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

11基本特征保守主义在关于人类本性的哲学问题上认为人性是有缺陷的，相信社会弊病只可减缓而难以根除。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节制政治，以妥协手段调和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保守主义视国家为一个有机体，局部不能离开整体而独立生存；地位和财产不平等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的领导权应属于素质优秀的贤人而非群众领袖。保守主义强调代表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法律和秩序，维护传统社会纽带诸如家庭、伦理、宗教等。主要代表贵族、资产阶级等上层阶级的利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工人、无职业者等其他阶级或阶层中的保守分子的要求。文化保守主义爱尔兰：1980年代至1990年代以前，爱尔兰的文化保守主义支持爱尔兰语、盖尔文化和天主教会，是政坛上的一股势力，特别与爱尔兰共和党有关。美国：“文化保守主义”逐渐被用来取代“基督教右派”或“宗教右派”（Religiousright）。“文化保守主义”可能隐含在文化战争中采取保守立场。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其中一个例子是艾伦·布伦（AllanBloom），在《TheClosingoftheAmericanMind》一书中主张反对文化相对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某些外来的文化，创造中国新的文化。这一主张，大体上延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促使欧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和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潮。这一思潮传人中国，与原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结合，形成东方文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首先提出“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结合产生未来的新文化”的问题。梁启超访问欧洲归来，宣传“西方文化已经破产”，呼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梁漱溟于1921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欧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国文化“意欲调和精神”，遇到问题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调和”，“随遇而安”；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遇到问题既不是改造局面，也不是变更主观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宇宙人生。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30年代又出现“本位文化派”，由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其宗旨，正如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称：“以儒家之根本精神，为解决今世人生问题之要义”。抗日战争时期兴起新儒学，主要有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著名哲学家担纲。如冯友兰提出：“社会制度是可变的，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贺麟主张：“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等等。长期以来，对文化保守主义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场而去软化农民和无产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场而去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近些年，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有所深入，并取得可喜成果。如青年学者何晓明所著《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书，对文化保守主义从理论角度肯定了它的价值。该书认为：“保守主义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富有建设性的认识价值”，“发轫于欧洲的原生型现代化，是以科技为主导的。在这种历史——现实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家对现代化本质的理解，往往侧重于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革新，而疏于有关人与人关系（心性伦理）方面的进化。这种偏颇认识的现实报应，便是欧美地区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又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以至酿成全球性的战争悲剧。近代中国保守主义，则在承认科技进步是现代化基本内容的前提下，着重强调现代化本质的另一面：心性人伦绝非科技进步的牺牲品，它也应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并以自己的功用来促进科技12进步和社会和谐。换言之，科学技术和心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部本质”。文化保守主义学者张君励，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指出：“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此话虽嫌矫枉过正，但强调“现代化意识”的重要性，是十分深刻的。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仅仅纸上谈兵，而是在中国农村搞了长达十几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此举，被称为“儒学现代化运动的实践”。我们把梁氏的理论与“乡村建设运动”联系起来，或许更能了解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认识价值。梁漱溟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运动”呢？他在1934年12月写的《乡村建设旨趣》中说：“近代西洋文明来了，逼着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路上走。……八十年来，除了乡村破坏外，没有都市的兴起，……不见新工商业之发达”，因此，他主张中国应当走一条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条不同的路，便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实的发展”，“我们只有向着创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国”。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说的：“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所谓“文化问题”不是仅指窄义的文化，而是含盖了广义的“意识观念”。梁漱溟的“救国之路”，虽然回避了20—30年代的中国当务之急——社会革命问题（他不赞成和反对武装革命），但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乏真知灼见：其一，中国应该走与西方不同的，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之路；其二，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考虑农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三，以农业的发展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其四，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二者不可脱节；其五，“现代化意识”在实现现代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不必讳言，梁漱溟政治上是个改良主义者，不赞成搞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他曾说：“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农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我们以他在政治层面上的表态，代替“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指导思想，进而全部否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思想，则有失片面。在这个问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的表态，还是公允的。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向毛泽东宣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毛泽东于百忙中详细阅读了梁漱溟的书，并且说：“你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乡村改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梁漱溟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1930年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电召梁漱溟商议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6月，在邹平县正式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任研究部主任，后任院长。1933年8月，山东省政府划出菏泽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一时吸引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这里艰苦地工作着”。梁漱溟本人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到处宣传知识分子到农村工作。1930年暑期，他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演讲，中心讲“中国问题之解决”。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乡村建设运动搞“乡村自治”，“政”（政权）、“教”（教育）、“富”（经济）、“卫”（保卫）合一，以村学乡学代替基层政权，“乡学村学，一方面是乡村自治机关，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关”。到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1937年，山东省的107个县中就有70多个被指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这一运动直到日本入侵才告终。13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之所以能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绝不是偶然的。在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对待传统，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的重要意义，并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发；在自由主义者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津津乐道于改造自然的伟大成绩，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斗争绝对化，热心宣传“斗争哲学”时，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天人合一”，提醒人们注意“和谐”在发展中的意义；当自由主义者鼓吹“科学万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适当地宣传“理想高于一切”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的历史位置，他们回归儒学，并不是停留在“尊孔读经”层面上，而是主张以“孔子的人生”为样板解决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理性”的作用时，文化保守主义者丰富了人们对“情”的认识。宗教保守主义宗教保守主义试图保存特定宗教的教义，有时会试着传播这些教义的价值观，又或者会试图将这些价值观写入法律条文。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支持现世的传统。有时候宗教保守主义可能会感到其自身与当地的文化产生冲突。而在一些国家，两个或多个宗教的保守主义者也可能会产生冲突，两派都宣称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指责对方的观点。宗教保守主义与其他形式的保守主义不同，因为他们的形式相当多。许多宗教保守主义者反对一切改变，因为他们认为其信仰是来自于全能而不变的上帝。被宗教保守主义所影响的政府可能会以实际政策提倡其传统价值，例如在欧盟就有一些保守主义的团体试着将特定的保守价值写入欧盟宪法。若望·保禄二世也曾游说欧盟在宪法里提及上帝，但最后仍没有成功。而一些既有宗教的基本教义派运动，则显示出了宗教保守主义也可能会与现有社会秩序产生矛盾，他们可能会试图推翻既有现况，以回归理想中更为传统和正当的社会，有时也会以相当严格的方式解释圣经字句。这样的激进运动有时也可能是为了对抗既有政治体制的滥用、腐败、或违背教义。新教的宗教改革便是这样的例子之一。在伊斯兰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Salafi）运动经常在政治和社会上采取激进行动，也因此常被大多数主流的伊斯兰政府所压制。原教主义者试着将他们对于伊斯兰社会的理想—亦即穆罕默德那个时代的社会，强加于他人之上，他们也经常会使用暴力的手段。他们反对伊斯兰社会后期的发展，也因此常被分类为激进的宗教保守主义。类似的现象事实上在全世界的许多宗教里都曾发生，有时候，这种冲突反映了传统社会与过去500年内才出现的现代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许多在现代世界被称为激进宗教保守主义标签的运动，其实只是将传统宗教理想混合上现代的、欧洲革命哲学的融合—有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财政保守主义美国18世纪后期民主共和党籍的托马斯·杰斐逊支持一个较弱小的中央政府与比联邦党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更为自由放任的手段。他们反对汉密尔顿计划清偿联邦州因美国革命而欠下的债务，因为部分债务为金融家和投机客所持有（不是原持有人）以及多数债务为北方各州所有。汉密尔顿通过他的法案并举税偿付债款。做为交换，他同意让杰佛逊将国家首都移往华盛顿特区。19世纪前期杰佛逊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债务，但在1903年因路易西安那购地案而软化。民主共和党14籍的詹姆斯·麦迪逊与詹姆斯·门罗接连当选总统，但在1812年战争的财政灾害后，他们转为支持多数联邦党立场，且决定国家应有中央银行与来自关税的稳定收入。19世纪中后期19世纪中期，新的财政保守主义政党－共和党成立。不同于现代财政保守主义者，这些财政保守主义者主张是保护主义和关税的古保守主义支持者，部分类似于今日的美国改革党（ReformPart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他们普遍也是大企业与（内部）自由放任经济的支持者。但到1890年，他们受到大量投诉后转而支持休曼法案与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CommerceCommission）。20世纪前期20世纪前期，财政保守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之间存有分歧。1920年代，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亲企业经济政策成功促进经济成长，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然而他的行为可能更多来自联邦主义而非财政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