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教育(教案)反腐倡廉__警钟长鸣

反腐倡廉警钟长鸣(连云港市消防支队灌南大队)授课目的通过教学，促使同志们树立廉洁自律意识，增强反腐倡廉的自觉性，提醒同志们凡事要从小做起，自我珍重，把握好自己的人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确保在尖锐复杂斗争中经受考验，立于不败之地。授课提纲一、回顾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之路二、防微杜渐，引以为戒三、如何评价领导干部的政绩一、回顾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之路第一阶段：50年代，百废待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三反”、“五反”等政策规定，形成了风清气正、蓬勃向上的良好局面第二阶段：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同时探索新形势下依法有序开展反腐败的途径和办法。第三阶段：90年代末，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检察机关设立反贪污贿赂部门、反渎职侵权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推进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干部人事等体制机制制度改革。实行政务公开等制度。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走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第四阶段：21世纪以来，我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总体呈现出良好发展的态势。制定了基本方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基本要求：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至2011年，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国际社会也给予积极评价。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国反腐领域的首部白皮书，《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禁令铁规。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了反腐败的科学目标定位：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把中国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明确两个“坚持”：坚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坚持拒腐防变警钟长鸣。在原来“三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性”：反腐败斗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时效性。在原来“三个更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四个更加”：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要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以更加扎实的工作、更加明显的成效取信广大干部群众。党中央反腐力度11年全国两会高检报告：立案侦察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五年来共立案侦察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4973件42010人，其中已被判决有罪的16060人，是前五年的2.3倍。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4547人，追缴赃款赃物244.8亿多元。2011年1月至12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1000177件（次），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处分146517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重点查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804人。修身成就梦想、品德决定命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涌现出了一大批像郑培民、牛玉儒、宋文博等那样的优秀典型。在他们身上，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党性强。坚强的党性成为激励他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力量源泉。可见，党的先进性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激励党员奋发向上，奋勇争先；党的先进性的魅力是巨大的，它能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郑培民，男，1943年７月23日生，河北武安人，生于吉林省海龙县。湖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十三至十五大代表。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〇〇二年三月，因突发心脏病在京逝世，年仅五十九岁。以三件遗物和一句遗言让无数人为之感动。这三件遗物是一个防腐账本、一本廉政纪录和几十本日记。他最后的遗言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不要闯红灯。有人说，这平平常常的五个字，正是郑培民一生官风人格最好的总结和诠释。他从来不搞特殊化，从来不做违规事，两袖清风做了几十年官，光明磊落做了一辈子人。他是一个高官，但他更像一介平民。他是一个深爱妻子和儿女的普通男人，他更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民公仆。为官数十载，他从未用权力谋过半点私利，为官数十载，他没有一件放不到桌面上的东西。在湘西的大山深处，流传着一首这样的苗歌，唱的是当年郑培民带领群众修路致富的故事。郑培民曾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担任州委书记，他爬过湘西最难爬的山，走过湘西最难走的路，去过湘西最穷的村子，住过湘西最穷的人家。湘西是湖南最穷的地区之一，为了尽快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郑培民在这进而大力推广粮食新品种新技术并且经常亲自下田示范。有一次连日劳作之后，郑培民体力不支，摔下了三米多高的田埂。这一年，郑培民添了一项病症，脑震荡。但也就是这一年，湘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实现了自给有余。在湖南常德地区，人们记忆中的郑培民，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省委领导，而是一个和他们一起找沙袋、堵缺口的抗洪战友。一九九八年夏天，长江流域洪水泛滥，常德安乡县堤垸溃决，灾情严峻，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郑培民在这里和受灾群众并肩抗洪，度过了八十多个艰苦卓绝的日日夜夜。郑培民在湖南先后担任过湘潭市委书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书记，有两个雅号始终跟随着他，一个是三不书记——说他不唱高调，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政绩工程；一个是三民书记——说他爱民、亲民、一心为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优秀民族干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8月14日4时3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51岁。2004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牛玉儒同志是继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之后，涌现出的又一位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是新时期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楷模，牛玉儒同志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一贯忠诚党的事业，忠于党和人民。特别是在担任领导职务的20多年里，他心系群众，勤政为民，其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他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通过学习牛玉儒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要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党员如何按照党的要求，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如何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大问题。他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牛玉儒同志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内起到了模范作用。他干工作一步一个脚窝，处处闪现着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高尚情操。作为一名刚刚加入党组织的青年党员，我们要以牛玉儒同志的事迹为镜子，查找自身差距，学习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加压力、负重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勤政为民、鞠躬尽瘁的公仆情怀；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坚强党性以及克己奉公、勤政廉洁的革命本色。宋文博（点击进入超链接）作为一名党员，要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中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经得起各种诱惑的考验，必须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强化自己的党性观念。信念一旦出现偏差——政治阀门就会失控——思想道德就会堕落——生活作风开始腐化——私欲膨胀必然贪婪二、防微杜渐，引以为戒这几年从全国查处的案件来看，有些领导干部腐败，首先是政治信仰动摇，第二个就是贪婪；第三个就是生活情趣低下。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1、贪官们在主观上的共同特点:(1)政治立场动摇、(2)价值观念扭曲、(3)道德防线崩溃。我们要切记：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要守住道德的防线、纪律的底线,不可触及法律的高压线。2、四类“两面形象”干部的世界观剖析第一类为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的两面形象。第二类为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的两面形象，这种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有的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只求本届有政绩，不给下届留财富。这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已经造成了劳民伤财的不良后果。究其原因，除了作佣者个人负主要责任以外，也不能不追查一下上级领导的责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上级不喜好这样的“工程”，这样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第三类为对上级阿谀奉迎、对下级专横跋扈的两面形象。对上级对领导唯唯诺诺，对下级对群众声声谔谔。在上级在领导面前，惟命是从，不敢大声说话，不敢提不同意见，更不敢直言领导的缺点和问题。对上级对领导的“业绩”大加吹捧，尽其阿谀奉迎之能事。在下级在群众面前，喜欢摆架子，耍威风，爱发脾气，动辄训人，声色俱厉。第四类为声言“维护团结”、“维护大局”，实则搞宗派破坏团结的两面形象。这种人处处声言要以团结为主，大局为重，常把向心力、凝聚力挂在嘴边，把公平正义当作口头禅。但实际上，却热衷于拉宗派、搞小圈子活动。这种人在提拔和晋升干部上，为了达到提拔自己人的目的，实行长官意志，暗箱操作，想方设法使中央关于竞争上岗、差额选举、民主测评等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程序流于形式。正是这些人的两面性与虚伪性，使得社会本应是光明的而增添了阴暗，本应是有序的而增添了混乱。这些人的两面性与虚伪性，不仅使他们自身丧失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资格，而且对社会和其他人尤其是青年人造成恶劣影响。三、如何评价领导干部的政绩群众“称”政绩“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既然每个有“政绩”的领导都说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那么只要问问“受益主体”的真实感受，就会清楚这“政绩”的分量多重、质量如何。让群众做“考官”，看看群众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成本“称”政绩究竟是为群众谋利赚钱的“工程”，还是大把花着群众的血汗钱而为自己涂脂抹粉的“破烂”？是勤俭建国、艰苦创业、精心策划实施的“幸福桥”，还是胡花滥造、贪污浪费、弄虚作假的“豆腐渣”？账最怕细算，只要抓住“成本”这个政绩测评的要害，公开地算算清楚，你究竟是人民群众奔小康的“当家人”，还是坑国害民的“败家子”，也就一目了然了。实效“称”政绩了无实效的“政绩”是假政绩，无中生有的“政绩”是虚政绩，劳民伤财的“政绩”是恶政绩。政绩好不好，不只是领导验收检查的“第一感受”，也不是花里胡哨的“形象”、“面子”，其真实标准是实效，是群众能够享受成果的实效。否则，离开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前提下的“实效”称量，就可能被虚假恶劣“政绩”的华而不实而迷惑，甚至做出是非颠倒的判断来。法治“称”政绩毫无疑问，各级干部应该在法治的范围内或在法治的框架下行使权力，干部的政绩同样需要法治准绳的测定称量。可以说，法治为“政绩”划定的界限是最大的底线，“政绩”合法不合法首先是考核测评时不可逾越的标准。因而创建政绩，要在法纪许可的范围内组织，这既是创建的出发点，也是考核的立足点。作为一名党员，要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中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经得起各种诱惑的考验，必须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强化自己的党性观念。只有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才能在复杂的新情况面前不迷失方向、不动摇精神支柱，才能在各种不良现象的诱惑面前不丧失理智、不解除武装，真正做到拒腐防变。否则，就会在糖衣炮弹的袭击下吃败仗，在灯红酒绿的迷惑下栽跟头。案例：王怀忠，安徽省亳州市人，前安徽省副省长，因贪污巨款，于2002年9月30日被逮捕，2004年2月12日被执行死刑，终年59岁。自1994年以来，王怀忠在任阜阳市主要领导和安徽省副省长期间，索取、收受贿赂共计517万余元人民币。共追缴王怀忠家庭财产总计人民币1059.64万元；首饰162件(套)等物品。王怀忠利用职务之便，为马某、杨某、倪某等人在贷款、房地产开发、土地批租等方面谋取不法利益，多次索取、收受对方现金共计317万元，且对其拥有的价值48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尤为恶劣的是，2001年11月，王怀忠为了对抗组织的调查，向私营企业主一次索取200万元，被冒充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