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秩序之争论文

内容提要：近年来，重建国际新秩序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论述，走出认识误区，找准角色定位，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积极注入“中国力量”。关键词：国际秩序、中美关系、中国力量一：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依靠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平衡所建立的、并在欧洲主导之下的旧的国际秩序结构，代之而起的是以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等战胜国建立并为其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结构。二战中后期，在各个战场已经处于战略反攻的形势下，美、英、苏、中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首脑会议和会晤（主要包括1943年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签订了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书面的或口头的宣言、公告、声明、决议、协议等，对战后的世界做出安排。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又通过与一些战败国签订和约的形式，进一步补充了这种安排。这些国际文件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战后的国际秩序，包括以下一些重要内容。第一，从组织、思想、社会等各方面消灭德国纳粹暴政和日本军国主义，防止其死灰复燃。第二，领土安排。重新确定了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了德、日、意等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和边界。第三，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第四，对德、日、意的殖民地和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实行国际托管计划，促进被托管地区的和平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直至最终独立。主要由战胜国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尽管仍然存在大国强权政治的烙印，但是这一国际秩序有着很大的历史进步性。首先，它第一次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在总体上制约了美、苏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因此，在二战后东西方紧张对峙，局部战争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便形成了冷战的最基本特征：它既是战争，又是和平，从而使世界维持了整体的和平状态，同时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次，它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发展有很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但是，这一进步的国际秩序也不断遭到破坏和挑战。以东亚为例，二战结束后，日本并未完全履行自己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承诺，并未将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归还中国。正是美、日的非法行动和单方面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挑战，致使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端至今没有解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冷战早已结束的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声称自己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持中立立场”，不选边站，另一方面又坚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原则，不断宣称冷战时期的产物，鼓励日本，悍然宣布“国有化”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肆意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进一步破坏和挑战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所代表的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甚至走到了修改“和平宪法”的危险境地。二、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国际事务上，英美国家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两种很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两者都关切世界秩序，但两者的世界秩序观很不相同。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很多方面的冲突，根源就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世界秩序观。当中国坚信自己一直在努力维持国际秩序的时候，美国（和西方）一直在叫嚷中国在挑战世界秩序，并对此深信不疑。不难发现，尽管中美两国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秩序里面，但中国所说的和美国所说的“世界秩序”之间存在着差距，甚至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秩序”。英美国家或者广义上的西方国家相信，能力或者硬实力及建立在硬实力之上的世界秩序。尽管它们也强调软力量或者思想道德说教等，但它们也意识到即使是软力量，也需要硬实力作为基础。没有硬实力作为背景，无论怎么好的软力量也不是力量。再者，一个国家软力量的传播和扩散，更是需要硬力量的推动。实际上也如此。西方各方面的价值观（包括宗教文化、政治等等）在世界上的扩散，从来就和西方的硬力量（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西方各国的世界秩序观无一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无论是传统上的帝国体系还是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体系。所不同的是，帝国体系表现出来的是赤裸裸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体系，可以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饰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国也有世界秩序观。传统上称为“天下观”。“天下观”体现的是中国的大同世界观，其核心就是和谐、和平。在体制上，最接近“天下观”的是朝贡体系。朝贡体系的本质是中国向其它国家单边开放的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也是以中国自己为中心的秩序，对中国来说，国际秩序只是国内秩序的向外延伸而已。在哲学层面，这表达于中国的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哲学强调的是道德，但个人道德从来没有帮助中国确立一个真正的“天下”（世界秩序）。实际上，中国的“天下”经常难以为继，在国家能力强的时候，国家的疆界就大一些，而能力弱的时候，疆界就会变小。也就是说，中国的“天下”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近代西方主权概念到来之后，传统的“天下”就注定要消失。主权国家秩序强调的是一个确定的边界。至少从理论上说，根据主权国家理论，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其领土可以保持完整，而不受国际环境的变迁。（在实际层面，国家间的关系从来没有符合主权国家理论，但这一理论已经为世界所接受。）为了解决这两种不同秩序观的带来的冲突，中国和美国需要构建更多新的互动平台，共同来维持现存世界秩序甚至共同建设一个新秩序。在这个方面，中美双边之间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有效的平台，例如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不过，这样的平台迄今为止关切的是双边之间的问题，而非全球性问题。在今后，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类似平台的内容和功能必然会扩大，涉及到世界主要事务。不管是维持现存世界秩序还是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其目标都是为了避免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霸权战争，实现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存和世界和平。这应当是新型大国关系最主要的目标。三、国际秩序变革中的中国力量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中国是搭国际秩序便车的国家”的论调。与此相联系，“中国责任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必须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面对国际上持续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压力，中国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自觉把发展中国家作为自身履行大国责任的重点区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减贫，实施国际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救助，参与国际安全治理与和平建设，促进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上，承担应尽的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为了稳定与西方国家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顾全大局的举措，如维持与美国的债权债务关系、积极开展对外援助等，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近日，中国又在联合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并免除最不发达国家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无息贷款债务。这表明，“这么大块头的中国”绝不可能是国际体系中坐享其成的“搭便车者”，而是与各国一道共同努力的“推车者”。展望未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将更好地与世界携手同行、互利共赢，为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越来越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