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东胡遗址

1.分子人类学根据发掘者的意见，七郎山墓地的族属为魏晋时期拓跋鲜卑，东大井墓地属于东汉时期的拓跋鲜卑。东大井居民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发现其与其他鲜卑人群有密切关系，都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通过对七郎山居民的mtDNA研究可以发现其与东大井居民具有很近的遗传学距离，二者可以在mtDNA层面代表拓跋鲜卑。同时这也体现出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研究三者结合，互相补充互相论证，可以更好的解决历史学、考古学问题。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代表着东胡文化遗存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学、体质人类第三章从分子考古学看鲜卑、契丹的源流问题学、分子考古学支持。七郎山居民和东大井居民所代表的拓跋鲜卑与井沟子居民的遗传距离证明了东胡与拓跋鲜卑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与以东大井东汉时期居民、七郎山魏晋时期居民为代表的拓跋鲜卑，在遗传学的构成上还是有一定距离;但相对饮牛沟居民而言，其与拓跋鲜卑有着更为密切的遗传学关系。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介于饮牛沟居民与拓跋鲜卑居民之间，而远离井沟子居民，这也暗示了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含有鲜卑成分的混合人群。系统发育树中，可以看出锡伯人群和鄂伦春人群首先聚合为一支，然后与鲜卑人群聚在一起。说明相对于其他人群而言，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人群与同样起源于东北的锡伯族、鄂伦春族人群在母系遗传上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鲜卑与其他北亚人群也是有相对较近的亲缘关系，以及鲜卑的序列在已发表的北亚、东北亚人群中有较多的分布，也说明了鲜卑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汉化以及跟各民族融合。体质人类学调查发现，锡伯族的体质特征属于黄种人东亚人种，鄂伦春族的体质特征属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鲜卑各组都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最接近，所以，就体质人类学看来，鲜卑应该与鄂伦春族最接近。这可能是因为鄂伦春族从起源以来一直居住在大兴安岭、黑龙江流域，环境单纯，与外界通婚混血的情况不多;而锡伯族与满人关系很密切，并且在其迁徙途中以及在新疆定居以后与其他民族的血缘融合频繁发生，可能导致其在体质特征上北亚人种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弱化。另外，关于锡伯族族源的与满族同源说，到目前为止未见纯满族人群mtDNA数据信息发表，因此对这一说法尚不能从分子考古学角度进行探讨。体质人类学完工组、喇嘛洞组、大同组这三组与其他低颅高面类型的汉、晋时期鲜卑族居民体质特征上有很大差异。根据朱及先生的研究，完工组的体质特征与其他鲜卑族头骨有着较大的差异，他们具有高而偏长的颅型，配合以较阔的面形。这种高颅阔面类型的人类，在先秦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广有分布，被称为“古东北类型”〔47]，与其他鲜卑族头骨所代表的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人种明显有别。所以，陈靓提出:“我们有理由怀疑，完工遗址并非鲜卑人的遗存。”喇嘛洞组的人类学特征也不同于其他鲜卑人，他们具有高颅、短颅和偏狭的中颅型，与颅型低阔的其他鲜卑族居民亦存在一定差异，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陈山对喇嘛洞墓地出土的三燕时期人骨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该批古代居民“在种族类型上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暗示出喇嘛洞三燕时期居民在种系构成方面，与大多数鲜卑族居民差别较大。韩巍则认为，大同北魏组居民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支系在颅面部形态特征上，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性，在古代对比组中，与殷墟中小墓②组之间关系最为密切，属于“古中原类型”居民。其主要种系成分与目前己知的鲜卑人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遗传学距离，故韩巍推测，其族属来源应以汉族为主，但在其体质特征的形成过程中，或许也受到过鲜卑人的影响仁52]。本文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喇嘛洞组和大同组在东亚人种类群中较近的遗传距离，也支持喇嘛洞居民和大同居民在种系构成方面与大多数鲜卑族居民差别较大，其可能为不是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混杂人群。朝阳组颅骨出自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和朝阳县十二台乡等处的魏晋时期葬，据发掘者意见，墓主人的族属当为魏晋时期的慕容鲜卑〔53j。这提示我们，朝阳组所代表的慕容鲜卑与其他组所代表的拓跋鲜卑之间似乎并不存在能将二者截然分开的遗传学距离。井沟子遗存的族属是东胡系较近的刻度10一15范围内聚合成一类，井沟子组就位于其中的古蒙古高原类型聚类群;另外，属于古华北类型的夏家店上层合并组位于与现代东亚人种更接近的大聚类群，远离于鲜卑各组。本文认为，把井沟子遗存的族属推定为“东胡”，且鲜卑起源于东胡的观点，在体质人类学方面是可以得到支持的。们也应该考察匈奴和鲜卑在人种学上是否存在种系的渊源。陈靓在其博士论文中对国内外发现的匈奴各古代组进行分析，得出匈奴是一个人种混杂的族群，至少包括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两大类型。匈奴的主体应该是游牧于蒙古高原的西伯利亚类型人群;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是一种古西伯利亚类型人群，中亚地区的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的混血类型。我国出自新疆的材料属于古欧洲人类型与蒙古人种的混血人群，出自青海和陕北的材料与蒙古匈奴拓跋鲜卑一、拓跋鲜卑线粒体DNA遗传多态性位于中亚和北亚人群多态性范围内，并更接近北亚类型的特征，同时和东亚类型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其单倍型组以D型和C型为主，序列类型在北亚人群中有更多的分布。这说明，拓跋鲜卑在人种归属上属于北亚类型并和东亚人群有一定的基因交流。这样的结论和拓跋鲜卑人骨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二、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古代人群中，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这说明，拓跋鲜卑在其两次南迁过程中和匈奴之间的确有很大程度的基因交流。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上，也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证明。三、在现代人群中，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的结果表明拓跋鲜卑和锡伯族、鄂伦春族、蒙古族以及鄂温克族之间都表现了很近的亲缘关系。关于这几个现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族源问题都有源于室韦的观点。从拓跋鲜卑和室韦都起源于东胡的角度看，拓跋鲜卑和现代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较近的亲缘关系是有历史根据的。-6四、单就拓跋鲜卑与锡伯族之间的亲缘关系而言，无论在古代人群中，是在现代人群中，锡伯族与拓跋鲜卑表现的亲缘关系最近。负的遗传距离、似的突变热点、系统发育树上最短的进化枝以及多维度分析图中的最近的聚分布，所有这些都一致支持拓跋鲜卑和现代锡伯族之间有最近的亲缘关系的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于长春论。因此，本研究认为拓跋鲜卑是现代锡伯族的直接祖先。这样的结论和多历史学家以及锡伯族人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探寻东胡遗址根据《三国志》、《新唐书》等文献史料的记载,鲜卑、契丹等古代游牧民族均属战国时期活动于燕北地区的“东胡”族的后裔。通过对出土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三道湾、东大井、七郎山等10批汉晋时期鲜卑墓葬人骨以及豪欠营、山嘴子辽墓和耶律羽之、萧氏后族墓地的辽代契丹族人骨的研究,目前可以确定鲜卑与契丹的人种类型应该属低颅型的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分析研究表明,井沟子古代人群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很相似,与从邻接树上获得的信息可以相互印证。有关汉晋时期鲜卑墓葬中出土人骨的人种学研究报告已多有刊布，其基本体质类型是具有短而阔的颅型、宽阔的面形以及显著的低颅高面性质，属于西伯利亚（北亚）蒙古人种当无太多疑问[16]。由于受古代样本量的限制，本文选择的距今2000年的古代匈奴样本，其遗传学性状很复杂。朱泓先生对我国境内和俄罗斯、蒙古境内出土的匈奴人骨材料进行研究后已经提出，匈奴是一个人种混杂的人群[17]。张全超博士在其《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博士论文中将新店子墓地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概括为“圆颅型、偏低的正颅型结合阔颅型的居民在颅骨形态特征上与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颅骨形态特征相似”而定义为“古蒙古高原类型”[18]。6从系统发育分析到单倍型类群归属，在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了从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到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直至战国后期饮牛沟墓地古代居民之间在母系遗传上基因序列的延续性，换言之即表现出母系遗传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认为：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早期的古代居民的代表应是“古华北类型”的庙子沟人。从早期青铜时代的朱开沟居民到东周时期的毛庆沟、饮牛沟居民，“古华北类型”的种系特征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成为当地种系基因流的主干[31]。在饮牛沟古代居民中检测到B亚型，B亚型分布于东亚和东南亚，以及土著美洲人中，在大多数西伯利亚人群中缺乏，一般认为是南方起源的。可能说明在东周时期有中原地区居民向北的迁徙。分子生物学的结论印证并补充了人种学研究的结论。综土所述吓见孤l甲子以来自穿化阴山一带迁到西北地区的鲜卑族种类繁多分布很广势力强大。他们先后征服了河陇等地的氏、羌、胡、汉等族，逐渐形成了乞伏部、秃发部、吐谷浑部三大势力集团，分别建立西秦、南凉、吐谷浑三个政权，在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历史上各占有光辉的一页。f百平)鲜卑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但其可能在先秦时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关于鲜卑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并无统一说法，历来众说纷纭。东胡说。此乃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东汉司徒胡广云:“鲜卑，东胡别种”;晋代王沈《魏书》云:“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司马彪《后汉书》云:“鲜卑，亦东胡之支也”。马长寿认为以上说法在措辞上有问题，正确的说法应如《三国志·魏志》所云:“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9]但也有学者认为鲜卑即东胡。先秦以前称东胡，汉代居住在大兴安岭、嫩江平原称拓跋鲜卑;居住在西辽河上游一带的称乌桓，后来的契丹族即源于乌桓〔‘0〕。对于鲜卑的研究，目前学术界通常将其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也称“北部鲜卑”)两部分，也有将其划分为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和西部鲜卑三部分研究的。但划分后的定义并不统一。但是，到目前为止，种族群体之间进化关系的研究主要依靠线粒体ONA(mitoehondriaDNA，mtDNA)和Y染色体DNA，这主要由于这两者独特的遗传方式:1)单系遗传:mDtNA为母系遗传，而丫染色体为父系遗传;2)除丫染色体逆常染色体区外，两者在传递过程中均不发生重组，因而直观地保留了其祖先历史上发生的突变事件。同时，这两者之间又存在以下不同:1)MtONA基因组小，只有16，569个碱基对，而且全部序列和基因结构早在1981年就已全部破译。其多态类型只有点突变和缺失，而且主要集中于非编码区O一OIop的两个高变区域。而丫染色体是一个大的线性分子(约6OMb)，为mtONA的4000倍，其序列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未知的。其上的多态位点目前发现的较少，以串联重复序列为主。2)线粒体ONA为多拷贝，一个细胞含数百到数千个线粒体ONA分子;而丫染色体每个细胞只有一条。因此，在古代标本中，mtONA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大大高于丫染色体ONA。我国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指活动在大漠南北(今内外蒙古的草原地带)的各族，他们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目前我国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大体上把他们划分为三个系统(族系:)一是匈奴系统;二是突厥系统;三是东胡系统。契丹即是东胡系统的一支。东胡族系，源远流长。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最晚在战国末期(公元前三世纪)，东胡即兴起于我国东北地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东胡族系先后出现了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蒙古等民族。对东胡各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各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汉族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历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东胡各族的历史虽经不少的研究，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未能解决或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尚多。其中的一个重要争论方面是各族的族源问题，也就是东胡各族是否具有血统上的承继关系。现在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东胡一鲜卑一契丹是一个连续的系统，而蒙古族的族源是否来自东胡，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契丹后裔问题也是东胡史研究的一部分，我们的结果表明，契丹与达斡尔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达斡尔族很可能就是契丹的后裔。契丹的族源问题一契丹与鲜卑、东胡的关系，是本课题的延续部分。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鲜卑和契丹墓群，其中含有鲜卑和契丹人的遗骨。对这些遗骨进行ONA分析，是解决契丹与鲜卑亲缘关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东胡的墓葬目前发现较少，但相信随着考古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