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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与以儒为本傅博涵14国贸3班20141154摘要:本文通过对徽商成因的分析,人多地少、耕种环境恶劣,徽州人也因此形成一种刚性气质。徽商在经商过程中以崇儒重德为指导,诚信义仁,体现徽商的“贾而好儒、以儒为本”的特征。关键词刚性气质东南邹鲁崇儒重德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300余年,徽商最为鼎盛。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仁心为质,以义为利,以礼接物;择地趋时,以智求赢,以诚为本”。这一徽商精神,正是徽商作为儒商而区别于传统商帮的重要标志。一、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生成的徽州文化地理环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特别是其中能够开垦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人们不得不在石头缝里种庄稼,所垦梯田拾级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这与平原地区得天独厚的耕作条件形成成了鲜明对比。在农耕时代,这样的生存环境与其说是很差的,毋宁说是恶劣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做得生意,宝呀肝心肉;做不得生意,活鬼活孤幽。”徽州流传的这首民谣,相当逼真地说出了当年徽州人的谋生之路和谋生的艰辛。据《新安志》的记载: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耕地面积只占总土地面积7%,到明代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为2.2亩,到清代康熙年间下降到1.9亩,至道光年间只有1.5亩。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人均拥有耕地4亩才能维持温饱。显然,徽州的祖辈们在这“一分田”上耕作,是很难维持生计,养活一家人的。然而,徽州人并没有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屈服,世世代代勤于开垦,无畏寒暑,尽管缺衣少食,但也不畏险阻,艰苦劳作。在与峭山激水的反复搏斗中,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精神。徽州山水的灵性,也因而化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徽州“山峭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清代朴学大师戴震亦说:“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地理环境对徽州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为官者,刚正不阿,多为御史谏官;为学者,独立思考,多有创见。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在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徽州人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走出去“求食于四方”,背井离乡到陌生的外乡去闯世界。服贾经商,也因此成了徽州人的一条谋生之道。在农业社会,这也许是一种例外。故有史书称:“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二、徽商崇儒重德的历史文化传统徽州人的崇儒深入民间。徽州的许多村落,都建有孔庙,内供孔夫子的塑像和“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位。孔庙的建筑多庄重肃穆,尤其是红色的外墙,更显其地位之高贵,徽州族人通常称其为红庙。徽州人的崇儒,是把尊敬孔子和知书达理联系在一起的,人文素养即由此而提升。黟县的许多民居的厅堂都挂有这样的楹联:“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本六经得来”。这句话意为做事须由遵从儒学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做起;写文章须由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乐经得来。著名的思想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为徽商好儒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朱熹两次回乡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朱熹理学对徽州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徽州人也一直以朱熹为荣,不仅读朱子之书,且世代敬奉朱子,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徽州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礼仪之邦,并有“东南邹鲁”之称。在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徽州商人,自然受到儒家传统诚信义利观的影响和熏陶。有些徽商本来就是儒生,因家境清贫或科场失意转而“弃儒就贾”。他们自幼饱读儒家典籍,对于儒家诚信、义利观领悟颇深。进入商海后,他们“扫尽市井中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之风焉”,赢得“一代儒贾”的美誉。明代,徽州出过298名举人,2392名进士。清代,徽州出过698名举人,225名进士,乾隆年间,还连续出过三位状元。这里,还是朱熹、戴东源、詹天佑、胡适之、陶行知的故里。三、徽商以儒经商的立业之本崇儒重德,更是徽州人经商的显著特色。儒家思想中诸如仁本、人和、见利思义等思想,有利于提高徽商的个人修养,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和商业秩序,如以诚待人、薄利多销、宁可失利不可失义等,有利于帮助徽商获得人们认可,树立良好的商业信誉,从而推动事业成功。“躬虽服贾,有儒者风。”徽商的四大行商原则“诚信义仁”,主张“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为利,仁心多质”,颂扬“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重”。这些都体现了儒商的风格。徽商的传统是“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故徽商又有儒商之称。王启敏主编的《天上徽州》中,对这个传统做了三层含义的诠释:第一层含义是徽商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集团,很多人是先读书后经商。有的则是经商致富以后又去读书,儒商结合。还有的虽身为商人,却又是著名诗人、画家和文学家。第二层含义是徽商做了不少有利于文教事业发展的事,虽经商而不忘文教。第三层含义是徽商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自己处人行事的标准,经营活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思想的支配,以“诚信”为商德,店堂布置也体现出儒雅之风。徽商的崇儒重德形成有自己的经营信条,主要有以下四条:一是诚以取信,重信誉,讲信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二是和气生财,礼貌待人,服务周到,店铺中多挂有“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誉群言”之类的警示楹联;三是俭以致富,精打细算有“铁算盘”之称;四是精以兴业,精细、精巧又精明。徽商在经营中还善于将自己成功的经验写成专书,诸如各种《路程图》、《生意经》、《商贾遍览》、《客商规略》等等,都是徽商在经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汇编。因此,明代著名戏剧家、诗人汪道昆说,徽商“贾而好儒”。正是这种“贾而好儒”的儒商本质,使徽商无论在商业经营中,还是在各种公关活动中,能做到游刃有余,并最终成就了一代徽商的英名。在明清时代,徽商从经营全国的盐业,特别是垄断两淮的食盐业,到典当业、茶业、木材业,徽商的实力都是最雄厚的,影响也是相当广泛的,可以说到处都有徽商的足迹,他们的领域甚至开拓到了海外。参考文献:【I】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2】绩溪.东关冯氏家谱卷.族约篇【M】.【3】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黄山:黄山书社,1985.【4】周晓光.徽州文化史【明清卷】序【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5】李琳.今日湖北【J】湖北:今日论坛,2014.
本文标题:徽商与以儒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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