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历史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是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阿拉伯帝国在中东地区扩张之前，这里曾是基督教的发祥地。美国已故学者菲利普.希提曾认为，大叙利亚（当代叙利亚共和国的前身）“是地理上最大的小国，虽为弹丸之地，却影响深远”。由于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汇之处，“文明世界的历史浓缩于此”，由此可知，叙利亚国内政治问题不仅仅与长久以来伊斯兰教内部逊尼、什叶教派冲突相关，还与殖民主义消退后，在该地区遗留的巴以冲突问题、阿拉伯民族主义问题密切联系；甚至还包括与黎巴嫩、约旦、土耳其三国主权及领土冲突问题。这一系列问题虽然随着5次中东战争与叙利亚内部复兴党（Baa’thParty）政变上台之后被暂时掩盖，但却始终是该地区动荡的根源。我们要理解当前叙利亚问题的复杂脉络，必须重新梳理并分析这一系列问题的历史、政治与宗教关系。1516年，叙利亚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叙利亚”是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该地区时期的地理称谓，泛指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至地中海，南抵阿拉伯沙漠，北到土耳其托洛斯山脉间的广大地区，囊括了当代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西部以及土耳其南部等国家地区。换句话说，“叙利亚”这个名词并非特指某一个具体的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大片阿拉伯地区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成为英法的敌人。但奥斯曼帝国内，在今天的约旦到沙特阿拉伯之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掀起了起义（1916-1918），反对土耳其的统治。此时，英国驻开罗使馆军事情报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奉命积极参加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革命，使阿拉伯人的反抗为英国的利益服务，从侧翼支援协约国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劳伦斯与阿拉伯起义者并肩作战出生入死，他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最后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因此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劳伦斯曾说，他要在星空上写下他的愿望：“为你（阿拉伯）赢得自由。”但是，自由不是依靠别人赢来的。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10月，曾与劳伦斯并肩作战的阿拉伯战友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派遣他的儿子费萨尔亲王率领一支阿拉伯起义军占领了大马士革，形成了对叙利亚广大地区的统治。次年7月，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召开叙利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拒绝接受委任统治制度，坚决要求独立。1920年3月18日，全国代表大会宣告费萨尔为国王并组成政府，正式宣布“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独立”。正如阿拉伯人的自由不是依靠别人赢来的一样，英国传奇英雄、“阿拉伯的劳伦斯”也无法给叙利亚等阿拉伯地区带来自由与民主，因为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不允许，因为失去殖民地，帝国也就不存在了，权力带来的利益也将失去。所以，英法两国宣布不承认叙利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于1920年4月在圣雷默举行的会议上最终达成了瓜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协议，将当时叙利亚分为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现在的叙利亚三部分，叙由法国委任统治。同年7月14日，法国向费萨尔国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无条件承认法国在叙的委任统治，并出兵占领大马士革，在击败叙利亚军队后，废黜了费萨尔国王，从此，叙利亚的整个国家政权都掌握在法国高级专员手中。阿拉伯历史上击败东征的欧洲十字军、解放耶路撒冷的著名的民族英雄——萨拉丁的陵墓就在大马士革。法军指挥官在击败叙利亚军队后，列队来到萨拉丁的墓前，大声喊道：“萨拉丁，看看吧！我们又回来了。”叙利亚再次沦为了殖民地。巨大的耻辱从此深埋在叙利亚人的心中。20世纪上半叶的殖民统治不但构成了今天叙利亚的国内问题，还影响了叙利亚与周边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土耳其的关系。现在的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无论在地理学还是历史学中，都曾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在法国殖民时期，为了进一步遏制奥托曼帝国的势力，1920年圣雷默会议之后，法国人确认了民族宗派自治的统治原则，将黎巴嫩山脉以东的这片地区分为六大执政区。其中包括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阿拉维派（Alawite）主导的拉塔基亚（殖民时期称“阿拉维”），德鲁兹派为主的德鲁兹山，土耳其人主导的亚历山大勒塔以及由基督教马龙派领导的“大黎巴嫩区”。法国人这么做是为了把多数为穆斯林的人口纳入马龙派基督徒的控制之下，后者是法国的盟友，说法语，并接受梵蒂冈的领导。然而，被法国托管的叙利亚残余领土依然发挥着地区之间、教派之间以及部落之间利益纽带的作用，即便在黎巴嫩独立之后，其与叙利亚之间的深刻联系，也密切关系到了该地区的战略平衡。叙利亚持续支持在黎巴嫩境内活动的什叶派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就是这种联系的直接体现。而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针对亚历山大勒塔的领土争端，也源于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将亚历山大勒塔从叙利亚领土上分离出去的政治决定。现代叙利亚的民族宗教结构异常复杂，彼此之间矛盾重重：目前叙利亚境内的人口90%为阿拉伯人，其中绝大多数为逊尼派，居住在以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为轴线的中心走廊地区；叙利亚总人口的15%左右为信仰什叶派的阿拉维派，他们大多聚集在叙利亚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和叙西北部山区，总统阿萨德家族便来自这一派穆斯林。但在正统逊尼派眼里，阿拉维派其教义与正统穆斯林相距甚远，因而尤其是对于具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的逊尼派来说，阿拉维派甚至不能被当作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恰恰是这一少数族群，在叙利亚1970年复兴社会党政变之后，占据了叙利亚政府与军队的重要位置。另外，在叙利亚西南部戈兰高地与大马士革附近，集中了占总人口5%左右的德鲁兹派，与阿拉维派一样，德鲁兹派也属于一支少数穆斯林教派，其教义十分独特，与约旦的部落势力联系密切；还有8%左右的叙利亚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集中在阿勒颇等大城市的城镇中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巴沙尔政政权。原因除了在复兴社会党成立初期，信奉东正教的知识分子如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Aflaq）等人积极参与到复兴党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之外，作为复兴党稳定全国局面，进行经济改革政策的受益者，叙利亚的基督徒也并不希望看到巴沙尔政权这样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政权倒台。叙利亚还有约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另外还有土库曼人和犹太人等。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由于帝国奉行的“米利特”体系鼓励民族宗教派系自治，因而长期以来，叙利亚境内各个派别之间分省自治，并保持较大程度的独立。这一传统，在今天的叙利亚社会中也有其强大的影响力。总之，叙利亚的民族宗教结构之复杂或许只有曾在巴尔干半岛存在的南斯拉夫可以相提并论。与其它阿拉伯国家一样，叙利亚在20世纪中期殖民统治衰退之后，也反复经历战争与政变的折磨。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ArabSocialistBa’ath）政变上台之后，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一政党可以持续统治到今天。长久以来，叙利亚政治都属于精英政治。1941年7月叙利亚宣布独立之后，叙利亚政局，特别是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和霍姆斯在内的4所重要城市，都在逊尼派精英阶层领导下，受到奥斯曼帝国时期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在这段时期，由于政府主要被逊尼派主导，因此包括基督徒、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的少数民族只能在叙利亚军队中不断增强其传统的影响力。而在少数民族控制下的军方自1949年起，便一直对于这种逊尼派精英统治提出军事挑战。其结果导致叙利亚大量的优秀军官被流-放海外，继而替换为信奉逊尼派的穆斯林。多次反复的军事政变使得叙利亚军队战力薄弱，且内部纷争不断。从1949年到1960年代末期，叙利亚政府在内部压力与流-放反对派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更替。这段时期的政局更替，在叙利亚境内造就了一批现代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政党。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党派分别是：阿拉伯复兴党、叙利亚社会民族党和叙利亚共产党。1930年——1934年，有强烈的左翼民族主义思想的叙利亚阿拉维派知识分子扎基.阿尔苏兹(Zakial-Arsuzi)建立了一个政治组织——“民族行动联盟”，发起了一场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在咖啡馆、公共场所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包括反对殖民主义，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思想。1938年底，阿尔苏兹被解除了教师职务，他的“民族行动联盟”被解散，他本人也被驱逐出被土耳其占领的亚历山大塔勒。1939年（一说1940年），扎基.阿尔苏兹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阿拉伯复兴党，鼓吹阿拉伯民族的文艺复兴，加入他的组织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撰写或翻译对复兴阿拉伯传统有贡献的书。1947年4月14日，扎基.阿尔苏兹的“阿拉伯复兴党”与叙利亚东正教徒米歇尔.阿弗拉克和逊尼派穆斯林萨拉赫丁.比塔尔在大马士革创立的“阿拉伯复兴党”联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阿拉伯复兴党”。在这次复兴党“一大”上，讨论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并选举阿弗拉克为主席。1953年，复兴党与泛阿拉伯主义议员胡拉尼领导的“阿拉伯社会党”合并，更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这就是后来执掌叙利亚政局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合并后的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继承了阿拉伯社会党原有的在哈马的逊尼派青年信众。同时，其另一个组成成分——复兴党虽然排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却非常希望能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左翼社会主义思想。这使得世俗化的复兴社会党，得以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与逊尼派穆斯林相结合。两者都共同希望建立独立自主的阿拉伯国家，排除西方殖民主义影响，并信奉穆斯林传统对于形成阿拉伯民族身份的重要政治意义。但这一结合也为后来的叙利亚政局埋下了不安的隐患。基于反殖民目的而形成的同盟，在殖民主义影响消退之后，便渐渐开始出现矛盾冲突。泛阿拉伯主义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从根本上不能够为泛伊斯兰主义坚持伊斯兰教法的意识形态所接受。复兴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并非仅仅依靠知识精英阶层的支持。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该党要求进行社会与经济改革，以求达到社会公正，特别是针对社会下层人民的公正待遇。第二，复兴党希望能够通过阿拉伯国家政治联合的方式，达到更广泛的所谓泛阿拉伯主义联盟的目的。这一意识形态目标在1958年由叙利亚和埃及联合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有着直接体现。第三，复兴党强调伊斯兰与阿拉伯主义的独特联系。该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米歇尔.阿弗拉克认为，阿拉伯人一个共同的历史便是对伊斯兰教黄金时期辉煌的记忆。但对于伊斯兰教的推崇并不能够阻碍其他宗教的共同繁荣。因此，在复兴社会党领导下的叙利亚强调各宗教宗派之间的宽容与宗教自由。叙利亚复兴社会党还格外强调对于军队，尤其是年轻军官的控制。因而在军队中，复兴党支持率一直较高。相比同时期的其它意识形态党派来说，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既不像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那样，过分强调叙利亚民族主义和世俗化；也不像叙利亚共产党那样，与苏联维持过分亲密的联系。但作为一个左派政党，其民族革命色彩仍旧比较浓重，其追求民族独立自主与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与同时期激进的伊斯兰萨拉非主义，甚至是瓦哈比主义同样，都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和反帝意识形态、以及民族建国的意愿。因此，在反对犹太人巴勒斯坦建国，反对英美苏干预阿拉伯地区政治等问题上，无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治下的世俗政府，还是瓦哈比主义影响下的沙特阿拉伯，甚至包括海湾各个酋长国家都持非常一致的态度。这一意识形态基础体现在战略目标上，便是意图武力解决以色列建国，并将阿拉伯半岛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共同支持下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便是这种战略目标下的产物。当时，阿拉伯世界的这一战略目标也与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不谋而合。在经历了24年间的21次政府改组和政变，以及一次同埃及合并的失败尝试之后，1970年，叙利亚复兴党人、阿拉维派空军指挥官哈菲兹.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夺取了权力。哈菲兹.阿萨德等阿拉维派上台后，指控复兴党原先的“精神领袖”米歇尔.阿弗拉克为“思想剽窃者”和“篡党夺权者”，并将他驱逐出境，另立扎基.阿尔苏兹为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新的精神领袖。此后，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开始了其向实用主义的转型。阿萨德的政变，为叙利亚取得了相对的政治稳定。与早期复兴党相比，阿萨德更加倾向中间偏左的道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