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内容提要：巴山作家群是新时期文坛具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地域性文学创作流派，文章从打造巴山文坛品牌的文学意义，总结地域文学创作的艺术价值，建设地方精神文明的文化作用，探寻文学运演规律的美学精神诸方面提出了巴山作家群研究意义之所在；并且指出了地域文学的美学价值在于：从空间上看是在溶入世界文学的浪潮过程中显示它独特的民族风貌，从时间上看是在追踪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中展现它强烈的时代特色。关键词：巴山作家研究意义美学的神巴山腹地莽莽苍苍，渠江流水浩浩汤汤，这是一块饱经沧桑、钟灵毓秀的家园，二十世纪下半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这里的山川大地和文人学士的才情、神思、灵感，于是他们用握惯了锄头、锤子和粉笔的手让体验和反思、激情和思想、现实和憧憬变成一首首诗歌、一篇篇小说、一页页散文、一幕幕戏剧，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为复苏的中国文坛洒下了一阵密集的“巴山夜雨”。这就是被评论界和文化界称之为的“巴山作家群”，他们达县师范专科学校七七级中文系“星光文学社”的田雁宁、谭力、张建华和当时达县地区文化界的宋小武、陈官煊、杨翰端、李贵、杨贵云、贺享雍等为代表迅速崛起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当代文学的“巴山文学流派”。星移斗转，时过境迁，随着九十年代后文学轰动效应的失却，当年颇具实力的巴山作家群已再难排兵布阵，发起集团冲锋。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促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探寻地域文学运演规律，在新世纪开始的今天，在中国文学重铸辉煌的今天，“巴山作家群研究”意义何在？究竟给我们什么有益的启示呢。一，文学意义：打造巴山文坛品牌巴山渠水地灵人杰，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古代的李白、元缜、李商隐在这里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诗篇，现代的张爱萍、魏传统、梁上泉从这里步入革命道路和登上文坛，更不用说享誉中国当代文苑的的巴山作家群，其中有雁宁、谭力、宋小武、陈官煊、张建华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他们构成了巴山文坛厚重的历史和瞩目的成就。“俱往矣！”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重振巴山文学，形成品牌优势，不仅仅是重现昔日的荣耀，更是寻找市场经济体制与地域文化内涵接轨的机制，也不仅仅是写几本书、出几个作家，更是用文学的方式展示达州市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为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强化一个组织职能，培养两支文学队伍，形成三级创作梯队，简言之，走“一二三的内含发展”之路。一是，强化一个组织职能。能够统领达州市文学创作的无疑应该是市作家协会，培养文学新人，沟通文坛信息，交流创作经验，组织文学活动，发挥它应有的领导、枢纽和凝聚作用；定期和不定期的与企业、传媒、学校等联姻，举行笔会、征文活动，开放式办会，灵活性形式，有序化管理。如此让广大的专业和业余的作家有了归属感，产生责任感，激发使命感。在尚无文学组织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散兵游勇状态的文学创作尚能发起集团冲锋，那么，在文学组织今非昔比的当今，我们还能无所作为吗？二是，培养两支文学队伍。综观新时期的巴山文学，理论和创作呈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一段时间创作如火如荼，而理论门可罗雀，理论的滞后既严重地影响了创作的深化和提高，也难于形成较强的文学品牌意识和效应这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洞见。比较而言，创作队伍和理论队伍的培养后者的难度明显大于前者，有关创作下面要专门论及，此时重点说说理论队伍的建设。应该在有关部门的领导协调下，依托高校和文学团体有计划、有预见地用课题的形式和专题讨论的方式，推出文学新人，总结创作经验，评述文学创作，由感性而理性，由创作而理论，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引导。三是，形成三级创作梯队。第一梯队是五六十年代已有影响的巴山籍作家，如将军剧作家陈其通、将军诗人张爱萍、边疆诗人梁上泉、农民诗人陈官煊、小戏作家张尚全，还有目前年事已高的专写古典诗词的章继肃、李萍、洪牧、李牧、陈冰等，学习他们对文学的执着精神，感受他们对人生的深刻理解，领受他们对艺术的独特风格；第二梯队是新时期崛起的巴山作家，这是巴山文坛的主力军和代表，雁宁、谭力、陈官煊、宋小武、贺享雍、刘秀品、周嘉、杨翰端等人依然坚守文坛，新作不断，发挥他们的典范效应和榜样力量，承上启下，再创辉煌。第三梯队是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大中专学校的一大批缪斯的崇拜者，他们是巴山文坛的希望所在，如达县师专的“巴蜀风文学社”的同学们近年来在各种公开刊物发表各类作品上百篇，对此，培养、发掘、鼓励比什么都重要。二，艺术价值：总结地域文学创作尽管目前学界对地域文学还没有一个规范的定义，但是就巴山作家群的创作看，地域文学既不是乡土文学，也不是民间文学，而是超越二者之上，在题材、主题、风格诸方面与一般文学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文学类型。那么，巴山作家群究竟为地域文学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范本呢？其一，题材上地方性和共通性的结合。众所周知，题材的地方性是地域文学的显著标志，巴山作家们生于巴山渠水，长于巴山渠水，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生命，滋润了他们性情，浇灌了他们品行，给了他们生活，给了他们体验、思想和灵感，可以说这既是他们最初的人生课堂，也是他们最早的文学启蒙，那些民间传说故事、白莲教起义、川陕苏区革命斗争和劳动人民战天斗地、建设家园的事迹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于是有了雁宁的《小镇人物素描》，李贵的《辣椒协会纪事》，谭力的《怕狗的姑娘》，杨贵云的《南江雾》，王永明、杨贵华的《巴山游击队》；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视野投向巴山以外的广阔天地，如雁宁既有闻名遐迩的《唢呐，在金风里吹响》等乡土题材的小说，又有轰动文坛的《都市放牛》、《无法悲伤》，以及“雪米莉系列”。其二，主题上重大性和一般性的结合。主题的重大，绝非是图解政治的赶风潮的作品，而是看是否触及时代的脉搏和灵魂，说出了人们想说而又没能说出的声音；而一般性的主题则是通常所谓的爱恨、生死之类的文学千百年来演绎的话题，如果说前者表明着主题的时代性的话，那么后者就意味着主题的历史性；一个成功的文学家尽管他写什么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应该体现出对这两类主题的开掘。如以此为标准，衡量我们巴山作家的创作，不少人都企及此标准，著名剧作家宋小武的成名作《史外英烈》，借古喻今，批判了血统论，应和了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的时代潮流，轰动一时，他的长篇小说《蘑菇云下的匪帮》，提出了高科技武器的时代如何关注人、尤其是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敌方军人的生命，这一严肃而重大的战争意义、生命伦理的问题。由此可见，主题的开掘与题材已无必然的联系，根本在于作家的审美意识，这也是地域文学突破地域性的关键所在。其三，风格上民间性和现代性的结合。一方山水养一方性情，一方性情显一方文化，巴山文学，毫无疑问应该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风情，这种所谓的地域风格，是某一地区的作家在创作上所形成的较为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是该地区独特的生活环境、风土人情、文化心理等在作家作品中的综合表现，形成风格是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既是地域性的，又超越了地域性，从而体现出民间性和现代性的结合。如雁宁的“巴山野情”系列中的许多小说从环境描写到人物塑造，又从人物的外貌、语言到心理、情感，无不浸润着浓郁的乡风民俗，还留下了文革时期和改革初年的时代气息；又如杨翰端的讽刺诗，既有四川口语的直率泼辣，又有流行语言的风趣俏皮，形式的轻松与内容的深刻，相得益彰。风格之于当代地域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三，文化作用：建设地方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了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成果最终要以“物化”的方式体现出来，就文艺而言，通常又有两种“物化”表现形式，一是文学尤其是地域文学反映人们的精神风貌，讴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二是艺术尤其是观赏性艺术，如建筑、雕塑，乃至各种文化设施，它们都得以文学作源泉和母胎，否则搞出来的东西就很可能因缺乏地方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学风貌而不土不洋、不伦不类，由于文学在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建设地方精神文明，地域文学责无旁贷。就达州市而言，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中，经济要升位，城市要上档次，就不能不注重文化的作用。不久前，著名作家宋小武先生在市政协会议上提出的“用文化包裹达州”，真乃深得我心！“巴山文学”对于建设地方精神文明的文化作用，体现在以下几点上。（1）挖掘巴山的人文意义。大巴山，历史的积淀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地名了，而是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的一种人文精神象征。千百年来，从最早的勇武剽悍、能歌善舞的人到历代勤劳淳朴、坚韧顽强的大巴山人，他们在与变幻莫测的自然、纷繁复杂的社会和苦难不屈的自我的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沉实勇毅、坚定执着、热情乐观，这些绝非现成的东西只等我们作家去摘取，而是以生活原生状的形式洒布在巴山深处的坡岭、茅屋、煤洞、石场和州河两岸的地坝、码头、客栈、场镇，它们还以民间文化的形式表现在传说故事、山歌小调和婚丧嫁娶、生朝满月、节日忌日、修房造屋的民情风俗之中。从这里面剔除封建迷信的糟粕，发掘健康积极的因素，从而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乡土教材。（2）弘扬革命的光荣传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这里创立仅次于江西苏区的第二大红色根据地——川陕苏区，坚持达两年之久，先后粉碎了国民党派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和“川陕会剿”，建立了二十三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部队发展到近十万人，先辈们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富饶的文学矿床，然而我们开掘得还不够，巴山作家们的创作涉及到这一题材领域，数量和质量均上不去，更不要说历史的深度和厚度。其实这是一段离我们最近而可触摸的历史，先辈们那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不屈的精神依然是我们当今建设富强文明家园所必不可少的力量源泉。（3）讴歌改革的时代精神。巴山文学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八十年代后期走过一段曲折，但是近几年的创作又开始复归现实主义传统，如渠县作家贺享雍的《苍凉后土》、《末等官》和即将出版的《怪圈》等长篇小说，获得社会的一致好评，还有本土的散文作家周嘉近几年获奖的作品，宋小武的杂文，它们贴近现实，拥抱生活，表现了改革时代的巴山渠水，从农村到城市新一代巴山人的奋争、困惑、希望，但是如何塑造因袭着传统重负的新世纪巴山人，还有待我们的努力。四，美学精神：探寻文学运演规律无庸置疑，巴山作家群创作属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演变过程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缩影，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案”的研究既可以总结它的成败得失，也可以窥视中国当代文学的运演规律；当然这种总结或窥视决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就事论理，要企及它的理论高度就得发掘和提炼出蕴藏在地域文学中的美学精神，即地域文学在当代高科技革命浪潮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它的存在价值和它对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意义何在。概而言之，不外乎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两个老问题。首先看写什么。传统的观念认为，地域文学就是有某一个地域特征的文学，写那里的自然山水、传说故事、民情风俗、生产劳动，甚至于奇闻异事、稀奇古怪等等，在题材决定论的时代，它确实是地域文学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随着工业化浪潮的推进和城乡交往的频繁，地域文化的表面特征逐渐消失，这时我们的作家再想以猎奇的心态写一些供城市人消遣、欣赏的遗闻趣事，也已不太可能。因此我们的作家们就应由“写事”转向“写人”，写出一个地方特有的人文精神、厚重的历史积累和浓郁的文化风貌，表现那个地方人们所推崇的传统美德和朴实情感，展示那个地方人们在新潮思想的浸袭下的拒斥、盲从或困惑的心路历程，还可以表现老一辈和新一代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冲突，它也可以揭示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并行不悖，商品经济法则与人际关系亲睦的协调相容，从而塑造出既有地域风情又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形象。其次看怎么写。在所有的创作方法中，现实主义是其主要的手法，个别的还有自然主义的倾向流露。2000年5月10日在北京市通州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召开的“全国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恩波总结出刘绍棠的乡土文学理论：“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继承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与时代命运。”借此回答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