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分析

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分析[摘要]目的了解四川省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入户问卷调查四川省城乡居民6042人。结果四川省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具备率为10.70%，其中城市居民为16.70%，农村居民为4.80%；不同地区、民族、文化程度的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具备率不同，经χ2检验，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地区、民族、文化程度为影响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主要因素。结论四川省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具备率较低，建议在全面干预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以及文化程度较低者的针对性干预措施，提高四川省居民整体健康素养水平。公民健康素养水平是衡量社会进步与文明的标志，提高公民健康素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从健康素养的定义“个体获得、理解和处理基本健康信息或服务并做出正确的健康相关决策的能力”[1]可知,公民健康素养包括获得的健康知识，有效形成个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以及具备维护健康的相关技能等。而获得的健康知识，最终都要形成健康行为才有价值，才能真正提高个体的健康水准，所以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是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了解四川省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针对2011年四川省健康素养摸底调查中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的资料进行分析，为及时调整相关干预策略，有效提高四川省居民整体健康素养水平提供科学依据。1对象与方法1.1对象四川省内15～69岁城乡常住居民。常住居民指调查前1年内连续住满6个月及以上者。1.2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即抽样方法。兼顾地域、经济、种族聚居等因素均衡性，全省共抽取12个县（区），抽出的6个城市社区调查点为：成都市青羊区、自贡市贡井区、泸州市江阳区、达州市达县、攀枝花市东区、西昌市区；6个农村社区调查点为：双流县、绵竹市、简阳市、射洪县、渠县、汶川县。每个县（区）各随机抽取2个街道（乡镇），每个的街道（乡镇）随机抽取1个居委会（行政村），最后从选中居委会（行政村）中随机选择样本家庭。1.3调查内容采用《2011年四川省居民健康素养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其内容取自国家《2008年健康素养调查问卷》以及《健康66条》读本，包括健康素养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健康技能3部分。1.4调查方法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深入样本户对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进行询问调查。1.5统计分析参照2008年全国素养调查判断标准[2]，凡调查对象答对指定回答的80%的问题就视其具备该部分健康素养。使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2结果2.1基本情况在12个样本县（区）共完成有效调查6042人，其中男性2695人，女性3347人，男女比例为1：1.24；城市居民3003人，农村居民3039人，城乡比例基本为1：1；平均年龄43.58岁，以30到50岁者居多（46.1%）；以初中文化程度者居多（36.4%），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仍有34.1%；2.7%调查对象从事医药相关职业；10.6%为少数民族。2.2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具备情况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6042人中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具备人数为645人，素养具备率为10.7%；城市居民的素养具备率为16.7%，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3.5，P＜0.01）；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间素养具备水平差异较大，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为28.3%，文盲人口仅为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67.51，P＜0.01），且素养具备率随文化程度上升而呈增高趋势；汉族的素养具备率11.2％，高于少数民族的6.1％（χ2=15.66，P＜0.01）；基层从医者素养具备率为22.7%.高于非从医人群的10.3%（χ2=25.40，P＜0.01）；不同年龄组的素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62，P＜0.05），25～34岁组具备率高于其他年龄组。各类人群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具备率见表1。2.3素养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为进一步的探讨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具备情况的影响因素，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又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具备与否作为因变量，性别、城乡地区、民族、文化程度、从医与否作为协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性别、城乡地区、文化程度、民族、是否从医均进入模型（表2）。3讨论3.1基本情况有国外研究资料[3]显示，个体健康素养水平不仅与年龄、种族、受教育程度、就业、收入、医保、视读障碍有关。近几年国内健康素养研究资料[2]，4，5]显示，城乡区别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是健康素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次调查结果，单因素分析或Logistic回归分析均显示四川省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具备率城市明显高于农村；文化程度是重要影响因素，居民素养具备率有随文化水平的上升而增高的趋势，大专以上人口具备素养的可能性是文盲人口的15.87倍。汉族的素养具备率是少数民族的1.37倍；从医者素养具备率远是非从医者人群1.63倍。单因素分析显示调查人群中25～35年龄段素养具备率稍高于其他年龄段，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因素有一定影响，男性素养具备率水平略低于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3.2促进公众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形成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近几年国内外健康素养研究结果，在健康素养调查内容的3个部分得分中，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得分都是最低的[2，6]。本次调查也显示四川城市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具备率不高，说明公众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亟待加强，尤其是农村居民、民族地区居民以及低文化水平居民需要重点干预。多种因素会导致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较低[6，7]，由于经济条件、自然条件等局限，造成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卫生资源相对贫乏，即健康服务的可及性不够。本次调查发现，农村居民每年体检、定期孕检率都较低，可能与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不够，妇幼保健工作覆盖面不够有关；农村居民预防禽流感等疾病能力较差，可能与疾病预防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力度有关。这些都提示在提高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水平上，政府需要加大相关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本次调查显示，城乡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差距较大的原因之一，是日常生活习惯差异。尽管经济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对于已具备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个人爱卫生的意识和行为习惯就成为主要因素。所以公众也要有改变自身陋习的意愿和行动，借助政府开展的树新风、除陋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等活动，充分利用健康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种健康信息和服务，逐步建立健康意识，努力养成健康行为，自觉自愿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全社会健康水平提高，而必要前提之一就是要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因此引导公众选择并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就成为健康教育的重要工作。提高公众健康知识的知晓率有许多措施可采用，而提高健康行为的形成率就比较困难，2011年四川省健康素养摸底调查显示，经过三年的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公众健康知识知晓率从2008年的54.2%上升至2011年的72.6%[8]，公众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的具备率却提高甚微。因为健康知识转换为健康行为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过程[9]，一个不良习惯转变成一个牢固的健康习惯行为也要经历多个阶段[10]，需要健康教育工作者要积极研究其中的科学机制，探索实用有效的转变模式，引导公众从改变日常生活小陋习开始，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别针对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少数民族群体，健康教育工作者需要开发生动形象的、通俗易懂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健康科普材料，以激发公众获取健康信息的兴趣，提高正确理解健康信息的能力；需要拓展多种健康信息传播渠道，以方便公众充分利用社会健康服务；需要设计推广各种针对性的健康促进干预活动，以培养公民健康生活行为习惯。健康生活方式对于个人、家庭、民族、国家未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促进公众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