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方案与汉民族标准语

1汉语拼音方案与汉民族标准语—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发表44周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理嘉[提要]一、从简略的回顾中，阐明从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汉民族共同语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二、通过注音符号、国罗、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关系，具体说明方案在哪几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这几种拼音的主要优点并加以创新，从而总结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三、通过对台湾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之争的分析，揭示隐藏在这场发生在台湾的激烈论战的背后，其实质性问题是什么。一、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2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3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4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二、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5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一）关于舌面音的字母配置问题就字母形式而言，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与独体汉字式的国语注音符号之间可以说是毫无联系的，但就声母表内字母和语音的配置关系说，方案与注间符号却是一致的，它们都给舌面音配置了字母，而国罗、北拉却跟绝大多数的拉丁化拼音方案一样，不给舌面音单独配置字母，让舌面音或与舌尖后音或舌尖前音共用一套字母（国罗、威妥玛、美国耶鲁大学等），或与舌根音合用一套字母（北拉、邮政式等）。而汉语拼音方案几经斟酌之后，却舍弃了这一传统。采用注音字母分离式的办法，为之单独配置了三个字母。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1.符合通行了几十年的注间符号的社会传统，2.便于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3.提高了对二十六个拉丁字母的利用率。尤其就字母设计而言，这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它采用了拉丁字母固有的字母，避免了另造新字母，双字母6或加符字母。关于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字母设计采用拉丁字母来表示“汉语音值”，在字母与语音的配合以及字母形式的设计上所产生的问题，几乎都出在这三组辅音上，因为传统的国际通行的二十六个拉丁字母，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汉语拼音方案在用j、q、x表达舌面音的同时，采用“北拉”方案中的z、c、s和zh、ch、sh来表达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而“北拉”这一组字母设计是从历史上好几种拼音方案中筛选出来的：注音符号（1913）ㄓㄔㄕㄗㄘㄙ利玛窦（1605）chchxcCs威妥玛（1867）chchshtstss刘继善（1914）jqwzCs钱玄同（1922）ghchshdzTss周辩明（1923）cchshzZhs国罗（1928）jchshtzTss北拉（1931）zhchshzCs汉语拼音方案（1958）zhchshzCs（据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从上面有关资料的排比中可以看到，用S表示ㄙ，在十七世纪利玛窦方案中一出现就从此固定下来了，因为拉丁字母s的“国际音域”，正好与“汉语音值”是一致的。用双字母sh表示ㄕ，以区别于与它有音位对立的s，发展到“国罗”也已稳定下来。用利玛窦方案中首次出现的ch表示舌尖后音ㄔ，始于钱玄同设计的拼音方案，此后为许多拼音方案所采用，但一直没有跟表示舌尖前音c（ㄘ）7对应起来。“北拉”则一方面跟刘继善方案一样，用z、c、s表示ㄗ、ㄘ、ㄙ；一方面从周辨明方案吸收了一个双字母zh，用以表示ㄓ。于是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拉丁字母表示法就从采用加符字母变为完全不采用加符字母，从不对称发展到双字母与单字母的系统对称。这实在是“北拉”方案中的精彩之笔，而汉语拼音方案的抉择也可谓慧眼独到。在方案公布中和实施后，国内外对这一对称而又切合实用的设计普遍表示欢迎。关于舌面元音[i]和舌尖元音[]和[]的字母配置问题在有关汉语拼音的拉丁化方案演进过程中，使用较久，影响较大的威妥玛方案分别用i和加符字母ǔ以及双字母ih表示[i]、[]、[]三个元音，汉语拼音方案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因为这在字母配置上是不经济的。北拉跟注音符号一样，没有给这两个舌尖元音设置字母，认为[ts]、[t]等塞擦音和擦音“本身自然含有一个特别母音，故不必与母音拼合也能成一音段。”汉语拼音方案也没有采纳北拉的做法。现在，再来看看国罗是怎样处理的。跟威妥玛相比，国罗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它把两个舌尖韵母合并为一个音位，用字母y来表示。汉语拼音方案在音位归纳上吸取了国罗的这一优点，但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它进一步把这三个元音归并在/i/音位之下，利用前接声母的不同，作为字母i的变读条件。这在字母与语音的配置上是经济的，在音系上也符合互补归并原则，而且又兼顾了历史音韵。就方案的整体格局而论，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最佳选择，因为方案既然继承了注音符号的传统，把舌面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分别处理成三套平行独立的声母，并分别为之设置了不同形式的字母，这就为字母i的条件变读创造了条件。如果象大多数拉丁化方案那样，把舌面音ㄐ、ㄑ、ㄒ跟舌根音或舌尖音归并在一起，那么就不能这样做了，因为这种归并会使同一个字母的条件变读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