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态势新特点新趋势__Microsoft_Word_文档

1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态势新特点新趋势第一部分：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态势新特点新趋势大国关系历来是牵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大国关系经历新一轮深刻调整。一、世界主要大国关系调整新态势1．美俄关系在起伏跌宕中重新走向较量冷战时期，苏美关系是影响重大国际地区事务走向的主要因素。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出现了短暂的“和谐”。但从1994年开始，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策动“颜色革命”推动原苏联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鼓励有关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在欧洲分阶段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些举动一再打击俄罗斯的西靠热情，导致美俄关系逐步趋冷。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反恐战争得到了俄罗斯积极支持，美俄关系迅速回暖。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俄关系再次降温。2008年，美俄因俄格冲突、科索沃独立等问题发生激烈斗争。2012年普京第二次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美在裁军、导弹防御和人权问题上龃龉不断，终于在2013年引渡斯诺登事件上，使俄美关系重启几近失败。2013年底以来，俄美更围绕乌克兰问题发生冷战以来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2.中美在相互适应中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分别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一，双方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2013年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突破5000亿美元：今天，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场。目前，无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士．还是在推动解决朝核、伊朗核、叙利亚等地区热点问题疗面．中美都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协调，发挥着重要作用。以2013年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为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主席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句话，精辟概括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为两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从反恐到网络安全，从核不扩散到气候变化，从中东和平到非洲发展，也都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合作与贡献。近年来，美国加紧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与亚太地区盟友关系“现代化”、明确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确认年内将完成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重申对韩国安全承诺，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同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扩大美军在菲轮换驻扎。美国高调介入东亚海洋争端，对东海问题，美国总统首次宣称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接受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同时也重申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并没有划红线。对南海问题，美国支持菲律宾诉诸国际仲裁，公开要求中国明确南海断续线的含义，催促中国同亚洲邻国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与此同时，美国也表示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2014年3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出席核安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奥巴马表示愿同中国继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美能否在亚太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战略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3．中俄关系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2中国和俄罗斯互为重要邻国，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1996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加速发展。2001年，双方签署《中俄睦邻发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2011年，胡锦涛主席出席《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战略互信不断增强，边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军事互信与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多次举行联合军演，开通了军事直通热线电话；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中俄贸易俄从2000年的80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892亿美元；区域合作取得新进展，两国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有力推动了区域合作和边境贸易发展；民间交往和合作空前活跃，两国继2009年和2010年互办“语言年”后，2012年和2013年又互办了“旅游年”，推动了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4.放眼当代，中日关系的现状也是紧张与缓和并存的局面：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到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可以说是友好合作时期；从1982年到1992年天皇访华，中日之间摩擦与合作并存；自1992年以来，为对立合作时期。“政冷经热”成为描述中日关系现状的典型词汇。首先，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据核心地位，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回顾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见，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正如历史上一样，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加强，促进了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然而，中日之间也面临领土争议、台湾问题、历史遗留等诸多问题；再加上近年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中日政治关系一再陷入迟滞。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就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程度深刻，时间持久，范围广泛。为缓和紧张的中日关系，增进两国的信任与合作，也为谋求我国的长远发展，我们仍需不断努力。总体来说，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壮大实力，始终是我国的首要任务。处理中日间存在的各种问题，都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对于双边而言，需努力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拓宽视野，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视角寻求两国共同利益。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并且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趋势，日本应当理智面对中国的崛起，不应只看到对日本不利的一面，更不应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第二，深化合作，承担大国责任，共同致力于实现地区稳定和繁荣。中国是区域政治大国，日本是区域经济大国，同时处于崛起背景下的两个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在短期内难以避免。但从长远看，中日两国实现战略和解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双方应当本着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则，促进东亚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建设和平、繁荣、稳定和开放的亚洲；能源安全、环境保护、贫困、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是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双方应从战略高度开展有效合作，为解决上述问题作出应有贡献。第三，正视历史问题，冷静处理领土争议。从战略层面看，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对日本来讲，首先要深刻反省，对其侵略行径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就中3国而言，要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因暂时的紧张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影响全局。总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不作激化矛盾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中日关系的发展虽充满曲折，但我们坚信其前景是光明的。只要我们采取科学的方法，加强双边交流，增进友好往来，中日关系的缓和、矛盾的化解都指日可待。我相信，我们的不懈努力定会开辟出中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天地！二、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特点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导致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对大国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使大国互动出现—些新的表现形式。一方面，与过去那种单向的、垂直的依赖关系不同，当令世界相互依存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特点，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呈现出一种双向的、平行的相互依存模式。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不论一国国力如何强大，都将难以单枪匹马进行应对，必须通过开展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共渡难关乞各大国共同应对挑战的愿望上升，竞争与合作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思维方式也逐步由”零和”向互利共赢转变。1．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经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苏联解体后短暂出现的单极主导或“一超多强”格局之后，当前正朝多极方向加速发展。从经济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其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已从2001年的31.8%下降到2013年的22.7%。美国国债从2008年的10万亿美元蹿升至如今的1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7%，相当于美国财政收入的7倍。从军事上看，美国军事力量仍然独步天下，但近年来军费开支整体上处于收缩态势。为弥补军事力量收缩的不足，美以加强“集体防御”为由，大力推动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开支，这在欧债危机延宕多年的情况下，对欧洲无异于是强人所难，总体效果不彰。从战略上看，近年来美国在全球事务中顾此失彼、疲于应付的态势明显。美国一方面要化解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地缘战略形势的影响，一方面要坚持推进亚太“再平衡“的既定战略。美国一方面要实施退出伊拉克、阿富汗这“两场战争”的大战略，另一方面不得不紧急调兵重返伊拉克，应对“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横空出世对美伊战“胜利成果”的严峻冲击。同时也要看到，美国仍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反弹。2．国际体系面临变革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朝相对均衡方向发展，国际体系变革进入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的时期。基辛格等学者称，当前以来国际体系最重大的变革，是“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出现突破。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重新分配，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上升。新兴4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关键国际经济机构中影响上升。二是国际政治安全体系酝酿重要变化。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作为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的基石，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当前，联合国工作重心由冷战时期的和平发展两大领域拓展为发展、和平与安全、人权三大领域。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结成“四国集团”，全力争取“人常”。一些中小国家结成“观点相近国家”，同“四国集团”展开激烈博弈，有关改革结果将牵动大国关系调整，对未来国际政治安全体演变系具有深远影响。三是国际规则之争空前激烈。在政治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佼佼者新兴市场国家同西方大国围绕不干涉内政、主权、人权、自决权等问题，在舆论、法理、实践上展开对国际话语权和解释权的较量。在经贸领域，美、欧推进“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打造西方主导的新一代经贸规则。在气候变化领域，各方着眼2015年巴黎会议拟通过的国际减排机制展开新一轮博弈，维护还是削弱“共同但有区别原则”成为气候变化新协议谈判焦点。在网络安全领域，各方围绕相关秩序和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更加激烈，美国等发达国家极力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和话语权，中、俄等新兴市场国家向联大共提“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力主以联合国为主渠道制定网络空间规则，希望在网络安全规则制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发展领域，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预定期限的临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继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发达国家更为关注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并试图把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援助纳入其设定的轨道。四是区域和跨区域机制蓬勃发展。金砖国家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机制，在重大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金融问题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金砖国家银行正式建立，总部设在中国上海。金砖银行的成立，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打破融资瓶颈，增强金砖国家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构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2014年11月11日在北京雁栖湖举行。APEC现有21个成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奥巴马，日本首相安培晋三等出席会议。会议达成了诸如《北京反腐败宣言》，亚太互联互通等面向未来，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