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

研究生课程论文论文题目：浅论台湾政治转型中的操纵性民粹主义课程：台湾政治专题研究任课教师：杨建英姓名：王帅班级：中外政治制度学号：2013712008浅论台湾政治转型中的操纵性民粹主义台湾政治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是20世纪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代表，但在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程中，台湾政治却出现了操纵性民粹主义因素，这一因素不仅是导致台湾政治不稳定的关键因素，也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民主化发展的借鉴范本。本文将针对台湾政治转型中的操纵性民粹主义的产生、影响以及发展趋势进行浅要分析。一、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民粹主义的种子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台湾的政治结构开始了巨大变化，台湾开始进入“威权体制-民主政体”的转型，国民党一党独断、一党独大的局面逐渐瓦解，政治民主化、多党民主制开始成为岛内的政治常态，台湾因此也成为“第三波”世界民化浪潮的组成部分。然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却与西方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化进程不同，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在具有民主化转型普遍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其自身的特殊性和非典型性，“民粹主义”和“本土化”成为台湾政治转型的两条主线，两者相互关系与发展对台湾社会政治生态演变影响深远。台湾政治转型以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并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令为前提与背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国民党通过党禁等多项强硬措施强化其威权统治，以蒋氏为代表的大陆来台精英政权长期把持台湾领导权，致使台湾本省人民被剥夺了许多基本权利，白色恐怖的氛围使台湾岛内气氛紧张，国民党的统治也毫无民主可言。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出于自身统治策略和台湾现实情况考虑，对台湾籍人士参与政治活动长期持打压态度，因此台湾籍人士长期基本活跃于下层政治领域，填补了国民党的统治空虚，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国民党-党外”的二元政治结构。而这种二元结构则为台湾政治转型中出现的操纵性民粹主义买下了种子。从上世纪60年代末起，台湾开始经济起飞，岛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在人民受教育水平、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岛内民众的民主意识开始萌发并得到迅速发展。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以中产阶级为主力的党外台湾籍人士开始向既有的威权政体发起挑战，诸如“美丽岛事件”等民主化运动成为这一时期民主化潮流的一个缩影，同时一大批台籍政治精英开始崛起，诸如吕秀莲、陈义雄、陈水扁、黄信介等开始活跃于台湾政坛。同一时期，国际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及钓鱼岛问题使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同时由于随蒋介石来台的国民党高层官僚体系老化严重，国民党内的保守力量也日益成为妨碍蒋经国经营台湾的一大阻碍。因此面对台湾所处的内外局势，蒋经国采取了“革新保台”的改革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大力启用台籍人士，开启台湾政治“本土化”进程。这一改革措施对于台湾民主化进程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应和了台籍人士对于政治参与的要求，对于缓和省籍矛盾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以“本土化”为主题的改革也从一个侧面激活了岛内民众的“本土情节”，长期受国民党高压政策影响的本省民众在压力降低之后迅速反弹，为日后台湾政治“外省-本省”对立、操纵性民粹主义的形成埋下伏笔。二、威权政体瓦解与民主政体建立1981年至1988年，蒋经国统治进入后期，此时的台湾经过“革新保台”政策的调整，国民党与党外势力都有了新的变化，其中党外势力得到较大发展，在1977年的“台湾省议会”选举中一举拿下77席中的22席，进入80年代之后，党外以及党外组合而成的民进党成为台湾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民进党此时已经将台湾政治本土化作为其政治理念的核心，主张“台湾的事情台湾人自己管”，而另一边的国民党政权则真正处于动荡时期，其统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国民党与党外、民进党的对垒才是台湾民主化、政治本土化进程真正启动的时期，与台湾民主化、政治本土化同步发展的则是台湾由国民党缔造的威权政体的瓦解和民主政体的逐步建立。面对党外势力的政治活动，国民党对此的态度是继续进行改革，通过改革与党外进行策略互动，其采取的革新政策旨在维护其原有的政治结构稳定性，党外势力则通过积极的体制内活动进行政治权利的争取，包括积极投身选举、发动发动街头运动以及参与“议会”斗争等方式，国民党方面在美丽岛事件之后也开始逐渐放弃强硬措施，面对民进党的突击成立，蒋经国在评估成本之后也采取默认态度，经过双方多个回合的理性互动，自此台湾政局的民主化大潮移步可逆转。而国民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政策也标志着台湾威权体制松动，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开端。回顾台湾政治由威权走向民主，其中有四个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首先，从国民党内部来说，随蒋介石来台的统治官僚阶层由于年龄老化，行政效率低下，严重的保守主义倾向日益成为看清形势的蒋经国治理台湾的阻碍，因此国民党存在内部改革的动力，而进行国民党党内力量变革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助台籍亲蒋人士的力量；其次，由于亚洲经济进入春天、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台湾岛内的物质文化发展迅速，岛内民众受教育程度提升，在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之后，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开始对政治权利提出诉求，而国民党对政权的把持导致台湾长期处于二元体制的特殊状态下，民众获得政治权利唯有进行街头运动或通过体制晋升，而后者在权利分配和见效速度上难以满足民众的要求，因此国民党此前设计的“威权体制本土化”方案不得不宣告破产，民主化成为自下而上的潮流；第三，蒋经国统治后期正处于国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期，多个亚洲国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民主化转型，国际大环境对国民党进行高压威权统治亦产生了极大限制；最后，以蒋经国为代表的国民党决策层对于开启政治本土化认识不足，在未能妥善处理国民党治台众多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政治本土化很容易被民主化所裹挟，当局势发展超过国民党控制时，蒋经国对台湾政局进行了“利益-成本”比较，认为台湾政局的最佳选择便是进入民主化的轨道。三、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与西方的民主化运动有着极为明显的不同，尽管都是由下而上进行推动，但国民党在蒋经国执政后期的主动退让让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速度上远胜过西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台湾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西方的民主制度经过百年积累，民众已经具备发展民主的素质，从民众个人而言，已经能够理性从事民主政治，而快速完成民主化转型的台湾则与之不同，民众并没有形成足以滋长民主政治的文化土壤，台湾的民主化转型更多的是制度层面的转型和再设计，而非由底层公民文化逐步推动转变，台湾从威权政府向自由化过度，从自由化向民主化过度的过程中始终都是台湾本土精英人士的身影，民众更多地扮演了台籍精英与国名党当局谈判的筹码，因此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看更像是受“民主催化剂”快速催化而来。没有民主的根基，只有民主的枝叶，这也使得在台湾政治中出现民粹主义和操控性民粹主义不足为奇。需要言明的是，民粹主义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并不是落后的表现，民粹主义之于民主化只是民主化投下的一片暗影，精华中的糟粕。台湾政治由于民间并没有生长出完整的公民文化，上层制度突然的民主化转型造成的社会结构动荡和价值体系紊乱给了民粹主义生长的机会，威权政治的快速衰落让长期压制民众的强力消失，民粹主义极易以对威权统治的反叛与反弹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对于剧烈的民主化转型早有准备的精英阶层，由于其自身也是民主化运动的推动者，对于民主化转型能够更好地驾驭，因此民粹主义便成为精英阶层攫取统治权力、政党利益博弈的不二法门。由此，民众自身滋生出的民粹主义与精英阶层对民粹主义的利用混合成为台湾政局独具特点的操纵性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台湾的表现非常广泛，经过6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台湾民众对于政治的热情已经被点燃，处于国民党压抑统治氛围下的民众一旦被解放出来，便会对原有体制进行彻底的否定与吞噬，对于国民党“腐化精英阶层”深恶痛绝，不铲除不足以为快。同时民众个人权利得到空前重视，过度的个人膨胀、对精英阶层的痛恨使得台湾政治开始以民众自人利益为评判标准，与国民党斗争多年的党外人士和台籍精英借机提出三个理念以利用在民众中发酵的民粹主义：“政治本土化即政治台湾化”、“外省人与本省人”以及“台湾人爱台湾”。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本土精英阶层为了能够动摇国民党统治，取得最高话语权，利用民粹主义既是成本最低，也是见效最快的方式，因此民进党、民主化以及民粹主义三者纠结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在民粹主义者的有意培养下，台湾民众的“台湾情节”日益浓郁，缺乏公民文化的台湾民众在受民粹主义的驱使，对自己的族群认同远胜于对自身公民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很容易在民众中形成各式各样的群体，而群体行为往往是缺乏理性的、容是受到暗示的、情绪化的以及不计后果的。身处群体之中，人容易产生一种“数量即真理”的错觉，在群体中，数量容易将群体个人的责任进行稀释。奇特的是，台湾的民众每当进入政治语境中便会陷入民粹主义的怪圈，民粹主义将民众糅合成不同的群体，群体在进行政治活动前都难以进行详尽的规划，群体永远处于盲动、急躁、冲动易变的，因此在台湾民粹政治中总会表现出一定的女性特征，处于盲动、急躁、易变状态中的民众为了能够保持群体的状态，需要在群体中形成一种暗示，当民众内不能产生这种暗示时，外界的刺激便成为群体运动的指导方向。民进党能够迅速崛起成为国民党在台湾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所凭借的正是对于民粹政治、群体运动的把握，民进党善于将任何政治问题分解成为民粹元素，充分调动台湾民众的政治热情并通过宣传、策动等手段将民众的热情进行人为导向，不成熟的公民社会一旦陷入民粹争执之中，便会逐渐丧失智力与理性，使民众时刻处于无序地政治运动之中，民粹主义在台湾也成为被操纵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