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程千帆在古代传说中，卞和泣玉和伯牙绝弦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它们一方面证明了识真之不易，知音之难遇；而另一方面，则又表达了人类对真之被识，音之被知的渴望，以及其不被识不被知的痛苦的绝望。当一位诗人将其心灵活动转化为语言，诉之于读者的时候，他是多么希望被人理解啊！但这种希望往往并不是都能够实现的，或至少不都是立刻就能够实现的。有的人及其作品被淹没了，有的被忽视了，被遗忘了，而其中也有的是在长期被忽视之后，又被发现了，终于在读者不断深化的理解中，获得他和它不朽的艺术生命和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在文坛上作家的穷通及作品的显晦不能排斥偶然性因素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的甚至具有决定性。但在一般情况下，穷通显晦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因而是可根据这些条件加以解释的。探索一下这种变化发展，对于文学史实丰富复杂面貌形成过程的认识，不无益处。本文准备以一篇唐诗为例，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今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唐诗名篇之一。当代出版的选本很少有不选它的，而分析评介它的文章，也层见叠出。但是回顾这位诗人和这一杰作在明代以前的命运，却是坎坷的。从唐到元，他和它被冷落了好几百年。锤嵘《诗品》卷中评鲍照云：“磋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张若虚也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平，后人所知无多。①他的著作，似乎在唐代就不曾编集成书，②现在流传下来的，就只有见于《全唐诗》卷一百十七的两篇诗，一篇极出色的《春江花月夜》（它同时作为乐府被收入卷二十一的相和歌辞中）和另一篇极平常的《代答闺梦还》。张若虚既无专集，则《春江花月夜》只有通过总集、选本或杂记、小说才能流传下来。但今存唐人选唐诗十种，依其编选断限，只芮挺章《国秀集》有将其诗选入之可能，然而此集并无张作。又今传唐人杂记小说似亦未载张诗。据友人卞孝萱教授所考，现存唐人选唐诗十种之外，尚有已佚的唐人选唐诗十三种，③此十三种，宋时大抵还在，张诗或者即在其内，因此得以由唐保存到宋。但宋代文献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唐百家诗选》、《唐诗纪事》等书均未载张作。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春江花月夜》，是《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所载。这一卷中，收有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春江花月夜》共五家七篇，张作即在其中。这篇杰作虽然侥幸地因为它是一篇乐府而被凡乐府皆见收录的《乐府诗集》保存下来了，但由宋到明代前期，还是始终没有人承认它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更不用说承认它是一篇杰作了。元人唐诗选本不多，成书于至正四年（一三四四）的杨士宏《唐音》是较好的和易得的。其书未录此诗。明初高棅《唐诗品汇》九十卷，抬遗十卷。虽在卷三十七，七言古诗第十三卷中收有此诗，但他另一选择较严的选本《唐诗正声》二十二卷，则从删削，可见在其心目中，《春江花月夜》还不在“正声”之列。④但在这以后，情况就有了改变。嘉靖时代（十六世纪中叶），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选有此诗⑤，可以说是张若虚及其杰作在文坛的命运的转折点。接着，万历三十四年（一六O六）成书的臧懋循《唐诗所》卷三，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成书的唐汝询《唐诗解》卷十一及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成书的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六选了它。崇祯三年（一六三O）成书的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七言古诗，盛唐卷二，崇祯四年（一六三一）成书的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唐卷二十，明末成书而具体年代不详的陆时雍《唐诗镜》九，盛唐卷一及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选了它。清初重要的唐诗选本，也都选有此诗。如成书于康熙元年（一六六二）的徐增《而庵说唐诗》卷四，成书于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的《御选唐诗》卷九，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的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卷五，成书于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的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八等。其中几种，还附有关于此诗的评论。自此以后，就无需再列举了。再就诗话来加以考察，则如胡仔《若溪渔隐丛话》前后集、魏庆之《诗人玉屑》、何文焕《历代诗话》所收由唐迄明之诗话二十余种，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所收诗话三十余种，均无一字及张若虚其人及此诗。诗话中最早提到他和它的，似乎是成书于万历十八年（一五九O）的胡应麟《诗薮》。《春江花月夜》的由隐而之显，是可以从这一历史阶段诗歌风会的变迁找到原因的。首先，我们得把这篇诗和初唐四杰的关系明确一下。《旧唐书·文苑传上》云：“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四杰。”这一记载说明四杰是初唐代表着当时风会的、也被后人公认的一个流派。⑥他们的创作，则不仅是诗，也包括骈文，而诗又兼各体。既然四杰并称是指一派，那么即使其中某一位并无某体的作品，谈及其对后人影响时，也无妨笼统举列。如今传杨炯诗载在《全唐诗》卷五十的，并无七古，而后人论擅长七古之卢、骆两人对后世七古之影响，也每举四杰，而不单指两人。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人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属于初唐四杰一派，是很自然的了。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三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流畅婉转，出刘希夷《白头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详其体制，初唐无疑。”这是依据诗的风格来判断其时代的。胡应麟所谓初唐，即指四杰。故《诗薮》同卷又云：“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又云：“王、杨诸子……偏工流畅。”又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八，七古凡例云：“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何尝非一时杰作，然奏十篇以上，得不厌而思去乎？非开、宝诸公，岂识七言中有如许境界？”这段话既肯定了这些七言长篇是杰作，又指出了它们境界的不够广阔高深，而对于我们所要证明的问题来说，管氏所云，也与胡氏合契，即《春江花月夜》的结构、音节、风格与卢、骆七古名篇的艺术特色相一致。如果这两家之言还只是间接地说到这一点，那么，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五则直接了当地说明了这篇作品“犹是王、杨、卢、骆之体”。正因为张若虚这篇作品是王、杨、卢、骆之体，即属于初唐四杰这个流派，所以它在文学史上，也在长时期中与四杰共命运，随四杰而升沉。如大家所熟知的，陈子昂以前的唐代诗坛，未脱齐、梁余习。四杰之作，对于六朝诗风来说，只是有所改良，而非彻底的变革。⑦所以当陈子昂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其地位为人们所肯定之后，四杰的地位便自然而然地下降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又之三云：“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不管后人对这两篇的句法结构及主语指称的理解有多大的分歧，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当时有人对四杰全盘否定，而杜甫不以为然。在晚唐，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云：“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⑨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在北宋，陈师道《绝句》云：“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不共卢王争出手，却思陶谢与同时。”李商隐和陈师道虽然非常尊敬杜甫，但却缺少他们的伟大前辈所具有的那样一种清醒的历史主义观点，即首先肯定四杰在改变齐、梁诗风，为陈子昂等的出现铺平道路的功绩，同时又看出了他们有其先天性的弱点和缺点，即和齐、梁诗风有不可分离的血缘关系。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云：“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义山自咏尔时之四子。“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少陵自咏万古之四子。这话很有见地。要补充的是：李商隐和陈师道这种片面的看法，也是时代的产物，只是他们不能象杜甫那样坚持两点论罢了。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一，《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已经指斥“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而韩愈的抨击就更加猛烈，在《荐士》中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了。而文学史实告诉我们，韩愈这种观点，对晚唐、北宋诗坛具有很大的影响和约束力。《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薛嵎云泉诗提要》云：“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祐，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然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也。其法以清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其所为宋诗流变勾画的轮廓，大体如实，根据我们对“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的认识，⑩则宋代诗风，始则由唐转宋，终于由宋返唐，虽四灵之作，不足以重振唐风，但到了元代，则有成就的诗人如刘因、虞、杨、范、揭、萨都刺、杨维祯，都无不和唐诗有渊源瓜葛，而下启明代“诗必盛唐”的复古之风，⑪也是势有必至的。从李东阳到李梦阳，他们之提倡唐诗，主要是指盛唐，并不意味着初唐四杰这一流派也被重视。真正在杜甫《戏为六绝句》以后，几百年来，第一次将王、杨、卢、骆提出来重新估价其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的，则是李梦阳之伙伴而兼论敌的何景明。《何大复先生集》卷十四有《明月篇》一诗，诗不怎么出色，但其序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其文云：“仆始读杜子七言涛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欤?……”即使在“诗必盛唐”的风气之下，这种意见也是很令人震惊的，因为它和传统观点距离得太远了，认为四杰歌行在杜甫之上，有谁敢承认呢？无怪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卷五，《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二十一有“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之叹了。⑫何、王二人所论，谁是谁非，不属于本文范围，姑不置论，但何景明以其当时在文坛的显赫地位，具此“妙悟，发为高论，必然会在“后贤”心目中提高久付湮沉的“王杨卢骆当时体”的地位，则是无疑的。四杰的地位提高了，则属于四杰一派的作品也必然要被重视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李攀龙《古今诗删》以下，众多的选本中都出现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理由所在。这篇诗是王、杨、卢、骆之体，故其历史命运曾随四杰而升沉。这是我们理解它的起点。当明珠美玉被人偶然发现，发出夺目的光彩之后，它就不容易再被埋没了。后来者的责任只是进一步研究它，认识它，确定它的价值。从晚明以来的批评家对这篇杰作的艺术特色，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涉及主题、结构、语言、风格等。这些，已别详拙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这里就不再复述。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许多人长期研究之后，清末王闿运在这个基础上，大胆地指出了这篇作品之于四杰歌行，实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陈兆奎辑《王志》卷二，《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间）》条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宫体之巨澜也。”这为后人经常引用的“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评语，将张若虚在诗坛上的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因为“大家”二字，在我国文学批评术语中，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和“名家”相对而言的。只有既具有杰出的成就又具有深远的影响的人，才配被称为“大家”。只靠一篇诗而被尊为“大家”，这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王、杨、卢、骆四人就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崇高的称号。因此，这一评语事实上是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方面是出于四杰，（王氏对前人此论没有提出异议）而另一方面，又确已超乎四杰。这是对此诗理解的深化。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在昆明写了几篇《唐诗杂论》，其中题为《宫体诗的自赎》的一篇，对张若虚这篇杰作，作了尽情的歌颂。闻先生认为：“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袭读。”诗篇的第十一句到第十六句，比起篇首八句来，表现了“更夐（xióng，远，高）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