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主持人：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院长王方华教授时间：6月12日（周四）上午9:00演讲人简介：樊纲教授是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专著8部。樊纲教授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年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年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至今任现职。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9月，樊纲被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学，离不开管理学。今天我们还是稍微讲一点理论，几年年我跟废纺与教授在院的支持下成立一个管理经济学中心，我也有一点责任讲一下转轨经济学的问题。今年年底，正式是改革三十年。大家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研究来回顾、纪念、分析这三十年的历程。个人最近也写了一点东西，也许有些东西体现在我一会讲的过程当中。力图用转轨经济学的方法、观点来分析、理解我们三十年。也许对今后三十年进一步发展改革有点益处。对于诸位也许不是直接做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政策工作，但是理解市场发展的进程，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有好处吧。诸位可能现在关心现实的问题跟这些问题不太一样，但实际你仔细想想后面我们所讲的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首先讲讲到底什么是转轨经济学？为什么我们分析这三十年，还要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分析？有没有转轨经济学？存在不存在这样一个学科？有没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方法？研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理论较真的问题，实际是对我们转轨过程的一个理解。大家都知道，经济学有一个大的分支是制度经济学。它相对的独立于微观、宏观等等这些市场均衡的分析。它是市场分析的基础，是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前沿里面讲，我们描述怎么样一个制度，教科书后面说的是，我们后面分析的东西都是在这样一种制度条件下，通常西方教科书是在私有制的经济条件下市场怎么运行、价格怎么决定，均衡怎么变动等等。制度经济学又有几个分支，有几个不同的理论方面。第一，一般的制度经济学，它研究制度本身，任何一个经济制度，制度的各种要素，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制度产出的效果，一种制度可能达到的效果，也就是它研究一个A或者研究一个B，不管是哪个制度它反正研究制度的一般制度都有哪些构成，一般说法是一个激励机制，一个约束机制，然后一套规则。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规则。当然这里面，制度有什么制度？正式的制度，有文字的，需要有强制的制度，非正式的，通过文化等等体现出来为正式的行为方式、行为约束等等大家都可以讨论，这是一般的制度理论。如果有两种制度，一种A一种B，比较这两种制度有哪些差异，不见得是优劣，就叫比较制度经济学。这是早期在计划经济存在的时候，西方三十年代开始发展就有一套理论叫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它们之间的差异。当时教课书一般都不最后确定，谁优谁劣，只是说它们运行机制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个结果，为什么那个结果，就叫比较经济学。我们通常做制度研究当中，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比较经济学研究。你仔细看看，很多关于制度的论文、关于改革的论文，一上来很大一篇比较，为什么计划制度不好，为什么市场制度好，为什么这个制度有缺陷，我们要变成那个制度。它是在设定转轨制度的目标函数，但这当中它在进行比较经济学研究，A和B两者差异在什么地方？最后有一个比较，就是B优于A，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作出一个结论，我们要向市场经济转轨，很多论文通常都是这么一个分析方法，特别是早期的论文。严格说来，只要比较两种制度就叫做比较经济学，不叫过渡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还有一种理论就是一般的制度变迁理论，转轨制度经济学里面原来有一套理论讲制度变迁。现在又有了叫转轨经济学，这两个东西差异在什么地方？都是从一个制度变到另一个制度，它们的差别在哪？我们回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通过历史数据，通过经济学基本方法，人们的理性选择，它实现了制度的变迁。那些理论分析的是人们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自觉的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是不自觉的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它研究的是中世纪从原来的小农经济或者是封建经济逐步的，由于新技术的出现，人们为了捕捉新的盈利机会，主要是新技术、新大陆这两个，大家形成了新的制度，是大家不存在明确目标的制度变化的过程，它几百年的过程当中，今天发明一个小制度安排，明天发生那个制度的安排，逐步逐步过了几百年，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几百年的时间，逐步形成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到了18世纪、19世纪。它目标属于未知的过程。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以后，转轨经济学才出现，转轨这个词出现不是因为中国改革，是因为苏联东欧改革，出现了这个词。这时候改革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历史上没有出现的一个现象。人们是要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计划经济向另一个已经存在了的，至少在别人那里存在过，或者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制度变迁，就是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对人们来说不是未知的，它是一个已知的目标。中国不明确，苏联东欧很明确，当时就是300天、500天我要回到欧洲去，现在东盟用的词也是要回到欧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变成欧洲、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欧美的这些经济顾问们都到苏联东欧去给他们出了各种方案，300天、500天转轨道，它非常明确，这儿一个轨，那儿一个轨，你转过去。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它的特点是已知的过程，要转轨的目标是已知的，不是未知的。是A向B转轨，但是B以前是未知的。当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计划经济都是实现一个未知的东西，中国可以说是已知的，我们学的苏联，但对苏联来讲，当时是未知的，当时已知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上的一个蓝图，落实到实践当中不知道怎么做，也是一个未知的体制，它是一种革命性的，是未知制度变迁的过程。到了20世纪末这个过程是一个已知的过程，制度目标是清楚的，是知道的。这时候，我们中国知道不知道呢？一般的说法，中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知道这个目标的话，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转轨问题，中国问题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我们想想，我们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开始的文件最早的转轨目标，如果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话，当时正式提法是向一个计划经济以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光想一开始，你把这全过程想想。把这三十年的过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协，做很多的变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一块，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这不转轨嘛，一会我要讲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渐进的过程，它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照照，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模式，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还要讲，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的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然后再想想著名经典的语录，摸着石头过河，过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但是过河这件事实际是明确的，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我知道我的体制不行，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种体制它的效率比我好，我要向它学，要向那个彼岸过去，这一点其实是知道，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实际上已经是说明了目标是已知的，路径不知道。因此，转轨经济学也不研究A了，理论上也不研究B，A和B的比较模式，这是比较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假定中国是比较经济学，我们不断进行比较经济学研究，实际我们两套理论都在发展，但对于苏联东欧来讲，比较经济学已经不做了，它们一开始上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至少前300天500天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它不研究A和B，它研究A和B中间箭头里面的问题，因为转轨经济学特殊的问题就是箭头当中的问题，其他那些都属于比较经济学问题，一般制度说比较经济学问题。转轨经济学存在不存在大家可以讨论，它的特殊问题是有的，就是一个已知目标的，向一个现实当中已经存在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件特殊的事，它不是研究以前未知目标的过程，而是研究已知目标的过程，研究这个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转轨经济学特殊的定义，特殊的边界，它特殊学科的内涵。当然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之所以对现在不仅是一个学术较真的问题，它是一个在理论和政策上，在现实当中有意义的问题就在于实际上，至少到30年以后我们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说法，但是我们要想建立这个制度，这些制度的基本特征，要向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我们必须建立。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我们有过去的文化、历史，可以有中国特殊的关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会保留下来，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产权关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团的参与。你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制度要素，你要想有那个市场经济的效果，你一定要有市场经济那些基本的制度要素。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学科定义问题，我们既然要转轨，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上实现这个转轨。下面，我们就进一步研究三十年转轨的过程。我们假定向什么转知道的，假定起点是知道的，就中间这些问题了。中间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通常遇到两类问题，第一类是改不动，有些不愿意改，或者改不动。这就是很大阻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不会改，一改就乱了，不知道怎么改，这是经济学意义上转轨遇到的两大问题，第一类是利益障碍问题；第二类是知识和信息的问题，有关制度的制度，知识和信息的问题，我看来转轨经济学既然别的都知道了，着重研究的就是这两方面问题带来的，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利益，特别是既得利益。转轨过程实际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约束性和信息不完全条件的约束下向着一个已知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这是转轨经济学特定的问题。我要朝着已知的目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受两方面条件约束，一方面是旧体制的约束，旧体制怎么约束呢？通过旧体制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这样形成阻力的约束。第二方面，人们的知识信息不完全，每走一步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信息不完全的约束，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知识不足，必然产生一些混乱等等。大概是这两大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约束。现在，通常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自然的说法——解放思想。约束是意识形态的约束，我们要打破这些约束，要加快改革就是解放思想，这是大家几十年来一直说的话。我完全不否定解放思想的意义，但是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解放思想也是一个使信息更加完全的问题，它跟我后面讲的问题是一致的。制度经济学本来就对意识形态给予很高的重，意识形态在制度经济学里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是是对制度决定的因素。这在诺斯等人分析的角度是意识形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它可以使人们在自己利益的计算当中更加无私的奉献，为新的制度而奋斗。他为新的制度奋斗的革命者、制度的创新者，他更少考虑自己物质的利益，他想更多是原则，正义、道德，更想为社会的公正，因为制度是公共品，它不是一个人消费，不是私人消费，它是社会大家要消费的，意识形态使人们为新制度而奋斗。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