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现代化

金融与现代化中国改革的启航者与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现代化。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概念虽没有直接提及金融，但他也曾肯定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论述金融的作用时，邓小平所关注的并不是金融与传统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是非常明确清晰地把金融与“现代经济”联系起来。尽管邓小平并非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经济学家或金融专家，但作为一个富有睿智与洞察力的政治领袖，他显然清楚地看到了金融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发展经济学中，现代化（modernization）往往与发达或已开发（developed）的概念相提并论。按人均GDP衡量，如果一个国家国民的收入水平达到了今天美国、欧洲或日本的水平（目前每年人均大约在35000美元左右），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归属为“高收入国家”或“经济发达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赶”的过程，即通过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直至收入水平产生收敛或趋同（convergence）的结果。实现长远经济增长，不能单纯依赖要素——劳动力与资本的投入，而必须是有生产率的显著提高。这样，金融的重要作用就凸现出来。因为，金融的主要功能就是动员储蓄，分配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帮助社会提高生产率。运作良好的、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全球范围来看，银行对于私营部门信贷额占GDP的比例越高，人均GDP水平就越高；股市市值占GDP的比例越高，人均GDP水平也越高；债市市值占GDP的比例越高，人均GDP水平也越高。可见，发达的金融体系通常伴随现代化的经济。而且，近年来经济学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上述关系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统计相关性，而是反映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一种因果金融与现代化02关系。可慰的是，中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近年来尤其致力于推进金融业重组，在银行改革与资本市场改革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的银行与资本市场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与薄弱环节，未来还继续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大国，但中国还不是金融大国，更非金融强国。中国在资本市场发展上的差距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尤其显著。在未来若干年，金融改革与金融业发展应当继续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如果不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不能大幅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与稳定性，中国过去二十余年GDP增长的高速度，如今将很难持续，甚至还会面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金融的现代化决定成败金融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工具与途径。事实上，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也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比较综合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社会稳定与经济结构，从硬件与软件两方面客观地区分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金融，就不可能有真正现代化的中国。具体分析如下：第一，金融体系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softpower）。可以粗略地说，制造业主要体现的是国家的硬实力，例如，企业生产多少吨钢材和多少辆汽车等。而一国金融的发达与否既衡量了该国的硬实力，也评估了该国的软实力。发达的金融体系不仅需要有先进的IT系统与通信网络等作支撑，更需要先进的软件，其包括内部风险管理、业务模式、产品开发、服务质量、公司品牌与文化等，同时还需要优良的外部软环境——自由竞争、法治、公平游戏场和合理税赋等。中国的金融发展已往忽视了非实物形态表现但又至关紧要的软件内容。无论是上海的陆家嘴，还是北京的金融街，大量资源流入而铸就的高楼大厦等硬件，实际上就是被美化的房地产开发罢了，而在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等软件的投入方面重视不够。如果只需通过房地产等硬件投资就能打造现代化的金融中心，那么阿联酋的迪拜也许已足够条件挑战纽约与伦敦，甚至有理由取而代之成为国际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了。03金融与现代化第二，金融系高端服务业，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现代服务业在GDP中占很高比例，通常在70%以上。而金融业就附加值而言是服务业中最重要的板块之一。此外，金融的发展往往需要相关服务，如法律、会计、审计、税务和IT等专业服务体系的配套、支持，因此，金融能刺激推动相关服务业发展，并具有产业集聚催化剂与领头羊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但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显然，发展服务产业不能只靠开餐馆、小店铺之类传统服务业，而是要重视发展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业，才能事半功倍。第三，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必须有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与人才制度作为前提。金融的元素是金融资本，但更重要的元素是人力资本，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纽约与伦敦的金融业集中了全世界一大批学历最高、素质最好的专业人才。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是美国一流大学商学院毕业生的首选行业。与制造业不同，就竞争力而言，劳动力成本对于金融业发展不是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在海内外成功上市，其股票甚受市场追捧，但其投资故事亮点里并不包含低廉的员工成本这一条。恰恰相反，投资者担心的是中国银行机构员工数量过于庞大，专业素质普遍不高。换言之，投资者并非只关心银行的绝对成本水平，而是更关注成本与收入比、资产回报率与股本回报率等指标。鉴于人才对于金融业的重要性，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教育体系发达与否，因而也间接衡量该国教育体系的质量水平之高低。除了高等教育所培养的金融人才数量与质量，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也受金融机构自身人才制度与政策环境的制约。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无论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还是保险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的比例越高，吸引人才、激励人才、挽留人才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就越大。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中资金融机构的人才制度、薪酬激励政策与内部文化不具吸引力，一流人才就可能流失到外资金融机构。归根结底，金融体系的效率与竞争力取决于优秀人才，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离不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与人才制度。回顾中国近代史，富国强兵，必须有西式银行，而金融业最关键的还是人才。这一点，早在一百余年前洋务运动的先驱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人就认识到了。没有一套能真正培养、吸引、挽留和激励世界级顶尖专业人才的机制，这恐怕至今仍是发展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产业的一个金融与现代化04根本障碍。第四，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必须以有效法治环境作为基础。与传统工业或商业活动相比，金融活动更为复杂，面临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更大，金融交易合同的条款也相应更加繁琐。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必须对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确保金融交易合同的执行）有足够的信心。例如，居民在银行存款是最简单的一项金融交易，但如果银行不能保障存款者资金的安全，并且让存款者无条件按自由意愿取回自己的存款，这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就不可能稳定，更谈不上有效率地发展了。如果一项简单的存款合同是如此艰难，那么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交易就更是难以完成。所以，金融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要求很高。财产权利的保障，交易合同的贯彻遵守，司法程序的公正与效率，破产机制的运作，债权人利益与投资者保护等，这些都是现代金融体系有效运转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良好法治环境的保障，就不可能培育健康的信用文化和股权文化，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也将会遇到巨大的障碍。第五，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公平性乃至稳定性，皆要求信息透明，以保证投资者及时获得宏观经济政策、行业趋势、企业经营、技术发展，以及地缘政治、国家安全与社会动态的相关资讯，以便投资者及时调整资产组合，分散和转移风险。一个国家的会计审计制度越严格，资讯业越发达，信息披露越是完整、准确、及时，该国金融市场的反应就越灵敏，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整也就越迅速、有效。因此，信息公开、媒体自由、资讯发达，这些也是金融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第六，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显然，监管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相对简单，监管一个工业社会更为复杂，而监管一个包括金融高端服务业在内的后工业社会则尤为复杂。实际上，能否有效驾驭一个庞大复杂的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的整体行政监管能力是一项重要的考验。金融活动具有外部性、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特点，而且个别金融机构发生的问题很可能通过“金融传染”而波及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酷似核物理上的“链式反应”，危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健。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必须对于金融活动进行适当有效的监管。但监管是一项极其复杂困难的工作，需要有良好的监管理念、丰富的专业知识、完善的制度、先进的科技手段等最佳的要素组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在许多国家，历史一再见证“监管失败”的案例。监管未能有05金融与现代化效降低金融不稳定与系统性风险。相反，不少国家的监管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压抑”，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处于转轨时期的新兴经济体，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行政干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中国的监管体系（从设计到运行）体现了强烈的“行政色彩”，本质上是直接的行政管理，而非真正的“审慎监督”。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尚未能有效处理好“审慎监督”与“金融创新”的平衡，金融机构开设新业务、推出新产品步履维艰，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设立了过多的樊篱束缚。而且，现行监管体系客观上强化了金融机构的“道德危害”，背离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败的自然筛选自然淘汰法则。因此，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当成为中国金融下一轮整体改革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以促进金融体系效率的不断改善，并维持金融体系的系统稳定性。第七，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显著地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远增长取决于生产率，而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成长以后，目前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按照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国力图改变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增长方式，走自主创新、能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而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转型，除了增加教育、科技与研发投资之外，金融体系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早期风险投资能够为企业家提供创业资本，资本市场不但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后续股权与债权融资，而且可为创业者提供财富货币化的机制与渠道。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验表明，自由竞争与财富创造是刺激科技发明与高风险创业活动最重要、最持久的诱因。单从教育体系与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比较而言，前苏联可以说与美国不相伯仲。但是，以电脑与互联网为代表的IT革命、生物制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传媒娱乐业等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产业都是发生在美国而非前苏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为资本的募集与高效率的使用，为具有重大商业价值的发明与创新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推动。第八，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密切相连。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可以在闭关自守、闭门造车的条件下能打造出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金融现代化必然伴随金融的国际化。金融国际化有以下两层具体含义：其一，金融服务的国界日趋模糊，本国金融机构可以在境内也可以在境外设立，既可以为本国企业和消费者，也可为外国企业和外国消费者，提供金融与现代化06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样，外国金融机构也可以在本国境内为他国也可为本国的企业与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包括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公司融资、并购重组、风险管理、财富管理等服务。换言之，当本国金融服务市场是开放的，内外资金融机构可以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保证本国经济能够享受到全球最先进最优质的金融服务。其二，资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动。一方面，外国的企业、机构与个人可以在本国进行长期直接投资、短期证券投资以及为本国居民提供信贷；另一方面，本国企业、机构与个人可以“走出去”，能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向外国居民提供信贷。也就是说，资本账户已经高度开放，本国货币无论是在贸易项目下还是在资本交易项目下皆可以比较自由地兑换。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