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能够促进银行发展吗？

1论文首页：监管能够促进银行发展吗？——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沈坤荣李莉**（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210093）内容提要：本文以“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为框架、采用全球131个国家的最新数据，分析各项银行监管措施在不同背景下对于银行发展的影响，从而回答怎样的监管才是促进银行稳定发展的一个适当尺度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与一般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在资本充足率不高、非官方监管不健全的条件下，应谨慎放松银行市场（尤其是外资银行）的准入限制，约束银行涉足证券、保险等其他业务，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并且发挥官方监管控制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为当前我国银监会成立后的银行监管改革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关键词：银行监管放松监管银行发展CanRegulationandSupervisionPromoteBankDevelopment?ACross-countryEmpiricalStudyandItsImplicationtoChinaKunrongShen,LiLi(NanjingUniversity)Abstract:Undertheframeworkofa“grabbinghand”governmentmodel,thispaperexploreshowvariousbankingregulationinstrumentsaffectbankdevelopment.Applyinglatestdatacovering131countriesintheworld,weanswerwhattheappropriateregulationthatwillpromotebankingsystemtodevelopstablyis.OurresultsindicatethatChina,differentfrommostcases,shouldcautiouslyrelaxitsentryrestrictionsparticularlytoforeignbanks,restrainbanksfromengaginginsecurities,insuranceandotheractivities,setupexplicitdepositinsurancescheme,andgivepositiveplaytoofficialsupervision,onaccountofChina’slowbankcapital-assetratioandimmaturenon-officialsupervisorysystem.Theseresultsmightprovidesomehelpfulinstructionsforthenewly-establishedChinaBankingRegulatoryCommission(CBRC)toconductbankregulationreform.Keywords:BankingRegulationandSupervision,Deregulation,BankDevelopment*此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03BJL02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473036）资助。**沈坤荣，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斯坦福（STANFORD）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李莉，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联系地址：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经济系；邮编：210093；联系电话:[phone]；E-mail:[e-mail]2监管能够促进银行发展吗？——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内容提要：本文以“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为框架、采用全球131个国家的最新数据，分析各项银行监管措施在不同背景下对于银行发展的影响，从而回答怎样的监管才是促进银行稳定发展的一个适当尺度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与一般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在资本充足率不高、非官方监管不健全的条件下，应谨慎放松银行市场（尤其是外资银行）的准入限制，约束银行涉足证券、保险等其他业务，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并且发挥官方监管控制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为当前我国银监会成立后的银行监管改革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关键词：银行监管放松监管银行发展一、导言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承载着市场资金优化配置的重任，在世界各国经济体系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Beck,Demirguc-KuntandLevine,2000）。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银行发展有助于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或增加资本形成或带来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Goldsmith,1969;AllenandGale,2000;Levine,2004）。然而，20世纪3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银行危机却屡屡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重创（CaprioandKlingebiel,2003）。尽管在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各国政府以及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逐渐摒弃了古典经济理论所倡导的自由银行制度，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银行监管措施，但是，对银行业的监管似乎陷入了一个“监管——放松监管——重新监管”的“怪圈”之中。发达国家银行为规避监管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导致了新的金融风险，发展中国家为消除“金融压抑”而进行的金融自由化也引发了或局部或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对于世界各国政府来说，实施一套既能维护银行稳定又有助于银行发展的监管措施显得尤为迫切。正如RajanandZigales（2004）所言，“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处在缺乏规则与过分管制之间的某个适当尺度”。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回答，怎样的监管才是促进银行稳定发展的一个适当尺度的问题。现有的理论从不同角度讨论过各种银行监管措施的利弊，例如：Hellmann,MurdockandStiglitz（1997）从“租金创造（RentCreation）”的角度分析利率管制的作用，Keeley（1990）从“特许价值（FranchiseValue）”的角度考察市场准入限制的后果，John,John,andSaunders（1994）从潜在“利益冲突（Conflicts-of-Interest）”的角度研究金融分业经营的规定是否合理，Kim和Santomero（1988）从“银行挤兑（BankRun）”风险的角度考察资本充足要求的必要性，Grossman（1992）从“道德风险（Moral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的角度分析存款保险制度的优劣，等等。那么实践中，这些监管措施究竟对银行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目前，国际上对于银行监管的实证研究还刚刚兴起，而国内的相关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为此需要从实证角度进一步分析。本文的研究建立在Barth,CaprioandLevine（下文简称为BCL,2002）和LiTao（2002）①两篇论文的基础之上，但试图在以下几方面有所改进：（i）赋予银行监管与银行发展间的内在联系以理论基础。本文以ShleiferandVishny（2004）开创的“掠夺之手”模型为框架，发现BCL（2002）和LiTao（2002）的文章隐含着“扶持之手”的政府假说，因此他们假设各项银行监管措施能够促进银行发展，但是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大部分措施都与银行发展负相关。于是，本文直接以“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为前提，先假设所有银行监管措施都与银行发展负相关，再验证哪几项特殊的监管措施能够拒绝该假设，即促进银行发展。（ii）数据均为2003或2004年更新后的版本。一方面，样本包括了更多处于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避免了原来数据在时间上（1997-1999年间）所受的金融危机异常波动的影响。①这篇论文的中文版发表在《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上，题为“商业银行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模式及影响”，但由于中文版比较简略，本文仍以英文版为参考。3（iii）根据FreixasandRochet（1997）的理论研究，本文对原始数据库进行了重新分类整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出更具经济涵义的指标体系。（iv）运用工具变量（IV）法和广义矩（GMM）估计对传统OLS模型进行改进，既兼顾到银行监管以外的其他因素对银行发展的作用，又剔除了跨国截面数据回归中普遍存在的异方差影响。（v）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状，在模型中加入交叉项，以考察两种银行监管措施的协同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i）一般而言，严格限制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市场、赋予官方监管机构过多的权力会显著阻碍银行发展；而对国内银行准入限制的严格程度、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对银行涉足证券、保险等领域的限制三项措施的利弊难以权衡；相反，存款利息率的限制、最低资本充足率和非官方监管措施则能够显著地促进银行发展。（ii）另外，对资本充足的辅助性要求、用于防范存款保险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规定、以及对官方监管控制的约束可能由于实践中尚不完善，并未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促进银行发展的作用。（iii）但是，在资本充足率不高、非官方监管不健全的条件下（例如中国的现状），则应谨慎放松银行市场（尤其是外资银行）的准入限制，约束银行涉足证券、保险等其他业务，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并且发挥官方监管控制的积极作用。本文其它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中关于“银行监管与银行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进行综述，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第三部分搭建理论框架，设计基本的计量模型，描述数据来源、进行变量选择及其相关性分析，并讨论运用OLS、2SLS、GMM三种方法进行回归的结果；第四部分针对中国的现状对基本的计量模型加以拓展；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阐明我国的银行监管可以从跨国数据分析中借鉴的经验。二、文献综述对于银行监管与银行发展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分为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从理论研究角度看，近二三十年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深入探讨银行监管问题提供了微观基础。尽管如前文所述，众多经济学家曾分别针对某一项或几项银行监管措施建立过复杂的理论模型，但率先将大部分监管措施同时纳入理论框架的当属FreixasandRochet（1997）。他们将世界范围内曾经或正在实施的银行监管措施归纳为六大类：①存款利息率上限②市场准入限制③资产组合限制④资本要求⑤存款保险⑥监管控制，并详细分析了各项监管措施的利弊。虽然在FreixasandRochet（1997）之后，很多学者建立起更完善的银行监管模型，例如AllenandGale（2003）运用一般均衡方法讨论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对银行进行监管；Shim（2004）运用动态博弈方法考察对银行的最优监管控制，但我们认为关于六大类监管措施的概括依然是现有理论中最全面的，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构建在FreixasandRochet（1997）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上。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正如AllenandGale（2000）所言：在经济研究的历史上，银行监管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它的实证研究远远领先于理论发展。然而，大多实证研究都只是描述性的，如Gart（1994）、GortonandWinton（2002）、Demirgüç-KuntandKane（2002）等，分别描述了各项银行监管措施在不同国家的实施情况，而率先针对银行监管建立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的是Barth,CaprioandLevine。BCL（2002）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针对银行监管展开了一项覆盖全世界117个国家的问卷调查，共设计了175个问题，内容涉及银行监管的12个领域，从而建立了世界上首个最全面的银行监管数据库。在此基础之上，他们验证了12大类银行监管措施对银行发展和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研究显示，政府对银行的准入限制和资产组合限制与银行发展负相关；官方监管控制的权力以及银行资本充足性的规定对银行发展没有显著影响；而非官方监管显著促进银行发展；另外，宽松的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正相关。BCL（2002）的研究在银行监管的实证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在BCL之后，LiTao（2002）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