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东林党研究综述

晚明东林党研究综述：1991—2004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许多年来，学界一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对于1949年10月至1990年12月间的主要成果，笔者撰有《建国以来明末东林党研究述评》一文已予介绍。该文署名“黄兆”，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上。本文的时限，上承前文，始自1991年1月，止于2004年6月。取材的范围，仍以所见之大陆出版物为限。笔者依能力之所及，共收集到此期内相继面世的涉及本课题的学术著作25种，散见于论文集和各类刊物的文章93篇。现分专题对这些著作和文章中有争议者与有发明者作一概述，以期有助于展示近十余年来本课题研究的风貌。一、东林党正名东林党正名讨论的是东林党这个称谓的本身。它与本文的几个专题：东林党议、东林书院、东林学派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故另辟一节，置于文首。“党”字在《周礼》、《尚书》、《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已见之。许慎《说文解字》训为：“不鲜也”。段玉裁注：“《释名》曰：五百家为党，党长也，一聚所尊长也。此谓党同尚”。党的本义为周代一种地方基层组织。后引申为“族党”、“党类”、“党附”等。“朋党”一义是由“党附”衍生而成的。在后来的使用中，此义渐居主项。所谓“朋党”，与“政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政党”必须具备政纲章程、组织机构等一整套严密的构成要件，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而“朋党”只是因亲谊、地缘关系或共同的利益、政见等结成的政治派别和集团。东汉的“党锢之禁”、中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人”，均属此类。最先将“东林”与“党”联系起来的是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参劾顾宪成的疏文。天启五年十二月，魏忠贤矫旨颁示天下的《东林党人榜》给“东林党”这种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称用“东林党”一名，则使这个出自一方当事人的罗织的名目变成了世之“公论”，270年来相沿成习。但是，这一称谓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应该说，多数论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陈宝良《论晚明士大夫》（《齐鲁学刊》1991年第2期）说：“‘东林党'其实不是一个党派，但将它归结为一个士大夫群体则是恰如其分的。”美国牟复礼等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月版第575—578页）一书说：“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于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任何知名人物仅仅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会联系，就能取得成员资格”。“东林党人保持一种组织相对松散的文职官僚等级制度的倾向。”张安奇《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好学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月版第545页）说：“本来，在封建社会时，所谓的‘党'，就并非是近代和现代意义的党。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松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谓的同气相求而已。……其立场观点和态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东林党就是这种“派别”。蓝东兴《明中后期朋党特点及形成原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说：“‘东林党'这一概念不甚明确，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东林党严格说来不能称为党，……似乎只有带着明显地域特征或者具有鲜明政治主张的派别才称得上党。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明中后期政界这种现象正是当时朋党的一个新特点，即结构松散，成分不一，凝聚力小，成败快速。”顾蓉、葛金芳《雾横帷墙：古代宦官群体的文化考察》（陕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页）说：“所谓‘东林党'原是明末宦官集团强加在反对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头上的一项罪名。这些官僚、士人虽有浓厚的宗派习气，却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严格说来，最多只是官僚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松散联盟而已。”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12月版第797页）说：“晚明的党争，实际是不同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利益集团之争，其‘党'只是派别或集团的称谓，并非后世意义上的‘政党'。这些所谓的党，无论是东林党、浙党、阉党等，都不具有组织意义。”吴伟逸《东林党争与晚明清流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说：“‘东林党'确是反对派从‘君子不党'的角度攻击东林人士给加上的名号。而另一个事实是，东林党确为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政治主张的政治团体”，“是清流士大夫，为救世而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以上引文虽然竭力回避“党”字，而使用了诸如“群体”、“派系”、“宗派”、“帮伙”、“派别”、“联盟”、“集团”、“团体”之类的词语，但在此处它们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认为东林党是一个朋党，而不是政党，唯一的争议点仅在于它是“结构松散”、“无组织意义”的朋党，还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朋党。不过，确也有人认为东林党不是朋党而是“政党”。李书增、岑青、孙玉杰、任金鉴《中国明代哲学》（河南人民2002年1月版第1304—1305页）写道：东林学派中“大多数人在政治斗争中相互支持，学术上相互切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反对权奸、实现符合理想道德规范的政治局面为共同目标，以讲学清议为斗争手段，以书院为组织形式这样一个政治学术团体。这种团体，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近代政党的雏形”。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2002年10月版第284页）也写道：“东林讲学，以明道自任，士人闻风响应，……似乎与结党无关，但东林的存在不止于讲学，还表现出积极干预政治的姿态，顾宪成等……在政坛上和衷共济，尽管不以结党自居，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纷争中，其一系列活动远超出书院讲学的范围，构成一个实体的政党。”他在该书（第288页）的另一处又说：“朋党是攻击东林的口实，为避免与朋党不光彩的一面相联系，一些明末清初的士子讳称东林党一词，可是数十年政治斗争中，东林士子同气相求的政治活动决定了其政党实体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李圣华所述，其“政党”一词的真实涵义依然应该是“朋党”。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反，既不承认东林党是政党，也不承认东林党是朋党者当属樊树志。他在2001年连发两文：《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社科版第1期）和《东林书院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直接切入这个困扰着史学界的难题。因为复旦大学2003年10月版的他的专著《晚明史》中《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一章正是由这两文组合成的，所以就以该章为例。他在该章中写道：“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的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或称派阀），因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它与民间人士无关。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职下野，此时在书院中以讲学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东林书院何党之有？”接着，他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证。首先，东林书院创建的目的是“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而是议论儒学。”其次，万历朝的几次京察、楚宗案、妖书案、会推阅臣等都是“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与僻处东南一隅的小小东林书院有何干系？”况且，“沈一贯是沈一贯，浙人是浙人，不必牵扯在一起”。既然“浙党”并不存在，那么，所谓“‘东林党'与‘浙党'对立云云，实在是臆测多于事实的”，“围绕沈一贯的所谓‘东林党与浙党'的纠纷，带有多大的虚拟性是不言而喻的。”再次，顾宪成“为李三才辩护”，“让反对派抓住了东林书院‘遥执朝政'的把柄”，“一些别有用心者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并诬称为‘东林党'”。这就是“东林书院被诬为‘党'的由来。”最后，“王绍徽在《东林点将录》中把李三才、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一、二号人物，”但李三才“自己始终不以东林人士自居”，“叶向高被列为‘东林党'的魁首，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极为牵强附会”。“这份名单是魏忠贤及其亲信为了打击异己势力而炮制的一个口实”，其用意是“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视作一个组织实体”，“一个不剩地予以清除”。由此，他总结说：“毫无疑问，所谓‘东林党'的党也是朋党的‘党'（Factions），而不是政党的‘党'(Parties)”,“东林其实并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或许可以说，没有东林书院就没有东林党”。研读该章全文，不难发现，作者是以东林书院为基准来辩称东林非党的。作者这种对东林党和东林书院（实际上是指参与东林书院讲学的人或称东林学派）这两个概念的判定，可以表述为一种“是此而非彼”式的单向排斥的逻辑关系。有些论者对此并不认同。王赓唐、张震《东林党与东林学派》（《无锡文博》1994年第4期）认为两者是一种重合关系。他们说：“东林党和东林学派是一体的。没有东林党也就没有东林学派，如果要加以区分的话，那么东林党是在庙堂，在民间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暗主、权臣、阉寺进行斗争。东林学派则是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性命之学范围之内寻找理论依据。”牛建强《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认为两者是一种并列关系。他说：“东林党非是以东林学派人物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政治概念。……东林学派人物在学派未形成之先实直接参与了政争，而此时既未有东林学派这一学术团体，也未有‘东林党'这一概念称谓。及至这一名目出现，直接参与政争者又非东林学派人士矣；此时东林学派人士的政争参与只是采取舆论影响的间接形式。”《剑桥中国明代史》（第640—641页）认为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它说：“这个‘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第一个组织由不满现实的学者和退职的官吏组成，他们聚集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院，从事讲学和哲学讨论，致力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复兴。……第二个组织更具有政治性，以卷入朝中持续的党派论争的人为代表，他们企图恢复政府人员的正直。这些人确跟东林书院有联系，但跟书院的许多成员不同，他们都是政治上的积极行动者。不论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有可能有多么大的分歧，他们在目标和理想上有足够的一致使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列为一‘党'。”认为两者是一种包容关系者则更多。日本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版第343—344页）认为：“称东林派为东林党似乎更正确一些，……聚集在东林书院的人是否都是特定的东林党人呢？事实上，参与书院讲会的人还不是东林党的全部。……所以说参加东林书院讲学的人和东林党之间并不能划等号。”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①（上海古籍1991年4月版第60页）说：“东林党这一概念已经不仅是参与东林书院讲学的人，而是包括四大书院在内的全国性政治势力。”其他三个书院是指冯从吾的关中、邹元标的江右、余懋衡的徽州书院。步近智、张安奇《顾宪成高攀龙评传》（南京大学1998年12月版第25页）说：“……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吏，也往往与东林书院的‘讽议朝政'‘遥相应和'。于是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的中心。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又逐渐扩大而形成了一个政治派别。于是，朝廷内外正直一派的‘士大夫'就被当时的封建腐朽势力斥之为‘东林党'。”《明代政治史》（第804-805页）亦说：“东林党的出现，源于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讲学”，“初期的东林，只是参与讲学的人，范围不大。随着政治斗争的发展，那些不与邪恶势力合作的朝野官员，都一律被指为东林党，……东林党于是成为正直势力共有的名字”。以上诸人对东林党与东林书院两者关系的判定，既有异于樊树志，而相互间又不尽相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推导出一样的结论：东林党是朋党。东林党是党，抑或非党？这是一个涉及面广而又错综复杂的论题。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论题的探讨尚未深入展开。当然，如果仅仅埋头于史料的发掘与梳理，是远远不够的。它最缺乏的无疑是理论的支撑。这种理论，除史学外还须吸纳政治学、社会学等一些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了这种理论，不仅史料本身所蕴含的信息易于被正确解读，而且也能为论题的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二、东林党议东林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