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稿浅谈庄子对嵇康生命意识的影响

毕业论文论文题目：浅谈庄子对嵇康生命意识的影响作者姓名：陈柏林专业：汉语言文学主考学校：准考证号：指导教师姓名职称：2015年4月15日XX专业论文标题浅谈庄子对嵇康生命意识的影响论文标题DiscussesZhuang-zishallowlytotheJiKanglifeconsciousnessinfluence论文作者陈柏林论文作者chenbolin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论文目录内容摘要……………………………………………………（Ⅰ）正文目录……………………………………………………（Ⅱ）注释………………………………………………………（Ⅲ）参考文献……………………………………………………（Ⅳ）浅谈庄子对嵇康生命意识的影响作者：陈柏林【内容摘要】嵇康所追求的那种自由自在，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充满了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这不是富贵逸乐，不任情纵欲，而是一种不受约束，随性之所至的淡泊生活，充满了生活的本真气息，充满了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在这种生活里才有精神自由，有自己的真实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自然是心之自然，是心之自由，对心的重视意味着对生命的重视，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嵇康对独立人格追求的深层意义，便是对生命的无限渴望与崇敬，是他强烈生命意识的表现。【关键词】庄子嵇康生命意识魏晋之际，天下多故。这个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战乱，瘟疫，政治恐怖，特别是统治集团的残酷内讧，让“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这些痛苦而又混乱的历史事实让当时的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时代的恶劣剧烈的摧残着士人多愁善感的灵魂，个体生命茫然无措的痛苦不堪，旧有的道德价值体系苍白无力的刺激着士人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探索，对当时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就有了历史上所谓的魏晋风度。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对此有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道德标准和价值信仰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1】。这种“人的觉醒”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生命意义的显现，即对自身存在价值、生存方式以及生命本身的反思和认识【2】。如何在生命的瞬间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这是一种对生命与人生的执着。所以在人的觉醒之后，处于动乱之中的魏晋士人更表现出一种顽强、自觉的生命意识。嵇康作为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就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嵇康(公元223年—262年)，字叔夜，竹林七贤之首。《晋书·嵇康传》注“有奇才”、“与曹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提出了“越名任心”的主张，以服药求仙的独特方式诉说着内心对于全身避祸的郁闷生涯的痛楚。在司马氏蚕食鲸吞、阴谋篡权的时代，看不惯玩弄权术手段的黑暗政治．却又无法改变这种既有羁绊又被利用的政治处境，也无法改变自己随时可能身败家灭的险恶处境，在乱世之中艰难求生。他生命意识的觉醒就是在生存的夹缝中追求自己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解放【3】。面对司马氏集团的残暴，面对现实生存环境的险恶，为求自保，他远离政治，“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晋书·嵇康传》）”，这时庄子的思想与他的精神需要产生了某种共鸣。庄子思想是以人的个性自由为基础的，把人作为一个独立体与自然、社会等同，又以人、人的精神为核心，排除物欲，来求得人精神的绝对自由。他追求一种“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无为之业（《庄子·逍遥游》）”，遗世独立的思想人格。讲究淡泊名利，不为名利左右，而要顺应自然，忘情忘性，追求精神的解脱、自得的理想人生境界。这样，庄子的哲学对于个性已开始觉醒的魏晋文人来说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嵇康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一、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人格嵇康的理想人格是构建在“非汤武而薄周孔”和“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两句响亮的口号上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的政治思想。鲁迅先生对“非汤武而薄周孔”一句有深刻的论述：“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叫司马氏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4】从此可以看出这时否定儒家人格的偶像，批判虚伪人格。既然是对儒家的一套社会伦理的否定，那就应“越名教而任自然”。所谓名教，并非纯指儒学，而是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整个人伦秩序。其中君臣、父子两伦被看做全部秩序的基础，也是滋生虚伪人格的温床。司马氏以名教治天下，将正统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演变为外在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戒律，以礼教的共同性，强制性地禁锢人的个性，规范人的行为，在司马氏血腥的杀夺中，又夹杂着用虚伪包裹着的残忍，成为一把装饰着礼教纹章的屠刀。【5】嵇康扯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旗帜，以自然之性的真诚、热情、放达，对比出名教之性的矜假、冷酷、刻板。反对名教，主要在于名教违反人的自然本性，阻碍人性的自由发展。“任自然”就是任心之自然，只有超越名教的约束，才能达到心之自然。他在《释私论》中这样说：“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无矜尚，是非不存于心，气静神虚，体亮心达，通万物之情。一事之来，不人为的考虑得失，任心而行，是是非非就自然会心中无私，就能越名教而任自然。任“心之自然”，也就是要追求精神的自由，这种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是一种精神境界。自然是心之自然，自由也是心之自由，心在嵇康思想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心是我之心，对心的重视意味着对我的重视，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嵇康对独立人格追求的深层意义，便是对生命的无限渴望与崇敬，是他强烈生命意识的表现。嵇康对这种精神自由之境是一种悠游，了无挂碍、怡然自得的理想生活，充满着闲适情趣。从他的诗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生活：“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之十五》）“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之十八》）“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檝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酒会诗七首之四》）“藻泛兰池。和声激朗。操缦清商。游心大象。倾昧修身。惠音遗响。钟期不存。我志谁赏”（《酒会诗七首之二》）很显然，嵇康所追求的这种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充满了庄子精神。庄子的逍遥游就是这种要把世间万物的俗尘杂物排除心外，求得内心安适自在，心与道冥而随心所欲的遨游寰宇的精神自由。庄子之“任心”甚于嵇康，嵇康要摆脱的只是虚伪残忍的名教束缚，他的精神是人间实有的，而庄子要摆脱的却是无奈现实，残酷命运的束缚，《庄子`大宗师》这样说：“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我既不必执著为我，任自然而委化，也就一切不入于心。庄子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处穷閭厄巷，槁項黄馘而泰然自若，他完全进入一种内心的境界中，舍弃人间的一切。他主张生应该逍遥，“巧者劳而知者优，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他这个逍遥完全是精神上的，是一种纯哲理化的精神境界，是人间所没有的，即所谓“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之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心与道合，我与自然泯一，这就是全部追求。真正做到物我两忘，身为枯木，心如死灰，虽槁项黄馘而仍然泛若不系之舟，于无何有之乡遨游则是很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这种人生境界不是一个实有的人间境界。可庄子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与向往，对人生生命的体认与关怀却是实实在在的，嵇康接受并发扬了这种对人生生命体认与关怀的精神，将庄子的理想精神境界人间化了，把他从纯哲学的境界变成一个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6】二、精神自由的人生实践嵇康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的，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这种人生境界充满了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不是富贵逸乐，不任情纵欲，而是一种不受约束，随性之所至的淡泊生活，充满了生活的本真气息。在这种生活里才有精神自由，才有他自己的真实存在，才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然而这样地生活很艰难，因为他有一个过于执著，过于切直的性格，“好发离经叛道”、“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这无疑给他的生活蒙上了悲剧的阴影。《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康别传》：“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行？’”性烈，而且感情及其浓烈，不像庄子式的那种生死无所动心，是非不系于怀的人。《庄子·德充符》：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庄子是主张无情的，“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业。”当妻子死时他可以鼓盆而歌，因为他知道“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庄子已经做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而游于方之外了。可嵇康却还没有看透世间的诸多无奈与残酷，他一旦感情激荡起来便难以自已，“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世说新语·简傲》载：“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文学》又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这无疑体现了嵇康刚肠疾恶，不与世俗合流的禀性。而当好友山涛举荐代官时，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充分表现了他对庸俗世态的痛恶和对虚伪礼教的蔑视。《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出他不能为官的“七不堪而二不可”，特别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并且揭穿“礼”的虚伪，“法”的荒唐，完全公开了与司马氏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之相应，发生吕安事件。吕巽奸污吕安妻，反诬告吕安虐待母亲，不孝。吕安引嵇康为见证，嵇义不负心，愤然而起，既出庭做证，又挥笔著《与吕长悌绝交书》。临书恨恨，骂吕巽忘当初在先父灵前的发誓，“包藏祸心”陷害弟弟的丑事。【7】这种禀性，果敢，却有着儒家积极有为的精神。嵇康做不到庄子式的无心无情，看不透世间的无奈与残酷，他只看到司马氏名教的虚伪与假仁假义，其实内心深处还有着对真正名教的留恋与向往，这个深深的名教情结在名教不得其真的时代便转化为对世俗名教的激烈对抗。【8】鲁迅先生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9】他内心深处早就深深地打上了儒家印记，在凸现生命，追求自由的人生愿望，使他不知不觉向儒化人格靠近。于是他所执奉的“无为”又以一种战斗的、有为的姿态出现。由此可见，嵇康以儒家孜孜趋求、积极有为的精神去实现道家守朴养素、淡泊虚静的人生境界。【10】以这样的方式实现的理想人生必然会带来深深地痛苦与矛盾。嵇康很狂放，他那过于执著，切直的疾恶性格决定了他的狂放，越是狂放不羁的人，越是对生命有一种强烈的执著。但他又很谨慎，与人交往而“喜愠不形于色”（《晋书·嵇康传》），这是他所追求的和平宁静的人生境界对自己情性自我制约的结果。【11】自己声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我每师之”（《与山巨源绝交书》），可见他希望自己能谨慎处世，以全养性。这样地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是深刻的，在嵇康的《幽愤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诗人的心灵痛苦与人格冲突，表现出诗人在狂傲与谨慎之间的徘徊。诗中写他因狂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