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

汉字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Webmaster:ArtDesign轩|Time:十月10,2012青岛科技大学传播与动漫学院刘桦政|LIUHuazheng摘要:文字是思维的直接表现，一个民族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思维模式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汉字与中国人的直观思维途径、朴素辩证思维模式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元典，群经之首《周易》三个方面的密切关系，指出汉字的创造过程、字意引申、识读方式、视觉表象特征、字形构造和词语组合中对称、避就、映衬等准则中渗透着汉字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记录的文字符号，更是载负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民族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关键词:汉字直观思维朴素辩证思维周易文字是思维的直接表现。一个民族文字观念和形式的形成，受制于民族整体的思维模式，而文字又影响着民族的思维模式。由于汉字长时间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人又长期对它保持着崇拜的态度，所以它和中华民族思维的关系就甚为密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汉字和中国人的直观思维途径中国人擅长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轻认知；重领悟，轻论证。《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在谈到这种思维形式时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直觉思维的概念认识，可能启示于他们文字的构造。这种直觉——联想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因果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它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原始的迷信，而是它自身特有的一种思想方式……”[1]汉字在创造的过程中，最初采用的是从物出发这一直观的方法。大多数汉字产生于三千年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早期民族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就说明了人类语言总是符合于并相应于特定的人类生活形式。正像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说的那样：“最初的各民族都用诗性文字来表达思想，用寓言故事来说话，用象形文字来书写”[2]。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特点也相应决定了对它的创造必须重视感情直觉的途径。许慎将其概括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就是强调汉字的创造不离具体的物。汉字在创造过程中深受早期朴素直观思维的影响，当然，所有民族在早期阶段总是自发地倾向于直观，世界上大多数文字都发端于象形这一现象足以证明。古希腊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朴素直观的方式，但它在中世纪就被重分析、重科学的认知方式所取代，而我国至今仍然较多地保存着这种方式，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汉字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它在担当传播任务的同时，还显示给后人一套建构世界的认识方式，人们在认识世界时，这种方式盘踞在人们的思维深层，时时启发激活人们模仿这种方式去把握对象，它蕴涵的思维特性和构造方式潜移默化的对人们产生影响。现代中国人对汉字创造中的这种直观方式不断加以发掘，从而加强了这种认识方式对人们的影响。古人造字具有一系列的直观认识特点：一、“古人制字多自事物始”（元周伯琦《六书证伪》），明确将观物作为造字的前提。二、汉字是在万物的启发下产生的，而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唐代张怀灌在《书断》中说：“尔其初之微也，盖因象而瞳胧，渺不知其变化，范围无体，应会无方，考冲漠以立形，齐万殊而一贯。”汉字的这种认识特点和后来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相契合。通过汉字形体的历史演变来看，它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楷书的发展过程，汉字由繁入简，由形象趋向抽象，但象形的本质并未全然消失，鲁迅称之为“不象形的象形字”。此外，汉字象、意叠合的关系，使汉字获得了双重的描述物象的能力。由此，人们常利用汉字的这个特征去概括地描述物象，在表状特征的同时，还把字形以外的观念牵带出来。如以汉字刻画人的长相和姿态，称某人长着“国”字脸，在揭示脸形特征的同时，又映照出堂堂正正、庄重大气的内在关系。在字义的引申中，也渗透着这种直观方式。如“了”字，既有观照的意思，也有明了、了了、了然于心的意思，还可以表示完了，并进而虚化为表示过程结束的助词。这表明，在传统文化心理中，“观”与“感”、“感”与“觉”（明了）、“觉”与“了”（明了）是融通一体的，所谓一观即感，一感即觉，一觉即了，瞬间的观照活动就是认识活动的全部。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敏捷就成了智慧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敏”，《说文》：“疾也。”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之所称赞曹七步、温八叉，之所以看重倚马可待的文才，也正是这种心理在社会文化中的体现。汉字识读对中国人直观认识方式的影响更加突出。汉字是具有很强的具象性，它视觉形象鲜明，非字母文字所能相比。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曾做过这样的试验，结果表明在语音干扰方面，英文要比汉语严重得多。日本人也做过类似的试验，认为汉字可以帮助人们诊治“失读症”。汉字阅读主要是一种视觉阅读（visualreading）[3]，汉字的书写形式给读者很大便利，它是一种单体书写形式，呈方型矩阵，图画性和示导性强，因此便于视觉交流，便于贮存信息。故而在阅读时，这些方型矩阵容易凝聚目力，使人们偏重于“聚焦式”的阅读，侧重于首先获得视觉信息，而不是语音信息。（图1）汉字的视觉表象之所以能给阅读者强烈的心理刺激，还在于汉字能给人整体印象感，汉字在趋于笔画化以后，人们认读汉字仍然无需以笔画作为分析单元。语言学家陈振寰在谈到汉字形义之间的联系时说：“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汉字字型有多强的表意功能，而是心理知觉的机制在起作用的结果，汉字由点、线构成的平面结构在人脑知觉中所形成的心理完形，最终转化为一种视觉记忆。而汉字以一个方块为一单位，因而投影到人眼视网膜上造成的整体印象感要比拼音文字强，这一点更促进了这一种视觉记忆的优势”。现代脑生理学的研究也表明，拼音文字信号是由较有分析力的左大脑主管的，它的词符反映在左大脑里，要经过语言区才能进入思考区，汉字的图像信号主要是由接受整体印象的右大脑管，它反映在人的大脑里，不经过语言区就直接进入思考区。对于中国人而言，细节真实的具象艺术只能激起短暂的凝望，因为人们总想在视觉形象里寻找和发现与主体的精神价值、心理内涵相连接的东西，因而，往往是形意结合的半抽象形式最能获得人们长时间的关注。汉字的视觉表象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丰富的信息含量，每一个句子中包含着若干个汉字意象，而每一个意象中又具有许多不同的信息内涵，因此人们要恰当地译解其中的信息密码，当然不能靠逻辑推理，而只能靠一种特有的心理形式。汉字意义复杂，人们阅读时无需去精心选择在句子中应属的义项，只是在瞬间心理运动中就完成了这种意义选择。二、汉字与中国人的朴素辩证思维在汉字字形构造和词语组合中，潜藏着一种辩证原则，对称是汉字构造的重要特点。在商代卜辞中出现的汉字就注意到对称、避就、映衬等协调准则，在“字”与“字”的关系上，又存在着两两相对、有序排列的方式，如即和既、北和比、陟和降、正和乏、上和下、杲和杏、可和叵、凹和凸等。在汉字创造中，还存在着一种通过相同或相近的原则来创造一个与其意义相反的字的现象。这些所能反映的思维特点就是注重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思维。（图2）朱光潜先生说：“汉字的构造和习惯往往影响思想，用俳偶文既久，心中就无形中养成一种排偶的习惯，以至观察事物都处处求对称，说到‘青山’就不由得你不想到‘绿水’，说到‘才子’就不由得你不想到‘佳人’。中国诗文起初是自然现象和文字特性所酿成的，到后来加上文人求排偶的习惯，于是就‘变本加厉’了。”朱先生这段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说：“汉字是一种‘堪与竟萌的俪偶文字’”[4]，在此影响下，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好排偶的心态，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总注意到它的两面，成双成对象征着一种幸福，一种和谐，也是一种美的经验。在中国人看来，大千世界纷纭复杂，“大化赋体，支体必双”《文心雕龙·诠赋》，山峙而双峰，水分而交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连珠。文字对这种“俪偶化心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汉诗的主体是一种含有对仗、押韵、字数等因素的格律诗，对仗是一种明显的俪偶化，平仄是从声音入手，强调文字的有序排列，形成一种对应和谐的声韵效果，而字数的排列也要求整齐对称。美国意象派诗人E·庞德曾感叹道：“用象形构成的汉字永远是诗”。而文学中的赋体可以说将这种“俪偶化”推向了极至。而在传统语文教学中还有一种叫做“对课”的形式，传统的启蒙读本为了便于记忆，常常将一些复杂的文化内容编成一种易读易记的对偶句式，如《千字文》《三字经》《增广贤文》等都是如此，使得学生从小就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之类的诵读中，培养一种求偶化的思维定势。三、《周易》与汉字《周易》以其精湛天成的思维模式，早被公认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元典，群经之首。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称《周易》为“万有概念宝库”，是中国古代百科之根。博大精深、神秘玄妙的方块字的思想根源与《易经》蕴藏在八卦象数之中的思维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图3）对于我国文字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是原始社会的产物，但具体年代众说纷纭，例如河图洛书、结绳记事等。可是不管怎样，有一种说法却得到了普遍认同。《易经·系辞上》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义氏。“卦者，其名。画卦，非卦。乃伏义初制之学。”伏义画卦，可以说是文字之始，是上古记事、记物的符号。宋代易学家杨成斋在《易传》中说：“以类万物之情”，表示八卦具有文字的功能，为汉字打下基础。萧启宏在《汉字通易经》中说“易学卦驳符号宏观地表达万物万般变化原理的宇宙过程，把卦形作为一种象，运载着一套科学的道理，可以用任何语言来表达，但不固定代表某一事物的名称，与物名不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卦驳符号不能书写语言，还不是文字。但是它已经走到了文字领域的边缘，给文字的发明带来明确的暗示。”[5]西方大科学家莱布尼茨也说：“六十四卦图给普通文字的发明以重大的暗示。”而之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仓前征是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八卦甲子思维模式，承前启后，刨造了汉字。汉字的发展突破图形文字的局限，形成了科学完备的巨大符号系统，五千余年，一脉相承地流传至今。从造字之始到执简驭繁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思维观念均融于汉字的结构、笔画中，不仅映射着古代科技信息与文化哲学观念，更以其独特的内涵，表现事物的正反、浮沉等相辅相成的矛盾关系。汉字的发展，产生了一种能与语言相结合的，能书写具体事物的名称的，表现具体对象事理的符号。所以，汉字不仅是记录的文字符号，而更是载负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民族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注释[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304页，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维柯著：《新科学》，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陈振寰、王宪钿：《文字结构、文字体系和汉字的性质》，324～326页，社会科学战线，1987（1）。[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78页，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5。[5]萧启宏著：《汉字通易经》，34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参考文献1（瑞典）林西莉、李之义：《汉字王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2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山东，齐鲁书社，1981-1。刊号：CN11-3909/J邮发代号：82-2732012年09月第九期总第2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