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贵的历史见证和思考评《阎明复回忆录》

宝贵的历史见证和思考——评《阎明复回忆录》作者：李忠杰《光明日报》（2015年08月18日10版）历史是什么？是诗？是画？是山？是海？如果是诗，那它不仅有美的韵律，更有情的迸发；如果是画，那它不仅是色彩的调配，更是现实的融冶；如果是山，那它不仅有高大和伟岸，更有严峻和深沉；如果是海，那它不仅有磅礴的气势，更有无限的内涵。看了由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阎明复回忆录》，我首先想问：我看到了什么？当然，首先是历史的记录。但是，也可以说，是诗、是画、是山、是海，至少是诗画山海的一个侧影。回忆录记载了作者亲身经历的那些特殊岁月、重大事件、既不寻常又很有代表性的历史变迁，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带给我们许多深沉的思考。上世纪80年代，我曾列席过一次阎明复同志以书记处书记身份在中南海主持的小型工作会议，对他的领导能力和干练作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本行是研究国际共运史，后来又负责中共党史工作，他的回忆恰好是这两种历史的交集。所以，对他记录的所有事情我都怀有极大的兴趣。阅读之后，就形成了四个方面的感想和印象。一、殊为珍贵的历史见证作者在书中反映的是几十年波澜壮阔而又风云变幻的历史。不同阶段的记录都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他亲身经历的国际共运从全盛走向分裂的转折过程，以及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冷战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作者1949年到全总，然后进中办，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做了17年俄文翻译，有时还承担了翻译之外的任务。作者在这段时间经历的重大事件，不仅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政治的走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甚至延续到现在。因此，人们迫切希望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改变历史的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中苏两党两国的领导人到底是怎样思考问题和做出决策的？很可惜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决策者和当事人没有留下他们最权威的回忆录，但还是感谢具有另一种特殊身份的作者，记录下了他所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包括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访问、会谈、信函往来以及个人交往。这些记载，既有重要的会谈，又有幕后的细节。既有严谨规范的文献，又有新鲜有趣的故事。而且当年双方或多边领导人的对话、信函、电文，很多都是经过作者的口与手转达和交换的，所以不仅非常直接，而且非常准确。通过作者的记录，我们不仅知道了很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了解到背后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不仅确证了很多事实，而且澄清了不少传闻。研究历史，就是“复盘”历史。除了最基础的档案资料外，也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员见证，这样才能多角度地考证比较、还原真实。作者把自己定位为“见证人”，非常谦虚。这个“见证人”不是远远地站着旁观，而是置身事件的中心，虽然并没有参与决策，但却可以全面客观地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所以，本书的特殊“见证”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二、社会变迁的重要侧影除了中苏关系的见证外，回忆录中记载的作者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改革开放后的创造性工作，作为一个侧面和剪影，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生活新探索，反映了党和国家遭遇的重大曲折和灾难以及后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作者的父亲阎宝航先生，作为一个传奇人物已经广为人知。而作者对其父母及其家庭经历的回忆，更为直接、丰富、准确和客观。除了关于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外，还有当年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日军将在夏威夷胡瓦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报。这样的贡献，意义何其深远。作者记载的诸如此类的历史事实，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特殊家庭以及一批相关人士的爱国情怀、卓越贡献和品德风范。作者本人及其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也同样反映了当年那种荒诞的社会沉沦，反映了文明被野蛮挤压的不幸，反映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段曲折。改革开放之后，作者全家如同其他无数个人和家庭一样，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些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无论评价如何，都应该首先真实地记录下来，不能任意被“虚无”。因此，作者对于自身和家庭经历的记载，无论在历史的实际进程还是文本载体中，都同样是宝贵的。三、鞭辟入里的深刻反思作者强调，这本回忆录的主要任务，是记载自己对于历史的见证。至于是与非，应该留给读者和历史去判断。我很赞赏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当然，无论何人，对历史总会有自己的认识。而且，记载历史，根本的目的还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所以，在非常客观的记载中，作者还是做了一些画龙点睛的点评，或者适当集中地提供了自己或他人研究的成果，对当年很多重大事件的来由和影响，特别是由此产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分析。非常难得的是，作者掌握和提供了苏联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与阿尔希波夫等人进行了直接的探讨，对读者而言，这一角度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进行分析比较。作者也梳理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阐述的重要思想，用事实证明了这些思想的重要性、科学性。据此，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观点。虽然我认为作者和其他人的个别观点还可以商榷或深化，但总的来说，作者反思之精准和深刻，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从秦城监狱的抗争等特殊经历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作者品行正直、无私无畏、敢于实事求是的特点和对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责任感。而从他对历史的反思中，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他把握大局的能力、明辨是非的水平、与时俱进的精神和那种直面现实、维护正义的胆识和勇气。这种精神和态度，其实是国家进步所必需的。当年的中苏论战，不仅如作者所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且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动因。由于受保守僵化体制观念的束缚，把世界潮流的发展变化误认为是“修正”“复辟”，并将所谓的反修斗争引入国内，要搜寻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终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找出这种内在的逻辑，不仅对于解读当年的历史，而且对于吸取教训、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确保国家继续走“新路”，不走“老路”和“邪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提出的两点“希望”：一是“我们已认准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就自觉地走下去。”“党际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应该坚决奉行并坚持下去”；二是“要正确认识自己，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大国，以大国自居，不能在别人面前称霸”，也就更加体现了一个过来人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值得我们仔细掂量。四、实事求是的精神风格我从事国际共运史和党史工作数十年，深感党史工作要做到实事求是其实很难很难。回忆录和口述史等等，都不是完整的历史，作者的回忆也不一定绝对准确和全面，所以，我在工作中一再要求，对各种回忆录和口述史等都要非常细致地加以考证、比较和鉴别。但在《阎明复回忆录》里，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作者在坚持实事求是上做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很有特点。一是本着提供见证的态度记载历史，并不期望由自己得出结论或立刻做出结论，而是尽可能为历史研究提供素材，留待人民和历史积淀之后做出结论。所以，作者的记载都力求客观，据实写来，不受一时一地的风向影响。也不是简单地抽象、概括，而是尽量具体、翔实。很多还提供了当年的原始记录和档案文件。二是在写作过程中，不仅依靠自己的记忆和笔记，而且查阅了当年的很多档案资料，还借助亲友的资料和回忆加以核实。有的如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情报等，还直接到俄罗斯寻查，使一些重大事实得到了强有力的档案印证。三是对自己不溢美、不掩过。对当年自己所犯的过错，例如同意南斯拉夫代表团参观未经审定的展览，从而引发一场风波之事，他都如实写来，承认错误。四是公布了自己受审查时写的检查。这是很少有的。当年受审查者的检查或揭发，都是重压之下被迫所写，其荒诞性不言而喻。所以，后来在平反昭雪以及清理档案时，大都销毁了。这从政治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但从历史角度来说，非常可惜。这些材料，其实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历史对于人性的扭曲。虽是扭曲，但也是历史，从中，可以读出很多苦涩和别样的教训。作者大胆披露并进行剖析，实事求是可见一斑。五是文风严谨，考据扎实。作为一流的翻译家，他对俄文的理解和翻译无疑是最准确的，但对于当年使用的一些特殊词汇，如俄文“胡造”“搞掉”等，因事关重大，他还是把俄文原词加以注明，供读者分析判断。这种态度值得学习。（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