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可能性及其意义

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可能性及其意义欧阳文风周秋良内容提要为了建构当下诗学的原创性,20世纪末以来,学界先后提出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和“走向文化诗学”等多种思路,但这些思路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困惑。我们认为,从中西诗学最本质的差别——思维方式上着手,把传统感悟思维与西方理性思维有机地融合起来,建立一种充满现代性的感悟诗学,是建构当下原创诗学的一条可行路径。王国维、宗白华等的诗学探索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可能性。一问题提出的背景:对诗学原创性的诉求20世纪中国诗学的原创性问题,一直是中国诗学界苦苦探索的一个时代课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路主要有两种:其一,把眼光投向可与西方诗学相媲美的古代诗学,提出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命题,希望从古代诗学遗产中获得某种理论资源,以便促进当下诗学民族特色的内在生成;其二,试图拓展诗学的研究方法,走一种“文化诗学”之路,以文化的民族性来凸显诗学的原创性。“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命题把着眼点放在灿烂辉煌、独具一格的古代文论上,充分体现了广大诗学研究者对传统民族诗学的自信心。十多年来,通过学者们积极的参与和颇富探索性的研究,也确实以相当可观的研究实绩,从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古代文论的研究,并极大地启迪了当代诗学的发展建构。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一命题却也存在着某些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困惑。有论者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和文学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当下文学形态、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以及语言、思维方式都与古代截然不同了,面对这种现实,要依靠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话语来对当代文学现实作出切实的阐释,已经是绝不可能的了。有些学者直率地认为“转换”命题是“属于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率尔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认为古代文论与批评形态确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建构现代文论重要的资源库和智慧源,也主张应当从内在精神层面对古代文论与批评进行吸收融会,但是,对“转换”命题却也心存疑惑:一、“转换”的提法是否妥当?因为任何文化(当然包括文学理论)都是在合规律合目的的历史进程中自我衍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种对古代文论进行人为的现代“转换”,在学理上是否具有合理性就值得思量;二,关键是如何“转换”?学者们虽然也提出了各种设想,但凭心而论,我们至今都没有拿出一套大家都认可的可供操作的“转换”方法。其实,正如有论者所说的,如果可以“转换”的话,20世纪初应该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好时机,因为当时正值中国社会从近代到现代的变革转型,世纪之交的那批学者都是一些学贯中西、并具有现代变革意识的文化精英,如果由他们来实践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应当说是再合适不过。但是,当时的那些文化精英们在作过了这方面的努力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别求新声于异邦”,作出“西化”的文化选择。虽然历史现象背后往往还有很复杂的其他原因,但这种选择结果本身却是值得我们“转换”论者深思的。“走向文化诗学”的命题则是希望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打通“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界限,通过突出文学研究的文化特色来实现诗学的本土性与原创性。这种思路也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文化诗学试图整合各种文学研究的方法,对文学进行整体的、多元互动的跨学科跨方法的综合研究。在批评界经历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双重尴尬之后,这种综合的方法正是我们目前所极其需要的。而且,它的跨学科性也有助于文学研究摆脱纯粹的自在自为状态,在纯审美的局限之中介入非审美因素,使原先被遮蔽的或者是无法观照到的盲区得到澄清。它的跨方法性使它吸收了诸多方法的有效因素,能在具体运用中使这些因素脱离原先的具体指涉而对文学批评发挥新的作用。但是,目前我们的“文化诗学”研究也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我们知道,从当下的文化诗学研究来看,文化诗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呈现出一种泛文化研究的倾向,有人称其为“文化价值主导型批评对美学价值批评的无情置换”,如若文化诗学不从实践层面上的这种泛文化研究倾向中剥离出来,最终就会导致文学研究逐渐游离于文学文本之外,那么,它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更遑论对诗学原创性的有机生成了。上述两种思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确实活跃了最近十余年来的诗学研究,然而,它们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既然建构原创诗学是建立一种有别于其他诗学(主要是指西方诗学)的诗学,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明白两个问题:中西诗学最本质的不同是什么?和西方诗学相比,我们的优势又在哪里?我们认为,如若明确了两者的本质区别,并且能够在自己的优势点上着力,建设诗学原创性庶几就会有的放矢。二立足民族优势思维,建立一种感悟诗学曾有论者指出:“思想史、科技史和艺术史分明地显示出,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且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定因素”;论者主张“用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来说明民族文化的区别”。这无疑是极有见地的,它启示我们:要把握中西诗学的本质区别,我们还应该也必须深入到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上去。众所周知,西方诗学注重的是概念演绎和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理性思维铸就了西方诗学条理严密、逻辑贯通和表述清晰的体系特征;而中国诗学则注重的是感悟体验的非理性或超理性的感悟思维,感悟思维培育了中国传统诗学直观体验、灵气飘逸和整体把握的生命形态⑨。中西诗学之所以迥然有别,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它们在思维方式上的这种截然不同。也就是说,思维方式的不同,应该是中西诗学最本质的差别所在。而各自所擅长的思维方式同时亦是各自的优势,也即西方诗学的优势在分析推理上,中国诗学的优势则是感悟体验。因此,要在当下建立一种中国原创诗学,就应该在自己的这一优势思维——感悟思维上着力,根据自身思维的特点和传统,扬自己之长——感悟,补自己之短——学理分析,并试图将两者融而合之,构建一种充满现代性的感悟诗学。感悟的方法,是中国古代诗学最常用的方法。感悟,注重的是审美经验的积累,强调的是个体的特殊感受和瞬间反应,诗论家追求的不是严密完整的作品解读,而是主客体内在精神的契合和心灵沟通。中国古代感悟诗学正是以这种独树一帜的姿态,向世界诗学宝库贡献了“虚静”、“得意忘言”、“风骨”、“滋味”、“妙悟”、“意境”、“神韵”等一系列极具民族性当然也是原创性的诗学命题和诗学资源。当然,有人会说,现在都是现代社会了,整个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变更,时过而境迁,古代的这种缺少科学的观察、理性的分析、逻辑的推理和实践的检验,缺少必要的规定性、清晰性、准确性,具有较鲜明的神秘主义倾向的感悟思维,到了新的时代还行得通吗?的确,应当承认的是,“当人类掀开了近代史的帷幕之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就逐渐暴露了”。因此,自19世纪末以来,由于民族文化的衰败,那些探索文化振兴和民族出路的近代精英们,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胡适等,都把民族落后的原因归根于传统思维方式的不科学,一方面极力鼓吹西方理性思维,一方面对传统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发起了亘古未有的批判和攻击。后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反传统”和“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中,以及20世纪20年代那场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极其深远的“科玄论战”之后,作为传统思维方式的感悟思维愈加被激进的现代中国人弃若敝屣,人们争先恐后地学习西方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法。一段时间下来,中国固有的感悟思维对于中国现代学者来说已逐渐变得生疏和遥远,而相反,西方理性思维的方法却慢慢深入人心。王国维是中国诗学建构中尝试着运用西方思维的第一人。他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中,破天荒地借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整个文章纵横捭阖,条理密贯,有一种磅礴的理论气势,一扫传统诗学那种印象式感悟式的评点风格,其思维方式是思辨的、逻辑的、智性的,是十分西方化的。尔后,王氏又相继发表了《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人间词话》(1908)、《宋元戏曲考》(1913)等诗学论著,虽然在形式上似乎有一步步向传统回归的趋势,但其运用的思维方式却仍然是西方的。1908年,王氏还翻译了英国逻辑学著作《辨学》,表达了他对西方科学思维方法的向往和追求。自王国维之后,中国诗学理论便四处弥漫着西方理性思维的气息,在所谓的诗学理论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感悟思维似乎逐渐淡出于中国现代诗学的生长构建中。’然而,感悟思维作为一种中国文化沉积数千年的思维方式难道真的就从此销声匿迹了吗?不是,也不可能。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它一经积淀而成就很难更改和转变。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任何民族的前进,都只能以本民族为行动主体。民族思维方式的改进和变革,决不可能从白纸上做起,不可能也不应当把原有的传统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而去全盘接受人家的东西。别人走过的路,只能供我们借鉴,而不可能重蹈,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过去”;“艺术发于心性,艺术传统、艺术批评的形成,往往是民族心性的自然流泻,里面的必然性远远大过迫于外因而做出的一时一地的选择。这就决定了长期形成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族批评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不会消失”。然而,在新的形势下,感悟思维及其感悟诗学却必须进行自身的调整和变革。三感悟诗学现代转型之可能性及其对诗学原创的意义杨义指出:“走向现代形态的感悟汲取了新的时代智慧,在纵横的时空坐标上疏通古今脉络,沟通中西学术。它似乎不再到处卖弄自己的招牌,而是潜入历史的深层,埋头苦干,不动声色而又无处不在地醇化着和升华着新的审美创造和知识体系。它大体舒展着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对传统的诗学经验、术语、文献资源和学理构成,进行现代性的反思、阐释、转化和重构;二是对外来的诗性智慧和学术观念,进行中国化的接纳、理解、扬弃和融合。”杨义清晰地勾勒了感悟思维及其感悟诗学进行现代转型的路径,主张现代感悟诗学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诗学传统,又要通融于西方诗学理论。现代意义上的感悟应该是“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是感性与理性的中介,同时是二者的混合体,是桥梁”,是一种“理性的直觉”或“直觉的理性”;“悟性得来的东西,还需要经过事实的验证和理论的推衍而形成创造性的体系。……必须把感悟继之以条理清楚的分析,成为有体系,有结构,有不同层面的理论形态”。值得庆幸的是,可以说,王国维、宗白华等所开展的诗学实践,暗合了杨义所概括的这两条感悟思维和感悟诗学的现代转化之路。如前所述,王国维是中国诗学运用西方思维方式最早的尝试者。其实,王国维之所以大量地运用西方的逻辑推演的思维方法,他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的。1905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王国维对中西思维的特点进行了清醒的比较: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t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之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在王国维看来,我国传统思维短于思辨推理,缺乏抽象、分类的科学方法,因而难以建立概念明晰,推理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进西方哲学理论,尤其是引进西方富于思辨的理论运思、长于分析综合的理论方法来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就成了王国维所要思考的一个时代课题。王国维在一系列著作中极力运用推理分析的路数,以前所未有的理论思辨力,有意与传统的感悟式诗学批评拉开距离,其目的就是想以比较极端的方式,用西方近代的推理思辨的方法来推动传统诗学思维方式的转型。杨义在前不久发表的一篇鲁迅研究论文中曾经提到,在传统的“骸骨的迷恋”风气极浓,衰老国度废料沉积极厚的时候,鲁迅主张首先应该“蔑弃古训”,扫荡陈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