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建设论文中国政治发展论文

民主政治建设论文中国政治发展论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发展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尽管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出现过挫折和失误，但对民主的探索和实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建设的主线。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找到了一条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将更多地享受到这种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的政治文明的成果。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民主政治建设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谈到，“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政府(即使它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成就，而且也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不但没有产生政治混乱，而且还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并愈演愈烈的混战时代。孙中山称之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地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有代表性的观点，即他们大多对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做出的贡献是认同的，但坚持认为中共及其政府是“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与民主”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中共早期的民主探索与实践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思考和接受西方宪政民主思想，是以拯救民族和复兴民族这两大主题为基线的。他们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也同此理。而促使他们最终放弃西方民主模式而师从苏俄劳动阶级民主的直接动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成他们实现这种转变的则是“五四”反帝爱国民主运动。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深深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另一方面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参照，迫使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奋起救亡图存,而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就是向西方学习。但是，从“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再到共和民主的辛亥革命，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p1470)后来成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林伯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感慨地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清帝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2〕就在中国政治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的严峻关头，中华民族的一批最优秀分子开始了对中国宪政民主道路的全新思考和探索。他们就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苦苦求索中的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民主制度产生了深深的疑惑。正当这种怀疑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升级而日益增强的时候，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1919年中国国内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民主运动。也正是“五四”运动所带来的全民族的觉醒，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思潮在中国的迅速高涨。“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探索彻底改造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新的道路。这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大多数原是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所以他们都面临一个如何看待民主的问题。而他们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首先是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产生怀疑开始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民主派政治家们就开始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理性反思。如梁启超认为，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只能是少数人的精英政治，“主权在民”不过是一种“极端之民权主义”的“空想”；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则认为这种民主只是“智识阶级”的政治，实质上是“少数人的专制”。那么，如何既避免西方议会民主的弊端，又能够真正实现政治民主的理想呢？这种在批判西方议会民主弊端时出现的难题，终于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初步得到了解决，即谭平山所说的“现代民治主义”和李大钊所说的“纯正的平民主义”，这也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是和他们曾经极力追求的民主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优越得多的民主政治。不过，要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此时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如何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现实问题。当1920年陈独秀（中共创始人之一）开始“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之后，他就立刻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注意力倾注到了如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探索方面，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3〕(p92)。毛泽东在“五四”以后也曾热衷于宣传不流血的革命，并且一直致力于家乡湖南省的自治运动。但这年冬天他却完全接受了俄国革命的主张。毛泽东在叙述自己的认识变化时说，那种“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企图用和平改良的方法以免“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的看法，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认为，“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中国之必须行“俄国式的革命”，也是现实逼出来的〔4〕(p5-7)。中共成立不久，就明确提出了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基本主张：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这是中国人民争取基本人权的前提；通过社会革命彻底推翻反动政权，根本改革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基本保障。1924—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农村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和宪政模式的确立。二、抗战时期中共的民主建设成就与民主理论建树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积极倡导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治的同时，也一直在努力探索新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建构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其民主建设成就有三个方面：一是选举成就。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由参议会和政府两部分组成。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及晋察冀、晋冀鲁豫、晋冀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进行了相当普遍的民主选举，并由此产生了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和各级人民政府。限于战争环境和民众文化政治素质不高等情况，陕甘宁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选举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大致说来基本的方式是召开选民大会，集中进行投票，同时设立流动票箱，采取流动投票等方式。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80%，比例低的也在半数以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亦相当成功，参选比例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二是“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成就。“三三”制原则是毛泽东在1940年首先提出的，即要求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从1940年到1941年，“三三”制在边区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始推行。中共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强制性的。中共只能向政府和参议会提出建议，而要使建议变成政府和参议会的决定，只有依靠建议本身的正确、适当，并通过政府、参议会内部中共成员的宣传、说服取得多数的赞成才能实现。所以，“三三制”是一种政治基础大大扩展了的政权形式，它在政治上由一党领导，在组织和制度上实行党政分开、民主选举和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由一党控制，更不是由一党包办、党政不分。这种政权形式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民主性，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重大的阶段性意义。三是保障人权成就。制定专门法律保障人权，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是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法制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在各施政纲领确立的人权原则指导下，几乎所有根据地都制定了保障人权的法律。这些人权条例的公布和执行，在中国人民民主法制史上揭开了用法律保障人权的新纪元。在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探寻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独特的民主新路设想。1945年7月，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教育家黄炎培在访问延安结束时，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p36)这个回答既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到的中国式民主新路的集中概括和精确表达，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基本经验的归纳和总结。这条民主新路就是人民民主之路，就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的多数人当家做主人的民主之路。而走向这条道路的前提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新模式。第一，一个国家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以及如何才能建立这样的民主政治，最终只能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取决于由这种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社会革命的性质。第二，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第三，在面临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任何单一阶级的民主政治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必须让位于由各抗日阶级、阶层共同参与的民主政治。第四，要实现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民主政治，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正确的政党的领导，一个由这个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人民的武装力量。第五，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斗争的性质和重点，革命斗争的发展又不断地改变着社会性质（或其中的某一方面）。第六，只有建立起人民的政权并使之巩固，才说得上建设人民的民主政治。第七，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为人民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才能保卫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成果。第八，通过立法建立民主政治秩序并维护其正常运行，是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特色。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为推动联合政府的成立和争取战后和平民主的前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在抗战胜利前夕举行了一次重要的谈判，不仅以极大的真诚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平民主前途的支持和影响，而且在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双十协议》（即《国共代表会谈纪要》）的结果。随后，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各民主党派势力的积极推动，以及国际舆论的促进，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达成协议。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0日在重庆召开。这样，在抗战胜利后最初的一年时间内，中国政局出现了近代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就表象而言，不同的党派、政治团体，各以独立的政治立场与主张，做着基本上是和平的斗争和竞争。这种政党之间基本上以和平的手段来展开政治斗争和政治竞争的局面，除了民国初期曾一度出现过外，还从未有过。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主党派及民主爱国人士迫切希望这种政治局面可以逐步发展下去，从而真正开创中国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但是，这一良好愿望很快便被蒋介石国民党的装甲车轧碎了。三、从“五一口号”到五四宪法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声中，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响应。短短几天内，所有的民主党派和几乎所有的各界知名人士纷纷通电中共中央，表示热烈支持、积极响应，并先后发表宣言、声明、谈话等，积极表示响应中共的号召，赞成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纵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和举行、通过的法律以及它所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政府，都反映了民主政治的要求，都体现了人民民主和多党合作的精神。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真诚信念和努力。共产党作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发起者、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领导者、作为数百万人民武装力量的指挥者，并没有自恃政治力量上的绝对优势而把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一党独裁的点缀，而是与其他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平等协商、共同决策。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