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

“得天下英才而教一乐也”孟子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一大乐。北大作为一个英才辈出的地方，能在这里开堂授课，对我本人来说，既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教学相长之间也是一种极大的收获。在此之上，若能再对同学们的学习与未来发展有所助益，那真是身为老师最为快乐的事了。关于如何成为“天下英才”，在此我还是想与同学们探讨一下。在我看来，成为怎样的英才首先取决于你有多大的抱负与理想。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不管一个人的天分有多高，一般来说只能开发出其潜力的2%—3%。如此不妨试想一下，一个开发了自己潜力3%的天才和一个通过努力开发出自己潜力的5%—10%的一般人相比，谁的成就更大，结果想必不言自明。那么开发潜力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就在于抱负。只有抱负足够大，才能支持你去克服各种困难，接受各种挑战，坚持自己的追求，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就，成为真正的英才。北大在百多年前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设立，也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一项变革，北大的学生作为“天下英才”，除了天分要高外，理应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作为老师期望从同学们当中看到和听到的，不只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求学氛围，更要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美好情操。北大的历史从来都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把同学们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英才”而教育，就是我这门课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在这门课当中，我将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提出一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来分析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课程中我将着重讨论：（1）为何我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到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2）为何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3）为何我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4）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我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5）我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谓近代以来最好的一个时代。经过鸦片战争之后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正在逐渐提高，影响也在逐步扩大。本讲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将以这一时代背景作为起点。（一）“中国热”国际社会的视角2004年12月6日一期的《商业周刊》登出了长达二三十页的封面报道，题名为“中国价格”［“中国价格”，《商业周刊》，2004年12月6日。。］，由资深记者和相关专家共同讨论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对欧美市场的抢占这一话题。报道关注于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不断扩大，长此以往，欧美企业将如何守住自己的一席之地。2005年5月9日，《新闻周刊》同样推出了题名“中国的世纪”［“中国的世纪：未来属于中国吗？”，《新闻周刊》，2005年5月9日。~juergen/china.html。］的封面报道。众所周知，18、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早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已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并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夺得世界霸主地位。21世纪初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有所相似，因此中国能否取代美国并一举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便成为当前领先国家迫切关注的问题。仅在一周之后，《财富》杂志又登出了“改变中国”［“改变中国”，《财富》，2005年5月16日。］的文章，分析改变中的中国企业，探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在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走向。一个多月后，美国《时代》周刊也同样将目光对准中国，再一次发表封面文章“中国新革命”［“中国新革命”，《时代》，2005年6月27日。。］，深入分析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变化如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发生互动。这种高密度的深度报道在之前是绝无仅有的，2005年7月，央视《对话》栏目为此特地制作了一期关于“中国热”的节目。嘉宾中国方面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四位老师，包括我本人在内；国际方面有美国几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及当时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马丁R26;弗尔德斯坦先生。这位颇具盛名的老牌经济学家提到，自2004年暑期到这次节目，他共来到中国五次。对于一位年事已高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来说，能数度连续探访中国，正是因为他站在国际学界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的重要地位。近几年我频繁受邀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相关会议，邀请方都是为了适当了解一些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国外随便翻开一张报纸，也总能看到有相当的篇幅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媒体是政府的一面镜子，外国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关心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自2006年7月份上台以来半年内便两度访华，至今已经四次来到中国，而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则只在2007年3月第三次中国之行前才首次到访，厚薄程度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绝非一时兴起。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整体状况，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情况产生了强烈对比。2001年3月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灭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打击，随后的“9R26;11”恐怖袭击与两年之后的对伊战争无疑又在雪上加霜，巨额的财政赤字严重威胁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对美国几成致命打击。同样欧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欧盟在成立之初曾被寄予厚望，然而时至今日，各成员国之间却仍未走出尴尬的磨合期，各国在政治上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方面则更是如此。再说日本，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当时如《日本第一》等的很多著作都纷纷抛出了这一观点，然而日本却同样没能逃脱90年代的房地产与网络泡沫破灭的打击，直到2003年后才勉强走出90年代的萧条阴影。反观中国，自2003年至今GDP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贸易增长则更快。中国产品广泛占领世界市场，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进口方面，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使得中国成为带动亚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二）长城不是一日建成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20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1978年年底的中国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还太过保守了一点，中国经济不仅翻了两番，而且在1978—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比7.2%高出了2.5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是经过29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14.8倍，而不是以20年“翻两番”的速度计算的7倍。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真的实现了。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如果把购买力平价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就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则更为引人注目。1978年年底中央提出的政策是“改革和开放”。“改革”针对的是经济体制，“开放”则是要扩大贸易，增加和国外经济的往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常用的方法是计算“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78年，中国大陆的进出口总量是208亿美元，比当时台湾一省的贸易总量232亿美元还少12%；从相对量看，当时进口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出口占4.7%，两项相加占9.5%。但是在过去29年中，中国平均每年的贸易额增长率高达17.2%，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还高出7.5个百分点，到2007年贸易总额超过21700亿美元，在29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8倍。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当时国内正在推行以“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的方式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我参加的第一个政策讨论是：如果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可能达到的比重将有多高？一般而言，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我在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里的各国统计数据中，查到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如果中国努力一点，有望做到更好，所以我提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可能达到25%，这个数字在当时同样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普遍认为我在美国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到1984年才达到16%，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日本也只有23.9%，所以即使推行这个新战略也不可能达到25%的贸易依存度。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0%。除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中国还不懈于积极引进外资，目前在国内的外资已达到6700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吸引国。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30年的不断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1.5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添加了重量级的砝码。（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对国内外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国内方面最大的影响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80年代，凡是出国即可免税带回“三大件”，出国半年可免税带回“六大件”。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时，国家为鼓励留学生回国特别准许免税带回“八大件”。我带回来的“八大件”中，除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电热水器外，还有给家里四口人每人带回了一台电风扇，当时还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学校的办公室和城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能装上空调。城市白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在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将近30%的人生活在温饱线下的所谓“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这部分农民的绝对数量估计有2.5亿，与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下的2100万人口相比，减少了2.3个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内的一批国际机构以减贫扶贫为努力目标，但是到了20世纪末大盘点的时候才发现，扣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2亿多贫困人口之后，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减贫高峰会议。会议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减贫努力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让与会国分享了中国在减贫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