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发展概述

课程论文题目《宋词概论》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专业汉语言专业班级中文13A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文学史（3）学号1319110105学生姓名易倩雯二○一四年十二月宋词发展概述中文13A1319110105易倩雯一、词的产生宋词是在唐五代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初词被称为曲子词（因为词与诗歌不同，它一般是先有乐，然后按乐填词），作为俗乐的一种。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词为诗余”，诗作为正统的文学形式存在，而词则是从民间的俗曲转化而来。诗歌可以用来批评朝政、促进社会发展，在孔子那里就有“兴、观、群、怨”的说法。而词主要用于娱乐、消遣。一般认为，词的渊源是胡夷之曲和中原里巷之曲融合而成。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胡夷音乐深受人们的喜爱。刘禹锡在朗洲作司马时，当地人所唱的竹枝曲被刘禹锡改成了竹枝词。杨海明先生在《唐宋词史》中认为江南的地域、民情风俗以及政治状况对词产生了很大影响：（1）江南多水，帮助造就了词境的柔媚（2）斜桥红袖帮助造就了词情的香艳（3）江南小气帮助造就了词风的软弱。词为曲而填，因而词的体式受曲体的影响。词的分片、句式的长短、节奏的缓急、音调的抑扬等都依曲而定，因为曲有曲调，所以词也有词调，词调的名称就是词牌名。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根据词牌名看词的格调，比方说满江红就是激昂的格调，临江仙谈的是游仙之事，渔歌子写的是打鱼之事。另一方面，作者在填词时虽按乐谱填写，但在某些音节，可以你多填上几个字，我少填几个字，在个别音律处还可以略变一下平仄韵律，使演唱更为悦耳动听。可是“宋代以后，乐谱逐渐散失，再加上多数诗人本来就不懂音乐，他们填词意在作诗而不在演唱，于是干脆不去理睬曲谱，只按前人已经填了的某调，一字字、一句句地照填下去，‘依样画葫芦’——你叫《更漏子》，我也叫《更漏子》，你开头三字的格式是‘仄平平’，我也照填‘仄平平’。这样一来，格式反而固定了，严格了。明清两代更有人归纳旧词，厘定词谱，使填词者有所依据。于是词便成了一种纯粹的文学样式，一种格律十分严格的诗体。”（陈振寰《读词常识》，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词的内容与格调渐渐与词牌相分离，使词渐渐独立于音乐之外。同时从字数上分为小令（58字）、中调（58——90字）、长调（90字以上）。宋词不像唐诗与宋诗往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诗歌流派，但对宋词风格划分自古有之。明代张綖在《诗余图谱•凡例》后的“附识”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此论一出，词分婉约、豪放即不绝于耳。然而宋代词人并没有有意识的词派，词人中有纯粹的婉约词人却没有纯粹的豪放词人，写豪放词的人往往多有婉约之作。晚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细分宋词的流派，有十四体之说；近人詹安泰在《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一文中提出八派之说；今人刘扬忠在《唐宋词流派史》中按照宋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了划分。二、宋词的发展历程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1、北宋初年，很多人认为奢靡轻软的文风助长了社会政治的腐化而导致了前后蜀、南唐的灭亡，再加上当时的官吏选择制度考察的主要是诗、赋、论、策等，而词是不入流的，因而在这个时期词坛沉寂，60年间词人与词作寥寥。2、北宋中期，宋仁宗好词，他在位40年，使词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承袭晚唐五代词风，在风格上以个性化的色彩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创新。词发展到柳永，他因为仕途坎坷而自我放纵，沉溺于歌楼妓馆之中，在词的创作中以市民生活入词，并把传统的小令发展为慢词（依慢曲而填的词。慢曲，唐宋杂曲的四种体制令、引、近、慢之一，每片八拍），丰富了词的体式。词发展到苏轼，他以旷达超逸的襟怀与深沉的思考开创了词的豪放风格。同时在题材的选择上不再有任何的局限。3、北宋后期，秦观、贺铸走得依然是柔婉词风的道路，把婉约词写得更加细密、更加柔弱。周邦彦在词的章法技巧上更加纯熟，成为婉约词的集大成者。4、北宋与南宋之交，最杰出的词人当是李清照，她奉行“词别是一家，形成了柔丽清新的‘易安体’”。在此之后，张元干、张孝祥、陆游等词人在词中诉说报国之心、内心之苦。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在南宋气势最盛，更加逞才使气。5、南宋后期，周邦彦影响下的格律词复兴，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人注重词的典雅精巧、音律和谐。三、宋词在体制上的演变词根据乐调上的变化，发展出长短不同的篇章，一般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宋初小令独盛。小令又称“令曲”，唐五代文人词多为小令，少则十六字，如《十六字令》，多可至二百一十五字，如《胜利令》。北宋前期欧阳修，晏殊等人所写的都是一些小令。中调长于小令，一般又有“引”和“近”的称呼。“引”是引歌的意思，原是指唐代大曲的先头部分，“引歌”做为词调填词，比小令长。“近”又称为“近拍”，也是长于令曲的词调。中调词一般在词牌上就加有“引”，“近”，“近拍”的字样，如《清波引》，《翠华引》，《荔枝香近》，《隔浦莲近拍》等。长调又称“慢词”，是词调中的长曲子。从词在文坛上的演化和发展上看，最早出现的是大量的令词，稍后才出现了大量的中调和慢词。唐五代词作中，也有个别的长调作品。虽然唐代民间已有长调出现，但文人很少仿作。由中唐至宋初，文人词仍以小令为主，及至张先，柳永出，才打破小令独盛的局面。柳永大量创制长调。北宋前期词人张先，喜作慢词，对词的形式起过一定的作用，而柳永则是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创制长调词的词人。此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词人也创作大量的慢词。在他们的努力下，北宋词就由小令发展到慢词的成熟阶段。由于慢词的出现，丰富了词的表现力，能够把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尽致，所以它不仅影响了婉约词风，也影响到豪放词的风格。周邦彦审定词的格律。词的体制发展到北宋后期，便进入了集成的阶段，代表词人是周邦彦。在柳永的努力创作下，长调篇目甚多，但当时的长调，在字句和音律上，仍未达到严整的地步，审诣协律的工作，最后留待周邦彦去完成。周“好音乐，能自度曲”，并且“尽力于辞章”，故其造诣之高，无与伦比。他曾任职大晟府，整理并创制词调，尤其是他创制了《花犯》，《倒犯》，《绦闷》等诸调，对宋词体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南宋后期，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为代表的词人务求辞句雅正工整丽和音律谐协精密，使词的体制更加完美。四、宋词在风格上的演变宋初词风绮丽婉约。北宋初期，词坛沿袭晚唐五代绮丽婉约的词风发展，以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等为代表词人。他们的词作内容多写男欢女爱，或上流社会闲逸生活和离情别绪。作品内容空虚，辞藻华丽，是《花间集》风格的延续，形式上多是字数较少的小令。随著诗文革运动的兴起，范仲淹，王安石等为宋词开辟了新境界。他们写词是为了即景抒怀，打破了花间派词人托女性写艳情的的局面。柳永开拓词的内容。词至柳永为一小变。他在都市的歌楼酒馆中致力于“变旧声作新声”，反映都市繁荣，以其不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趣味，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开拓了词的内容，形成深婉含蓄，感情真摰，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这样柳永便成为北宋婉约词派的早期代表。苏轼建立豪放派词风。苏轼别开生面地建立了与婉约派相对立的豪放派词风。在词的语言上，他以诗为词，使词脱离音乐的束缚；在词的风格和内容上，他扩大了词的领域，涤除了当时词坛上那种“绮罗香潭之态”，使词和诗一样可以反映社会生活，为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开了先路，对后世有著深远的影响。秦观博取婉约众家之长。北宋后期词坛，在意境，声律各方面有所开拓。其中秦观沿著婉约词派的道路，博取婉约众家之展，在艺术技巧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作品平易含蓄，文笔淡雅轻柔，虽然与柳永词同属婉约派，但不像柳永那样尽情倾吐。周邦彦讲究词的格律。格律派词的创始者周邦彦则善于巧妙而自然地融化古人诗句入词，尤其注重词的雕琢，章法的严整和声律的谐美，于是形成了含蓄蕴藉，工整典雅的艺术风格。李清照词婉约中带豪放。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是公认的婉约派正宗词人。她能在书写语言和口语基础上，锻鍊出优美，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出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象。她是继秦观之后的另一个婉约派的大家，却形成了婉约中带有豪放的艺术风格，也是秦观所不能比拟的。五、宋词繁荣的原因1、国家之统一，经济之发展是宋词繁荣的社会原因，即外部原因。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由于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板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岘订正“雅乐”，企图礼乐维持帝王尊严。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来消弭反抗，对于流行民间的“俗乐”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当时民间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种新声。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五代时就已流行，如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人称为“曲子相公”。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词在民间，在文人学士手中蔓延起来。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后，获得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妓，“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乐考》）。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来自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交往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避暑录话》就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着。北宋交替，靖康之耻一直铭刻在汉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复成为人们的主旋律。但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因而文人们纷纷慷慨悲壮一发于词。宋金对峙渐趋稳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带沃土千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临安成为著名都市，经济亦发展起来，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宋初的以词来“娱宾遣兴”在此时又得以发展。此外，市民阶层的兴起，影响到社会的审美心理之变化。人们把兴趣由欣赏诗文而转到这个俗文学中来。柳永就是把词引向市民中去的杰出作家。因此，市民阶层之出现，亦是宋词繁荣的原因之一。2、从宋人的特殊心态看宋词之繁荣词在晚唐五代就成为歌舞宴前“助娇娆之态”、“娱宾遣兴”的玩乐手段。花间词人的词无不缕金错采、描红吐翠。在人们的心目中“词为艳科”，妖艳甚至被认为是词之为词的本性所在，“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沈义父《乐府指迷》）。因此“诗庄词媚”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着宋代词坛。宋统治者为了整肃纲常，大兴伦理，“务本向道”（《能改漫录》），因此，他们“不喜郑声”（《宋史·乐志》），把词视为玩物小道，“侧艳小技”，排挤在正统文学的殿堂之外。但奇怪的是，他们在观念上极端鄙弃，在创作上却不遗余力。宋太宗本人不仅爱听，而且还自制“新声”。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的晏殊有《珠玉词》一百三十六首，其中不乏“一曲细丝清脆，倚朱唇，斟绿酒，掩红巾”（《凤御杯》）、“慢引萧娘舞袖回”（《采桑子》）的浅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欧阳文忠公，存词二百四十一首，更有“走来窗下笑相扶……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的缠绵小词。此外如范仲淹、寇准、王安石等都能写词。总之上自宫庭、阀阅、显宦，下至名士、学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