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四杰都唐诗发展的贡献

1学士学位论文题目试论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学生指导教师年级专业汉语言文学系别中文系学院文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年1月2试论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摘要：史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独具美学特质的唐诗始肇时期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的重要的诗群；其诗作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座丰碑。无论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还是诗体的形式，抑或是艺术风格，四杰都呈现出开唐诗发展风貌。本文将对初唐四杰诗歌的题材内容、诗体的形式和诗歌艺术风格进行分析，以明确四杰在唐诗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更好地把握初唐诗歌极其整个诗歌的发展历程。关键词：初唐四杰、时代背景、诗歌风格、艺术贡献初唐四杰”是指高宗武后时期出现在文坛上四位“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他们以才子齐名出现于文坛，提倡刚健骨气，被称为“初唐四杰”。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体的纤微雕刻、绮错婉媚，提倡刚健骨气，成为初唐诗歌准备时期的一股新生力量。而四个人的创作个性又有所不同，其中，卢照邻、骆宾王长于歌行，王勃、杨炯长于律涛。“四杰”作诗，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他们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在诗歌的题材、风格、形式上都有新的开拓和贡献。一、初唐四杰介绍卢照邻卢照邻，字升之，号幽忧子。他一生只作过邓王府的书记，九品的新都县尉这类小官，后来久困长安市井，晚年又身患残疾；却心比天高，渴望做一番“名与日月悬”的大事业，这就使他的诗歌产生了“有时无命”的悲激不平之气。最著名的作品是《长安古意》。骆宾王骆宾王,曾在道王府供职,做过县主薄,升为侍御史后不久得罪上官入狱。被贬为临海丞,弃官而去。后来徐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任府属,兵败后不知所终。他才气纵横,一身傲骨,却长久不得升迁,又遭幽絷,内心的激愤不平可以想见。他也写过少量五言律诗,其中《在狱咏蝉》最为工致: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王勃3王勃，是王绩的侄孙。14岁就应举及第，当过沛王府的修撰，因故被高宗逐出王府。后任虢州参军，犯死罪，遇赦革职，父亲受牵连贬到交趾。王勃在渡海省亲时溺水而亡，年仅27岁。他的诗以五言和绝句为多，也有少量七言。五律已有一部分合乎规则，其中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最为著名：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杨炯在“四杰”中，杨炯的诗歌数量最少，成就也较低。但他用乐府旧题写的一些诗篇，表现渴望保卫祖国建立功勋的意愿，节奏有力，颇有新意。《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此诗在工整的对偶和铿锵的音韵中写出慷慨激昂、勇往直前的气势，风格雄浑刚健。二、特定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是远离经济基础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任何文学的发展与繁荣都离不开那个特定的时代。号称“四杰”的王杨卢骆，无一例外是初唐诗坛那一特殊时期的重要诗群。他们大都生活在唐太宗贞观中期以后至武则天期间，大唐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唐太宗所创造的贞观之治，不仅在物质文化上创造了空前的繁荣，而且在历经数百年的战争分裂、动荡压抑之后，在精神层面上对整个社会的鼓动具有更大的鼓舞力量，这对四杰一类的士人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个个摩拳擦掌，渴望有所作为。初唐统治者还总结吸取了隋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门阀制度的崩溃。科举制度逐渐推行，到武后当权后通过科举或直接从没有背景的士人中拔选、录用官员制度的形成，这对士人的心理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仕途充满自信。然而，在初唐这只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上很快取得了进展，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而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却不能迅速跟上初唐政治经济的发展，仍承袭浮艳绮靡的诗风。不但虞世南、李百药等陈隋旧臣继续在写宫体诗，就连“一代英主”唐太宗也喜欢宫体诗，写的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如《采芙蓉》中就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而当时，替唐太宗修改文稿、为唐太宗所宠信的上官仪，也是秉承陈隋的遗风，更是以写“绮错婉媚”的宫体诗见长。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诗人称他的诗为“上官体”。他的代表作《八咏应制》，津津乐道于浮华侈靡的宫廷生活，除了金玉珠翠的堆砌外，还暗示色情，格调极低。他还把作诗的对偶，归纳为“六对”、“八对”，这虽对后来律诗的形成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绮错婉媚的风格和“六对”、“八对”的形式，对当时诗歌的发展起了不良的影响和束缚、限制的作用，造成了“诗以极衰”的局面。4然而，物极必反，衰颓到了极点，转机也来了。魏征、王绩的作品，开始透露了初唐诗风轻变的音讯。魏征的《述怀》，抒发了他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抱负。那种“执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英雄气概，一扫唐初的柔靡格调。王绩的诗多数写田园生活的闲恬情趣，平淡自然，跟专事雕饰、华靡的时风完全不同。他那首著名的《野望》写他的隐居生活，开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先声。王绩以他描写田园景色和闲适生活的诗篇，突破了初唐诗歌以描写宫廷诗为中心的狭窄范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进一步开拓诗歌的题材，转变诗歌的风格、发展诗歌的形式，把初唐诗歌从宫体诗的泥淖中解救出来的是“初唐四杰”。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四杰》中对四杰概括的十分明确：“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杰的出身、经历、生活道路也不同于时代的其他文人：他们虽多出身士族，祖上也曾有过显赫的时候，但随着整个社会门阀制度的衰落，到他们祖父、父亲一辈相继转入消沉，故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基础，实际上他们已属庶族地主阶级。正因为他们这些特定的出身背景以及与社会的磨擦养成他们与世不融的性格。他们有着他们这一阶层所特有的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他们饱读诗书、才华出众，有着强烈的仕进愿望，渴望建功立业。可是，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条坦途，仕途蹭蹬，这样更加强化了其行为的反常性，与整个社会保持一种距离感，对上流社会更具有一股强烈的批判精神。他们的诗歌观念、诗歌活动形式自然与流行的雕章琢句相左，他们反对游戏之文，要求抒发人生意气。三、唐初四杰的诗歌风格艺术风格是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独特艺术个性。“唐初，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①这是长期以来对初唐文学承传新变的普遍看法。四杰诗创作也常被误为齐梁余风的继续。古人有所谓“不脱齐梁之体”，“犹沿六朝遗派”的指责。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贞观诗坛虽然有理论和创作的纠偏改良，但诗歌创作并没有发展根本性质上的改变，艺术上那种尚典丽、重骈偶、研声律的风习一直是主要的美学趋势。随着宫廷诗人对音律偶对的刻意讲求，“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的表现形式正适合宫廷风尚，加之，上官仪地位显赫，“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构成龙朔年间的一时风气。面对诗坛长期以来这种浮靡风尚，四杰深感不满，他们富于激情，锐意进取，追求昂扬阔大刚健有力的新的诗美理想。杨炯曾描述南朝绮靡轻艳诗风在唐的变本加厉的发展趋势，“尝以龙朔初载，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②“上官体”过分讲求烦琐的雕饰，僵死的对仗，铺陈堆砌，以至于满纸金玉龙凤，朱紫青黄一派珠光宝气的色泽，四处句栉字节的浮词，缺乏昂扬劲健的艺术感发力，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用“绮错婉媚”的语言形式掩饰主体精神的卑弱空虚。在诗歌创作上，王勃声称大丈夫要“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时步。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情，日月自安于调下。”（《山亭思友人亭》），推行“气陵云汉，字挟风霜”（《平台密略赞·文艺》）的美学风格，以使廓清绮碎的文风，“反诸宏博”，（杨炯《王勃集序》）无创5新的美学境界。卢照邻主张“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受清虚，不以繁词为贵”（《驸马都尉乔君集序》）③。骆宾王则更重视诗中情感的抒发：“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百忧交轸”（《伤祝阿王明府序》），认为“情蓄自衷，事符则感，形潜以内，迹应斯通”（《上吏部裴侍郎启》）。四杰诗的风格也是变化多样的，有的朴素清新，有的沉雄壮阔，有的铺张扬厉，有的声色华美，各有各的风格，正如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所概括的：“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藻厚，宾王坦易。”与齐梁以来的宫体诗相比较，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诗风开始转向刚健清新。一种积极进取的健康的思想感情，代替了宫体诗寄情声色的庸俗无聊的思想倾向。四杰诗也表现青年志士的英雄怀抱为主导内容，闪耀着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和乐观开朗的浪漫主义情调，有着生龙活虎的力量和欣欣向荣的情绪，即使抑郁愁苦，也是英雄受挫的悲鸣，而非庸人碌碌的颓丧，因而具有“刚健”、“雄壮”、“宏博”的特色，拉开了志在廓清“上官体”、“颂体诗”等浮华艳诗风，开创唐诗新境界的序幕和唐诗“风骨”美的先河。王勃自道：“若夫放旷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负郁怏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泄其情。”（《春月孙学士宅宴序》）④这种不平之气，不同与中唐以后孟郊之流的“感士不遇”，也不是叹老嗟卑，是刚健的，有冲击力的。诗歌被他们认为是抒发个人情怀最适宜的形式，向上进取精神及不平之气发之于诗，就形成了“浓郁的感情和壮大的气势”。这与绮艳夺目而淡薄寡情的宫廷诗相比，显得生气勃勃，使长期以来生气萎绝的诗歌恢复了活力，呈现出感人的力量和“生龙活虎般腾卓的节奏。”这鲜活蓬勃的生命力就是四杰提出得“风骨”的精神实质所在。他们又汲取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协和婉，从而形成了雄放刚健、柔润美丽两相兼济的总体艺术风格。如果说齐梁诗风犹如在浓厚的脂粉下掩盖着江南弱女贫血的面庞，呈现出一种病态美，那么四杰诗风则如燕赵十八女儿，虽丰姿美艳，却秀色天成，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矫健可爱。前人谓初唐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借来比喻四杰诗风最为恰当。许学夷云：“四子才力概大，风气复还。故虽律体未成，绮靡未革，而中多雄伟之语，唐人之气象风格始见。”（《诗源辨体》卷十二）四杰的意义就在于开盛唐诗的道路。此后盛唐时期之李、杜、高、岑等人，无论其家庭背景如何，也无论其是否进士出身，最初都是以下层士子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对壮大劲健诗美的追求，与四杰是一脉相承的，往往呈现为刚健之力和飞动之势。无可否认，四杰诗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南朝诗歌的流风余韵。譬如讲求骈偶，铺陈辞藻，时有堆垛之嫌，略露板滞之弊，谭元春批评骆宾王诗有时“极滞极拙⑤”，正是这个道理。有些字句雕琢过分，以至于语义难解，如王勃诗“流水抽奇弄，崩云洒芳牒”，“帝里寒光尽，神皋春望浃”，就是如此。但是瑕不掩瑜，他们诗歌语言的主导倾向，却是发展了六朝诗歌绮丽而清新、藻绘而自然的长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了浏亮精工、美丽和婉的语言风格，这是在承继中新变和创造。在这总体语言风格统摄下，所以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语言又各具特色。五言趋向于偶对精切，疏朗工稳，时有刚健之气；七言则骈偶藻绘，秾艳动荡，流利畅达，和婉可歌。由于四杰遭受挫折后，缺乏拼搏到底的精神，不如盛唐诗人那样经受着生活得磨难而仍不失昂扬进取得胸襟和乐观开朗的情怀，诗境未免局促，清新有余，深厚不足，缺乏渊灏之气；又以文采与时争胜，对六朝6诗弊病认识不足；语言上新创不够，未能将华茂词采提炼到纯熟自然，妙造天成的艺术境界。这是历史的局限，但这并不能抹杀四杰诗歌的光辉，此后陈子昂的成绩正是在四杰诗歌创作的基础上形成，把四杰创建唐诗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四、对唐诗发展的艺术贡献我们可以通过“四杰”的具体创作来看它们的丰富内容和艺术水平。首先，值得一谈的是咏怀诗，它可谓是四杰诗中的一大类。诗歌作为一种抒情艺术，是诗人生命中的艺术活动，是诗人心灵历程的艺术呈现。“四杰”生活在李、唐王朝政权获得巩固并向极盛的顶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