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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三大制度因素2011年02月25日12:29:28来源:求是-红旗文稿【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是一次严峻考验。我国能够顶住严重冲击,经济迅速回升向好,并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具有多重因素,但根本上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经济制度,妥善处理了民主与集中、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独特优势和重大作用。一、坚持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充分彰显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发扬民主,既能激发民众热情、凝聚集体智慧,又能形成共同意志、科学统筹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有效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这一制度的巨大优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得以充分展现。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本质特征和目标所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不断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形成了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党在全国组织开展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下基层、各地党政领导上一线、“县委书记大接访”、聘请特约观察员等活动,问需于民、问情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汇民意、集民智,准确研判形势,果断作出决策,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任务,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激发出共同战胜危机的巨大力量。全国300万各级党组织及时汇总情况,完善落实决策,7800多万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尽心履行职责,党内民主充分彰显,党员积极性充分发挥。党中央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步调一致,共同应对挑战,成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把各方智慧凝聚成科学决策,形成应对挑战的有力举措。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有效集中,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条件。西方政治体制下,政党作为某些特定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常常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相互掣肘,议案久拖不决,政策摇摆不定。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决定重大事项,充分吸纳各党派、各地区、各部门、各层级有序参与,能够准确把握复杂现象背后的发展规律,敏锐发现巨大危机隐藏的重大机遇,凸显出集智范围广、集中决策强的制度优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相继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全局、战略的高度分析研判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及发展趋势。同时,通过召开党的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和征求意见会,充分听取党内党外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前往受冲击严重的地区考察调研,深入了解经济发展遇到的实际困难,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大计。在此基础上,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及时出台了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重大举措,有效防止了经济增速过快下滑。把决策部署转化为行动实践,形成高效执行的生动局面。在新世纪中国发展最困难的时刻,党的领导制度彰显出强大的执行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决执行、战之必胜的战斗力全面激发,一切可以运用的政府资源和民间力量被有效集中,各项政策措施得以迅速贯彻执行。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决策出台后,国务院第一时间召开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各部委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各地方结合实际、各尽其能,各条战线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重点专题分赴各地调研检查,督促有关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全国政协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密集调研,就政策完善、执行落实提出对策;中央和国家部委组成联合检查组派驻各地,对扩内需促增长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程监控。各方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形成了举全国之力攻艰克难的大团结、大协作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应对危机政策的执行效力。二、坚持执政党与参政党团结合作,政党制度独特作用有效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以团结、合作、协商为主要精神,越是在重大危机和紧要关头,越能形成同心同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坚持团结合作,形成共同应对挑战的合力。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我国政党制度最鲜明的特质,是我们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有力保证。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为实现共同目标团结奋斗,面对的困难和挑战越大,形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越强。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框架下,“对手支持的就是我反对的”已成为决策的巨大政治障碍。危机当前,一些国家党派斗争空前激烈,国内纷争不断升级。俄罗斯、匈牙利、拉脱维亚等多国在野党参与和组织示威抗议活动;法国“反资本主义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借机拉拢人心、抬升影响;美国医改方案引发自伊战以来最大的党派分歧。政治上的不合作,导致执政党难以及时有效地应对危机。而我国政党制度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团结合作的优势体现得尤为突出。各民主党派召开中央全会、中常会,动员并引导广大成员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克时艰。人民政协充分发挥大团结、大联合的优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凝心聚力。开展政治协商,汇聚科学决策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方式,是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环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做好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利用相应渠道和独特资源,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构建覆盖城乡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组织力量深入调研,形成一大批有分量的调研报告和重要建议。全国政协开展了53项专题调研,组织了13个委员视察(考察)团,交办提案1800多件,为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实行民主监督,实现决策效能最大化。政党监督是现代政党政治的重要内容。但西方国家政党之间的监督,目的在于相互制约,实际运作中常常演变为互相攻讦、互相倾轧,以至于混淆视听、误导民众,加剧了社会不同群体的对立与分裂。这种政党制度的弊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愈加凸显,增加了行政管理成本,削弱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执行力和实际效果。我国各政党之间也实行互相监督,但这种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是以帮助执政党改进工作、推进共同事业为导向的建设性监督。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地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真诚接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党和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系列措施出台后,各民主党派深入各地调研4万亿资金使用情况,发现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提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利益协调机制等意见建议,为政策朝着既定目标、保持正确方向、取得预期效果提供了重要保证。三、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更加凸显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导向性作用结合得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在应对经济风险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次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避免了计划经济窒息活力的弊端,又减少了市场经济过度竞争的盲目性;既赋予各经济主体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又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出中国发展奇迹,大大提高了抵御风险能力。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这一经济制度高效运转,发挥了最直接的关键作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最大限度激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了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与非公有制经济增强活力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和非公有制企业创新能力的有效融合。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凭借国有经济对各方面社会资源的引导和辐射,拓展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回旋空间;依靠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方向和总体运行态势的把握和控制,增强了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针对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遭受巨大冲击的情况,党和政府迅速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有制经济在新世纪最为复杂困难的形势下,仍然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2009年1-10月,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增加值增速达18.2%,比全国高8.8个百分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1%,比全国高2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同比虽然下降,但降幅远小于全国平均水平。非公有制企业通过科技创新、联合应对、拓展市场开展自救,持续扩大资本投入,有步骤地获取国际营销渠道、知识产权、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等资源要素,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灵活运用“有形”与“无形”之手,保持经济平稳有序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灵敏的经济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较好的环节中去,发挥激励市场主体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维护平等竞争秩序,形成公平分配格局。“两只手”协调配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拉入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境地,也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取向,作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重大战略部署,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十项措施,制定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果断推出总额4万亿的投资计划,加大投入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同时,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在着力激发金融对经济复苏积极效应的同时,注意防控监管缺失对长远发展的消极影响,有效避免了经济大幅波动。统筹兼顾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实现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党和政府不是把危机转嫁给社会民众,而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动力之源、扩大内需的治本之策、促进社会和谐的稳定之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订单减少、停工减产、职工收入降低等各种问题,党和政府相继出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措施,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大幅增加粮农补贴,上调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城市低保补助,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养老保险试点,推行援企稳岗计划,妥善安置返乡农民工,组织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在中央投资中民生工程投资比重超过50%,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生改善——拉动消费——经济增长——更好地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再次彰显出我国领导制度、政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当前世界经济重心正在转移,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世界科技正在酝酿重大突破,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只有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才能从根本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本文标题: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三大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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