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息经济学道德风险文献综述

国内外道德风险文献综述及展望ChenweiSWJTU摘要：道德风险问题是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现象，越来越成为经济学者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其涉及金融业，服务业，建筑行业以及供应链管理等各种领域，研究的是事后非对称信息问题。本文分别对国外和国内研究道德风险的主要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分析其研究重点和思路，对道德风险的未来研究方面进行展望。1.引言道德风险（moralhazard）,目前普遍认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这本专著的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其中提到了信贷问题与经济体制，经理人员与股东利益等，指出每个人都想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对考虑到他人而做出决策的行为深表怀疑。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德风险，但都暗含了道德风险在经济社会中的普遍存在问题。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道德风险行为主要生成的原因是由于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information）,即一部分参与人相对于另一部分参与人拥有信息优势，在市场中以委托人（principal）-代理人（agent）的关系而加以体现，正是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市场中的各个参与方都会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给出了道德风险在经济哲学领域的一个经典概念，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道德风险亦称道德危机，败德行为。从此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2.国外对道德风险的研究国外道德风险的研究最早集中于保险行业，Arrow(1963)第一次详细描述了医疗保险领域中投保者投保后所带来的风险防范动机的改变，这掀起了道德风险在各行各业的研究热潮。由于道德风险是发生于合同订立之后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理性人”假设的存在，导致最优合同结果难以实现。保险行业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投保人在投保后会比投保前更加放松警戒，疏于对潜在威胁的防范，从而增大不利影响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自身风险。国外对道德风险主要集中于对道德风险理论，模型化以及实证研究，Arrow(1963)详细论述了在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Y.Kotowits(1965)用“道德风险”去描述偶发事件的不可观察性。研究了如何利用这种不可观察性来有效的设计合约，如何做到合理的风险分担，达到最好的均衡结果。Wilson(1969)等研究了试图通过这种不对称信息的推断问题来构造最优合同，Spence和Zeckhauser(1971)为解决在保险公司对利益追求和投保人道德风险的双重约束下如何寻求最优的契约关系，达到两者的双赢问题。Stieglitz(1976)分析了汽车保险市场上的道德风险问题，针对车主对汽车投保后，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间的信息不对称，车主投保后疏于保养，导致保险公司承担较大风险，损失严重，同时，他在分成租约模型(sharecroppingmodel)研究中提出最好的合约设计(次优)是对风险分担和激励之间进行有效地折中--即所谓状态依赖合约(contigentcontract)。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道德风险问题时，相比于Wilson(1969)、Spence和Zeckhauser(1971)、Ross(1973)普通采用的“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state-spaceformulation）来说，Mirrlees（1974,1976）和Holmstrom(1979)利用了一个等价但更便捷的“分布函数参数化模型方法”（parameterizeddistributionformulation）推出了不对称信息情况化最优合同设计的充分必要条件并且将一个额外观测量z对于引入合同，研究最佳报酬是否有影响，以及额外信息是否对合同设计存在价值的问题。Holmstrom（1982）最早模型化了声誉效应下的合同设计，Gibbons（1992）等则认为基于声誉效应的最优合同应该是基于声誉的隐性激励与基于绩效的显性激励的结合，并且探讨了最优合同的设计来对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进行有效规避。。lndjejikian和Nanda（1999）通过构造了基于棘轮效应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来约束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但是却没有考虑声誉效应对代理人所形成的正面的激励效用。Rubbinstein(1979)和Radner(1981)将重复博弈模型引入委托-代理理论之中来研究代理人的激励约束问题，证明在保持着长期关系且双方都有足够耐心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以下情形：一方委托人有更大的把握从观测到的变量中推测出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代理人不可能用偷懒的办法提高自己的福利;另一方面,通过签订长期契约向代理人提供保险的办法,委托人可以免除代理人的风险。迸一歩,即使契约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执行性,出于声誉效应的考虑,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都会自觉遵守契约。Harris和Raviv(1976)提出了道德风险中监督代理人行动的特殊限制条件问题和风险均衡问题。在研究经理人行为激励与企业利润方面，Fama(1980)提出了经理人市场为代理人提供了潜在激励的问题，经理人的声誉问题与过去业绩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经理人也会努力工作，同时研究了其中的“棘轮效益”问题,Mayor、Victors(1995)给出棘轮模型的证明，指出在根据代理人过去业绩推断企业的内在生产率将一定程度上弱化激励机制。Alqueen和Damsize(1994)在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解释企业内部结构的责任承担问题,发现企业利润是有团队成员共同创造，成员之间的实际努力和期望贡献之间存在差异，成员内部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团队成员之间存在道德风险。Jason和Macolin(1998)则是建立了上述理论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充分揭示了成员之间的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现象，最终导致代理人整体工作效率低下，公司利益严重受损。在实证研究这块，国外对保险市场及其子市场的研究较为丰富。以兰德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健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最具代表性。Manningetal.(1987)利用兰德实验数据发现，增加健康保险自付比例，将一定程度上减少医疗支出，说明道德风险存在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问题。美国经济学家JosephStiglitz发现在校园自行车投保后，投保人更加疏于看管，导致被盗率迅速增加的经典案例也充分意识到了道德风险问题。Chiappori(2000)﹑Dionne(2002)和Abbring（2003）等使用大量数据研究了汽车保险市场上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时学者也对道德风险的理论进行了扩展研究，Reid(1977)首次在农地承租契约机制设计中提出双边道德风险问题，之后Cooper和Ross(1985)明确了对双边道德风险的定义问题。Agrewal(2002)等则提出了企图通过最优契约来解决双边道德风险。Demski和Sappington（1991）针对企业雇主与员工之间存在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基于对委托人-代理人双方都造成威胁的想法，从而迫使双方都选择有效率的行动，不耗费额外成本，解决双边道德风险问题。Repullo和Suarez（1998）讨论了风投企业中的双边道德风险。Biais和Casamatta(1999)将创业企业家的道德风险分成了两种类型，分别为经理人努力不足、追求高风险。Houben(2002)、Casamatta(2003)以及Repullo和Suarez(2004)更加深入地研究了新创企业风险投资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结果表明在双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债务契约和股权契约均不能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对双方形成有效的激励问题，而当采用适当转换比例的可转换证券时，却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近年来Boyer(2003)、Mitchell(2006)、Wagner(2007)等讨论了在供应链中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指出道德风险的存在对整个供应链存在负效应，当其超过某一阈值时，会损害整个系统。Page(1992)分析了在机械设计中的道德风险规避问题。Lisboa（2001）、Toshihiko（2005）、Luis和Braido（2005）更加深入地探究了供应链中道德风险的问题。研究发现只要道德风险在供应链中没有超过其特定的阈值就不会损害供应链，从而研究供应链道德风险的内在诱发与传递机制来分析这个阈值尤为重要。Huberman(2004)和Venkat(2007)研究了供应链中的道德风险演化规律问题，认为其服从幂律分布。3.国内对道德风险的研究国内对道德风险的研究晚于国外，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道德风险模型和相关激励机制的深入研究为一个大的方面，尤以张维迎提出的最优委托权安排模型为代表，指出委托人也有可能存在道德风险，谎报产出，付于代理人较低报酬，代理人若观测到了委托人的这种道德风险，就会出现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问题。关于激励模型和契约设计的研究方面：李延喜(1999)研究了在银行贷款风险管理中防范道德风险的激励模型。闫伟（1999）分析了国有企业经理道德风险程度的决定因素，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讨论了各因素的重要性以及相互作用情况。林毅夫（2003）等研究了在动态博弈框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情况，政策性负担必然会带来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问题及什么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吴秀君（2005）等运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讨论了防范道德风险的博弈分析和契约设计。张新立（2006）等在基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条件博弈分析下构建了一种风险投资家的最优激励契约模型。徐新（2001）等研究了不存在道德风险与存在道德风险时的最优保险契约模型。孟凡良（2012）从中央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动机、行为收益、行为能力3个方面分析了道德风险行为的成因，归纳与总结了5种典型性道德风险行为，构建了三维度的监管模型。国内在双边道德风险激励问题上研究较多：陈永庆（2002）等研究了双边激励与风险企业股权结构的最优配置问题。杨青（2004）等分析了在风险投资中双重道德风险与最优合约安排问题。张红波（2006）等通过在初始契约当中引入解聘补偿构建了委托代理双边道德风险缓解机制。张矢的（2008）运用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考察了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双重道德风险问题。改进RamyElitzur模型，推导出两者之间的最优激励报酬合同。吴斌（2012）等研究了由于个人有限理性和未来收益不确定性风险投资家(VC)与风险企业家(EN)面临双边道德风险的情况下风险投资企业的可转换债券设计。郭文新（2009）等研究了双边道德风险与风险投资的资本结构问题。宋寒（2010）等研究了服务外包中双边道德风险的关系契约激励机制。黄波（2011）等研究了双边道德风险下研发外包激励机制设计。温新刚（2012）等研究了动态多任务双边道德风险契约设计,将解聘补偿与解聘倾向引入动态多任务契约设计中，构建了基于解聘补偿的动态多任务双边道德风险契约。基于国外在供应链领域上的研究，李丽君，黄小原，庄新田（2005）讨论了双边道德风险条件下供应链的质量控制策略。徐绪松（2012）等建立了以人为粒度（agent）的供应链道德风险网络模型，确定了其中供应链道德风险的演化规律——其网络服从幂律分布。张建军（2013）等研究了在单边道德风险框架下，易逝品供应链中制造商声誉的演化机制。在物流方面：谢天帅（2009）等应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有效防范合同周期中第三方物流服务商（3PL）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时国内部分学者也结合中国的独有政策制度情况对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探究:洪正（2010）等结合当前农村融资难问题以及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问题，研究了其中的道德风险、监管结构以及农村融资机制设计。乔庆梅（2004）比较分析了当前中国养老保险与商业寿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表明社会养老保险道德风险发生机制更加复杂，对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具有更高的要求。4.总结与展望总的来说,道德风险问题发生的根源来自于双边信息的不对称，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委托-代理关系的最终形成是双方各自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