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农村耕地闲置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大数据背景下农村耕地闲置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摘要：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使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转入二、三产业，不少农村地区目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土地闲置现象。本文从当前农村耕地的问题出发，对农村耕地闲置问题的基本情况、原因及对策进行了文献综述，力图为农村闲置土地利用研究的提供思路。关键词：耕地闲置基本情况原因对策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母，关系国计民生，支撑千家万户，影响千秋万代[1]；2006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任务是解决好“三农”问题，抓住土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我国人均耕地水平低，耕地面积不足，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长期制约因素。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透露，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约18.26亿亩，比1997年的19.49亿亩减少1.23亿亩，十余年我国耕地面积已减少1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仅1.38亩，相较18亿亩耕地的警戒线，现存耕地保有量多出0.26亿亩。因为科技而提高土地效益的假象往往隐藏了由于土地问题而带来的各种危机。随着我国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不断发展，农村耕地在人们不以为然的心态下面临着许多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我国粮食生产、农业可持续化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合理使用土地迫在眉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就是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这20个字的核心还是立足国内。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而且我们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增产增收，农民过上小康生活，这是中国梦的追求。这就对中国农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村耕地问题。耕地是财富之母、民生之本，是直接为人类生产生活所利用的自然资源之一，也几乎是所有自然资源的物质载体，是经济活动和各项建设最基本的空间。[2]。据统计，我国85%的食物由耕地提供，95%以上的肉、蛋、奶由耕地提供的产品转化而来。耕地直接或间接地为农民提供了40%～60%的经济收入和60%～80%的生活必需品，同时耕地也是城市居民基本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人类生命活动所需的80%以上的热量、75%以上的蛋白质都来自耕地[3]。随着新一轮户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再次成为一个关注点。对农村耕地问题的研究分析以及对未来耕地的利用和土地政策的调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耕地的闲置问题的研究分析进行文献综述，对未来的农村土地流转进行浅析。二、农村耕地闲置问题及其原因分析许多对于农村耕地闲置问题的调查显示出其的严重性。兰慧婷[4]以某市为例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某市闲置耕地面积和低效利用耕地占有一定比例，2010、2011和2012年的占比分别为6.61%、5.49%、5.14%和13.69%、12.47%、11.93%。同期，耕地闲置和低效利用共造成农民减少收入26162.89万元、21599.14万元和24976.28万元，人均减少收入43.3元、35.5元和40.8元。马敏敏[5]对长沙市耕地闲置问题研究显示，长沙市包括浏阳市、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4个县市，现有耕地面积24.68万hm2，其中水田22.43万hm2，旱土22.5万hm2。据调查统计，2007年全市耕地抛荒面积有2.31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9.37%，其中季节性抛荒2.28万hm2，常年性抛荒338hm2，季节性抛荒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常年性抛荒中，因外出务工无劳动力耕种抛荒面积为43hm2，承包户不愿转包造成抛荒面积1hm2，土地整理未完工和被征用未开发99hm2，因干旱缺水不能耕种面积为61hm2，望天田67hm2，煤田渗漏33hm2，水系破坏34hm2。我国南方农村耕地抛荒存在显性抛荒和隐形抛荒问题。陈聪等[6]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几乎所有家庭均有0.2到1.2亩不等的耕地常年抛荒，7%的家庭家里的耕地全部抛荒，常年无人耕种，显性抛荒的形势十分严峻；据湖南省农业厅提供的资料显示，2011年湖南省各地汇总的早稻面积可达273万亩，比去年增加105万亩，隐性抛荒呈加剧之势。耕地闲置是耕地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对于坚守18亿亩的红线显得十分紧迫。许丽英[7]等指出，农村日益严重的耕地抛荒现象表面上只是农民对自己的土地使用权的浪费，但从战略高度上审视，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一是直接导致农田播种面积下降，粮食生产能力的稳定受到威胁；二是会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动摇农业发展的信心；三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失去保障，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究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许多原因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体制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心理。（一）体制因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2年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农村改革初尝胜利果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定承包合同。在这种体制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的自由选择权，能带动农民的积极性。随着社会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小农经营模式与生产力的变化的步调并不一致。小农经营的劣势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下逐渐显现出。农民自身素质低,小农式家庭经营规模太小,带有严重的自然经济色彩,难以掌握市场信息,不能对农业生产进行科学计划,缺乏采用新技术、新品种和机械化操作的动力,导致经济效率不显著和资源报酬率低,影响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影响农业资源和设施生产力的提高[8]。耕地资源配置呈现非市场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并采用均田分配方式对耕地实行了分户承包经营责任制。这种耕地资源的配置带有明显的非市场化色彩,是一种行政性的配置。为了使社区成员对耕地占有具有无差异性,实现公平分配,必然要求在数量平等的同时实现质量的平等,从而使土地多等份分割,田块分散,加重了农户经营的分散性,低效性。分散、低效,使生产经营土地者利益受损,当农户种田无利可图时,这种无价而获的土地也就会轻而易举的被抛荒了[9]。农户作为经营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因经营的产品数量少、品种不全,同行竞争对手多而易造成利益受损;又因其不具备法人资格,没有法人地位,难以参与大市场竞争和追求规模效益,在经济纠纷中利益也往往受损。再加上农户经营因其量大面广和行政行为规范约束差,时常受到行政的干扰和剥夺,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10]。耕地资源的产权制度存在缺陷。一个完整的产权应该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但是,我们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国家或集体所有,农户使用,这就使耕地在所有权方面出现产权主体不清和主体虚化,使产权对耕地资源失去了保护功能,出现“一权多主”现象,严重背离了“一权一主”的产权准则和产权的排他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保护耕地的意识薄弱，造成所有者随意干预并侵占经营者的利益；而所有权又不能有效的行使管理和监督，导致经营者潦草种植和掠夺式经营行为得不到约束，造成土地质量恶性循环下降。再者，这种产权分离、权责利不清会造成土地转租、抵押、入股的制度难以推行，从而影响了土地的流转，对于资金进入农业形成集约化经营模式不利。（二）政策因素1、农业投入严重不足,致使农业生产条件差,农民抗灾能力弱,种田风险大。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一直执行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政策,对农业的科技、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的基础设施落后造成农民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差。2012年末，某市分别有水库、机井、排灌水渠、排灌管道和扬水站等农业基础设施31座、85189眼、2953981米、2962750米和401座，但毁坏和不能正常使用的比例分别达到19.35%、4.99%、23.37%、20.20%和46.13%。农业基础设施质量差，也影响耕地的高效利用[11]。2、科技支农不到位，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低。通过科技改善劳动工具周期长，农民的劳作方式落后，劳动效率低，劳作量大往往造成农民懈怠。科学种植、科学管理普及力度不足，种地收益得不到很好的提高。决定农业产量增加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再是土地、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数量或农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积累、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12]。3、农产品比价不合理，种植成本高。国家虽然推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国内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较高。4、粮食补贴政策落实下来时常常以地论，而不是种粮论，有些人只要占有地却不种粮照样可以拿补贴，粮补给农民增收但并没有提高种粮的积极性。5、农业结构不合理，只种经济作物，对于高效益的农副产品的种植得不到推广。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必然会剩余，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由于收入差距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已脱离种地。有这么一组数据：“假如我在种田，一家4口4亩多田，种地去除成本开支外，按一家四口人计算，一年种粮不超过3000元，这里还包括全家的口粮。一般农民打工月工资为1500—2000元，除去日常开支，如果是夫妻双双在外打工，收入还在2万元以上[13]。”《2012年社会蓝皮书》调查显示：46.6%的农业人口已经完全从事非农工作，只有40%农业人口完全从事农业劳动，兼务农业和非农职业的农业人口占13.4%。对农民来说，非农就业已经成为主流方向，超过了在农业领域的就业数量，农民的经营收入，打工收入，成为推动农民现金收入快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后，会存在留守儿童的问题，一般都是爷爷奶奶在家照养孙子，种地是老一辈经济的来源，但主要的精力还是落在照养孙子上，简单省事、糊口式的种地方式是他们的首选，这势必造成劳动力的下降。（四）社会心理因素农村传统意识难改，轻农弃耕现象严重。在农村流行种地是没有出息的看法，年轻一代已有很大一部分不知如何耕种，“鲤鱼跃农门”是上一辈对子女的期待，影响下一代对土地的感情。农民的心理预期错位，农民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既不想种地也不想放弃土地，由于缺少社会保障，他们把土地作为“后路”的准备。随着一系列土地政策的推行，土地红利逐渐显现，农民更不愿意放弃土地，有些农民穷了一辈子，就指望着靠土地富一回。许多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稳定收入的农民宁可抛荒或从事自然生产,或者“倒支”承包费用和税收,也不放弃承包土地[14]。许多农村子女考入大、中、专院校，学业有成之后大部分都留在城市里安家落户，他们将父母接到城市里，使原来家里的土地没有人耕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土地的闲置。一是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建立各类专业经济协会组织，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小规模生产的农民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使之成为市场和农业产业结合的主体，从而达到改变市场信息不灵、生产盲目等缺陷。二是本着“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鼓励或引导农民以土地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方式，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经营水平。经营大品牌”的思路，科学规划、因地制宜，调优调强产业发展布局，提高土地和农产品的附加值[14]。农户出地参股，公司负责提供技术与资金，打造绿色品牌，实现农产品的深加工，使土地效益最大化。据悉，恒大集团现已投资近70亿建设及并购22个生产基地，全面布局大兴安岭生态圈。集团将在大兴安岭生态圈布局五类生产基地，分别是恒大大米生产基地、恒大双低压榨菜籽油生产基地、恒大非转基因压榨大豆油生产基地、恒大畜牧业生产基地、恒大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基地。明确所用权、使用权，允许土地依法出租、转让、抵押、入股等相应的制度，加强的对土地使用权的管理与监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对土地使用权人不给予补偿，集体和个人闲置、荒芜基本农田的，应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重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15]。在土地的流转中必然会涉及政策与法律问题，应加强农民对相关土地政策与法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