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思考

哲学的思考首先声明，本书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阐述某一观点或某一思想的，而仍是以文学的形式对人生所作的感想，读者勿以从学术的角度来求全责备！前言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社会可谓是物质文明发展到极度繁荣的时代。虽然当今世界的趋势是沿着和平发展的轨道前进，但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国际形态中，尤其是人们的思想领域，仍然是盲目、杂乱甚至是荒芜的，人们并没有按照伟大的贤人、哲人所期望的那样走出争斗的漩涡、精神的沙漠而能和平共处的和谐生存。似乎大千世界的我们都是这样忙忙碌碌地、为着物质的利益而庸俗的活着，谁也不会考虑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样艰深难懂的课题就留给“傻瓜”和“疯子”们去研究吧，明天我还要加班赶稿子，还要开例会讨论产量的提高问题。这似乎是一个终极的人类话题。每个人都期望自己过得幸福，即使现在不幸福也期望将来过得幸福，即使将来过得不幸福也期望自己的子女不再受自己受过的苦遭过的罪，希望有一个理想的幸福家园。然而，现实总是跟命运开着玩笑，生活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即使现在你腰缠万贯，身价过亿，你依旧有缺憾的地方，依旧有常人不能理解的苦恼，那我们就期望在梦里有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精神家园，然而梦终归是不可长久的，清晨醒来，一切甜美都化为泡影，烦恼和痛苦再次袭来，我们只有哀叹社会的残酷、生活的无奈和岁月的无情。而这个终极话题就再次被人们提上议论的餐桌，什么是幸福？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幸福？幸福意味着什么？人类穷其一生，也无法解答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因为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思维，也就不容易把这个深奥的哲学概念统二为一。但是如果我们沿着人类历史的轨迹去找寻，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探求一下自己一生的思维发展和演变，我们就不难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即使不能大彻大悟，而生命垂危之时也不会有太多的缺憾了。如今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我们又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我们已经找不到人生奋斗的方向，各种观念价值观的变迁又使我们养成了及时行乐娱乐至上的庸俗观念，我们已无法分辨是非对错，高尚与粗俗，追求与摒弃。而哲学恰好是帮助我们打开迷惘大门的钥匙，通往幸福神圣殿堂的路灯。我们怎样才能和哲学攀上缘呢，我们又怎样才能理解领悟哲学那些博奥精深艰涩难懂的哲理呢。其实，我们无须像那些近似“疯子”的哲人或思想家去弄懂那些枯燥乏味的哲学术语和概念，我们只需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有没有洞悉过自己的灵魂？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毫无意义的琐事中、磨磨蹭蹭的踌躇中和碌碌无为的哀叹中蹉跎岁月着，我们徒劳地与外界的纷扰和内心的迷惘抗争着，而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那根精神支柱又在哪里呢？生命是短暂的，而世事无常，纷纭变幻，一晃眼我们的一生就会到暮年。我们谁也不希望自己一生的生活就这样如死水一般沉寂。生活对我们来说，应该意味着不断地把我们的全部人格或经历变成光和烈焰，我们应该在有生之年一五一十地弄清生活的本来面目，并用“永恒的眼光”去识别那些似乎具有永久价值的事物。而我们只有掌握了哲学这门学问，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住它们的意义，我们才能从日常生活的漩涡中挣脱出来。我们应该学会在命运面前昂首大笑，甚至在死神到来之前也能处之泰然。我们应该成为完整的人，应该整饬调和我们的种种欲望，以此来协调我们的精力。只要我们能找到智慧，这些都会不期而至。“先去寻找心灵的宝藏”，培根曾告诫我们说，“其余的要么应有尽有，要么失去了也无关痛痒”。真理不会使我们发财，却会使我们自由。第一篇柏拉图与《理想国》一民主制与贵族制在美丽富饶的欧洲东南侧，风光旖旎的爱琴海西面有一块像把弯曲指头伸进地中海的手形陆地，它属于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在这里，它曾诞生过欧洲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哲学文化，被誉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这就是希腊。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曾是希腊繁盛的时期，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等地都遍布着蒸蒸日上的希腊殖民地。而在希腊境内，则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奴隶制“城邦”。而你不要小瞧这些似乎散乱的“城邦”国家，哲学恰恰诞生于此。希腊濒临地中海的有利地势促进了欧洲与西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商人或许是最早的一批怀疑论者，他们对什么思想和主义都一概持怀疑态度，只把金钱和利益摆在首位，在他们眼里，除了傻瓜就是无赖。而随着这种怀疑精神，科学随之发展起来了，数学随着交换的日益复杂化在不断成熟，天文学则随着海上日益大胆的冒险而臻于完善。财富的增长给人们带来了闲暇和保障，这正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先决条件。而希腊人善于思辩的本性给希腊哲学带来了滚滚不断的智慧源泉，苏格拉底便是众多哲学思考者中的集大成者。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正是希腊两大政治派系斗争的时代，那时的希腊人思想尤为活跃，而且论辩也很深刻，犹如中国的先秦“百家争鸣”。他们对一切都提出质询，即使在宗教或者政治禁忌面前也毫不畏惧，并且大胆地传呼所有信条和机构统统出庭，接受理性的审判。当时在政治上就有民主制和贵族制之争。一派认为自然是善，文明是恶；人天生平等，只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才变得不平等了；法律是强者用来束缚和统治弱者的发明。另一派则认为自然是超然于善恶之外的，人天生不平等，道德是弱者用以限制与阻碍强者的手段；强权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也是人类最高的愿望；而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明智、最合乎自然的就是贵族制。在这里，我强调一点，我们不能误解这里的一些概念，无论民主制还是贵族制，都不等同于我们现代意义上对民主和贵族的定义。这里的民主，并不是多数人的民主，因为占人口三分之二的奴隶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言，剩下的三分之一平民或自由民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出席讨论决定国家方针政策。而贵族制，及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其实是一种植根于大众的精英统治。但就是这种剥夺了大多数奴隶的民主也受到了少数有产阶级的猛烈攻击，他们自称“寡头党”，并谴责民主制软弱无能，形同虚设。公元前430年-400年，希腊境内爆发了长达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大战，斯巴达的陆军打败了雅典的海军，寡头党在克利蒂阿斯的策动下，以民主派在战争中指挥失利为由提出废除民主制的主张，并大肆吹捧斯巴达的贵族政府。为此，许多寡头党人遭到流放，但当雅典宣布向斯巴达投降时，斯巴达要求雅典把遭受流放的贵族重新召回。克利蒂阿斯这批人一回到雅典，就宣布对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进行一次富人的革命，结果革命失败，克利蒂阿斯战死沙场。这位克利蒂阿斯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叔父。二苏格拉底如果我们把孔子生活的年代（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和苏格拉底生活的时期（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进行一下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是多么惊人的巧合，这两位东西方伟大圣贤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作着相同的思考，探索着人生的真谛。苏格拉底其貌不扬，秃顶，大圆脸，深陷的眼眶里目光凝滞，宽阔的酒糟鼻子乃众多酒宴的生动写照。单从这副尊容来看，谁都想不到这就是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就是这朴实无华的外表却成为深受雅典优秀青年爱戴的良师益友。每天都会有大批的年轻人和有识之士聚拢在他的周围，而且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正是这些青年帮他创造了欧洲哲学。苏格拉底采取了类似孔子的教学模式，授课以自由讨论的形式，所有人在他身上都能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弟子在他身边从来不感到拘束，大家几乎是畅所欲言，无所不谈。每一种社会思潮在这里都有其代表人物，或其渊源。弟子们最喜欢他的并不是他那充满智慧的脑袋，而是他那十分谦虚的品格。他从不夸口自己多有智慧，而是满怀热忱地追求智慧。“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这是他的哲学起点。当一个人学会怀疑，尤其是怀疑自己珍视的信念、教义和原则的时候，哲学就出现了。谁知道这些珍视的信念是怎么在我们这里变得如此确定无疑的呢？谁知道这一定不是某种心愿在从中作梗，为愿望披上思想的外衣而引起的呢？只有当心灵转过身来，直面自己，审视自己的时候，真正的哲学才会出现。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不像他的前辈——那些自然哲学家那样只把精力专注在事物的本源上，而他研究的是更深奥的课题，那就是人的心灵。人是什么？他能成为什么？而在他逝世之前并为哲学留下了两个十分明确的答案，从而解决了两个最困难的问题——善是什么意思？最好的国家是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尽管希腊当时是民主制，但这种民主制是一种非理性的奴隶制民主，政府是在感情冲动的暴民控制下经由吵吵嚷嚷的辩论会领导，对抵御侵略的将军们可随随便便地升迁、罢免和处决，这种制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按照字母顺序把头脑简单的农夫和手艺人选进国家最高法院。这种做法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能不让那些智者派大加指责吗?在这种制度下,一种新的、合乎自然的道德怎么能在雅典培养起来呢？国家怎么能得到拯救呢？然而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把苏格拉底推上了死路，也给他带来了不朽的名声。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正蹲坐在阴森恐怖而潮湿肮脏的雅典牢房里思考着死后给会人们留下什么以及对弟子们的临终遗言，现在留给他的时光已经不多了，从牢头的口中他已经得知若再不改悔将要被处死。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来过很多朋友想设法营救他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活头了，而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死得其所了。有些理性的法官也想释放他，但愤怒的人群则投票要求处死他，因为他们觉得苏格拉底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一向为他们痛恨的贵族说话，还煽动腐蚀沉醉在辩论之中的青年去攻击他们父辈的神祗。“告诉人们，你们掩埋的只是我的尸体”他对陷于悲痛之中的朋友们说道，而恰在此时，安奴托斯走进来了，一位民主派的代表，而他的儿子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你还有机会，你改悔吧！”“你那些蛊惑青年的言辞是不会得到神灵的饶恕的，也不会得到大众百姓的谅解！——”苏格拉底微微侧过头来，他不屑地说道：“如果你们这也算是一种民主的话，首先得给有不同意见的人们以说话自由的权利，如果你们认为的神灵是无处不在神通广大的话，伯罗奔尼撒之战就应该让神帮助你们打败斯巴达人，而不是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军们。你们处理了那些英勇善战的将军们，只依靠那些盲从无知、愚蠢暴烈的民众得到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如果政府本身就充满了混乱和荒谬，如果它只统而不治，命令而不领导，在这样的国度，我们如何能够说服个人去遵纪守法，并使一己的私利服从整体的利益呢？你们所认为的数量就能产生智慧，这难道不是十足的迷信吗？乌合之众在仓卒和无知中作出决定，却要在凄凉中为此后悔不已。在这种不相信能力只推崇数量胜于推崇知识的国家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来理解所谓的雅典“民主”，无疑，对一个国家的治理需要人们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需要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们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除非由最有智慧的人来领导，否则一个社会怎么能有救，或者变得强盛起来呢。善意味着聪颖，德意味着智慧，这一点在苏格拉底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如果人们经过教育，能够看清自己的利益，预见到行为的后果，自己的欲望也能从徒劳无益的浑浑噩噩之中整饬和协调成为自觉的和谐，这或许就能成为受过教育、洞明世事的人的道德。而在没有文化的人那里，道德只能依赖不停的告诫和外部的约束了。也许全部罪恶就是错误、偏见和愚蠢？聪颖的人会和愚昧的人同样具有猛烈的、反社会的冲动，不过他们肯定能更好地控制住自己，不会动辄就像野兽那样凶残毕露。在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利益就在于他的社会行为和忠实品格，而要保障和平、秩序和友善，只需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就够了。但这一质朴而勇敢的“辩解”并没有得到民主派的认同和原谅，他们决定用鸩酒毒死他。苏格拉底也从而成为哲学的第一位殉道者。三理想国与苏格拉底相遇是柏拉图一生的转折点。他出身于小康之家，家境还算富裕，少年英俊生机勃勃的他本是善于格斗的战士，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容易成为哲学家的，然而自他敏感的心灵在苏格拉底的“辩证”游戏中找到新的乐趣后，他就再也不屑投身于以往的粗野肉搏中了，他加入了现在这种活动。看到老师用尖锐的问题击中对手的要害，戳穿僵死的教条和武断的设想，他感到无比的惬意。他在苏格拉底的指点下，摆脱了单纯的辩论，开始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卓有成效的探讨。他成了智慧的热烈追求者，苏格拉底的狂热崇拜者。他的导师辞世时他才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