政府的扶贫职能应当转变为只是动员扶贫资源，这也是我国扶贫正在面临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