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

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章百家2011年06月03日10:41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号事件，距今已的半个世纪。近十年来，国共双方先后公布了一批有关重庆谈判的档案，加上美国方面的档案以及其他文献，有关资料已比过去充实了许多。时间的流逝、各方档案的公布，为客观分析这一历史事件，解开以往研究中的部分疑点，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一、重庆谈判的背景重庆谈判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向战后时期转变的关键时刻，以往对重庆谈判的论述大多以这个短时期为背景。但是，正象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重庆谈判的背景是复杂的和多层次的；仅了解短期情况很难对国共两党在这场谈判中各自的动机目的和政策策略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分析。笔者打算回溯得更远一些，把眼界放得更开阔一些；一方面，便于说明与重庆谈判有关的各种线索；另一方面，可以以双方政策的长期发展脉胳作为分析短期情况的基础。（一）战时国共谈判与战后重庆谈判的联系重庆谈判涉及的重要问题大都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或出现的。关于战时国共谈判与战后重庆谈判之间的联系，这里简略地指出以下三点：首先，与人们一般所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的问题并不是在抗战结束时才提出来的；事实上，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矛盾问题。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他打算在西安约毛泽东一晤。毛泽东得知后十分积极，愿出面与蒋会谈，以取得“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不过，周恩来认为，毛与蒋会面的时机尚不成熟，安全也缺乏保障。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彪与蒋见面，以判明其意图。此后，林彪赴渝达半年之久，蒋迟迟未提与毛会谈之事。另据张治中回忆，1943年夏，在林彪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写了一封信托张交林转毛泽东，再次表示要邀请毛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此时国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方面未作答复。尽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始终未能会面，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战后重庆谈判打下了重要的伏笔。其次，在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会谈时，由美国提供交通便利和安全保证问题也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1944年下半年，美国开始直接插手国共谈判。9月，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11月上旬，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签署了以建立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为核心内容的《五点协议草案》。赫尔利还主动提出，如果蒋介石表示愿意会见毛主席，他愿意陪同毛主席去见蒋；不管会谈成败如何，他将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谈后能安全返回延安。毛泽东回答，他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如果蒋能同意这次会谈所达成的五要点，他即可与蒋见面。虽然赫尔利的这次斡旋活动很快就失败了，但美方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提供安全保障一事却由此而来。最后，重庆谈判与战时国共谈判有明显的连续性，这两次谈判面临的实质问题是相同的。概括地看，战时国共谈判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即：中共军队问题、敌后解放区政权问题和两党关系问题。双方的基本分歧是：中共方面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地位，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加以整编；要求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地方政府；要求承认中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则以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为由，试图尽量缩减中共军队的数量，拒绝承认解放区政权，并表示只有在中共交出武装和解放区政权的条件下才能给予中共合法地位。这三方面的分歧也正是战后重庆谈判试图解决的。（二）抗战后期，国共双方对战后问题的设想抗战后期，国共双方设想的战后政策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设想，另一部分是如何处理两党关系，这两个部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在中共方面。抗战期间，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毛泽东的头脑中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另一条思中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这两条思路一直伴随着国际上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关系或紧或松的状况交错发展。虽然中共始终做着两种准备，但总的来看，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中共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国共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首次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宣言》还强调，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应继续团结，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这些内容可以说是抗战结束后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的雏型。尽管此后国共关系时有起伏，但到了抗战末期，随着自己力量的发展，中共力争战后和平民主的方针变得更明确了。1945年4月下旬，中共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战后中国可能由此走上和平统一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以逐步达到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长期的路线方针，而不是一个短期的策略。在国民党方面。在处理国共关系时，蒋介石的一贯考虑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以确保战后在维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前提下“实施宪政”。无论他是否真的相信国民党有能力消灭共产党，但从抗战后期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蒋介石力争的目标至少是要把中共削弱为没有独立武装、不掌握根据地政权、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党派。为此，他准备使用“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两种手段，并把军事解决的办置于首位。1945年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带头指责“中共要发动内乱”，声称他的责任是“要巩固本党的基础，制止共产党篡窃的阴谋”。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提出联合政府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强调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国民党的“急务”在于取得对中共斗争的“优势与环境”。虽然这次会议对外宣称，对中共问题“坚主以政治方式力求解决”；但4月上旬蒋介石已下达命令，要各战区在7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这是他把军事解决置于优先地位的明显证据。在既定的斗争态势下，国共两党各自采取的方针政策都可以说是合乎本能的选择。在国民党由盛而衰、共产党由弱而强的转换过程中，抗战结束前后是极为关键的一段时间。此时，共产党准备力争和平，国民党倾向首先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从纯粹的力量对比上看，国民党比较强大，共产党相对弱小，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国民党的颓势已相当明显，共产党却有一股挡不住的上升势头。为维持自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国民党急于利用尚存的军事优势及早打断共产党上升的势头，至少也要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足以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共产党则希望尽可能地推迟摊牌的时间，以避免挫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有把握地赢得最后胜利。较弱地一方希望和，较强的一方要打，一般来说其结果必然是打；中国内战之所以能推迟到抗战胜利后将近一年才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苏两国干涉的结果。（三）雅尔塔协议、中苏条约谈判与重庆谈判以往，人们注意到雅尔塔协议与中苏条约之间的联系，但没注意到这两者与此后重庆谈判之间的联系。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两者与后者之间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中苏条约谈判与重庆谈判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直接。众所周知，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首脑一致同意支持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以避免发生内战，并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一项友好同盟条约来实现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这种似乎一致的美苏对华政策充满种种矛盾，它造成的影响也是错综复杂的。4月上旬，依据雅尔塔协定的精神，赫尔利在华盛顿宣称美国只支持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下达了全力清剿共产党的命令；但4月下旬，苏联提出与国民党政府谈判，随后，美国也作出同样暗示，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政治解决的办法。尽管中苏条约谈判基本是在美苏雅尔塔协议所框定的范围内进行的，但国民党政府并不缺乏自己的考虑。在国民党事前拟就的“对苏交涉方针”中，“中共问题”被专门列为一款。显然，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一谈判与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衔接起来。7月初，谈判开始以后，斯大林提出外蒙古独立问题。作为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这样，原先隐含在雅尔塔协议中限制中共发展的问题就被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蒋介石让宋子文明确告诉苏联人，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的要求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这实际就是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对中共方针的雏型。对于蒋介石的条件，斯大林相当爽快地答应了。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共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他还半是拉拢半是威胁地说：“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这些话意味着，斯大林承诺不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赞助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由于斯大林的承诺，在寻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矛盾时，国民党方面的筹码无疑大大增加了。（四）抗战结束前夕国共冲突加剧的原因抗战结束阶段，国共之间的紧张状况是人们所熟知的，导致这种紧张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中苏谈判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于6月底同意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以示他愿意寻求政治解决；但另一方面，他仍试图抓紧抗战结束前的最后机会从军事上打击中共。7月中旬，美国决定派遣美军在中国沿海举行规模不大的登陆，它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表明美国决心帮助中国驱逐日本，而且是为表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正在增加，以牵制中国的反对派共产党。这个军事安排立刻增加了蒋介石使用武力的倾向。一个明显的迹象是，7月底，发生了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边区淳化的事件。第二，在中共七大即将结束时，鉴于国际上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关系都趋于紧张，毛泽东对战后中国前途的估计不再象七大开幕时那样乐观，他甚至十分担心抗战一结束内战就会接踵而至。在七大快要闭幕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强调，现在美国的政策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独霸东方，中国战后有可能爆发内战，甚至会出现美国的武装干涉的危险。他要求全党做好准备，要“估计最坏的一着”。最后，抗战出人意料地提前结束使原先就陷于紧张的国共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受降问题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在国共两党各自召开代表大会时，双方都估计战争还将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但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战局立刻发生决定性变化。在获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后，中共领导人曾考虑在适当的时机恢复国共谈判。但是，在蒋介石下达了禁止中共部队参加受降的命令后，中共领导人立即决定把反对内战危机置于中共政策的首位。8月13日，毛泽东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他不仅严厉抨击蒋介石坚持独裁、挑动内战，而且斥责美帝国主义老早就确定了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并鲜明地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抗战胜利的曙光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同时也投下了内战的阴影。二、国共双方关于重庆谈判的决策8月14日，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16日，毛泽东回电说，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了朱总司令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之后才考虑与他会面的问题。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