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安全合作机制

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安全合作机制数学系121110016丁天佑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冷战后演变中的南海安全保障机制是美日等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与南海周边国家“大国平衡”战略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应对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已采取诸多措施，但仍须有综合性的南海战略和适宜的举措，以维护南海的稳定及中国在南海的权益。广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1）自然作用或由于人类对自然的非和谐行为所加剧的作用，如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重大自然灾害、重大流行疾病；（2）经济失序或社会失控而导致的问题，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骚乱、践踏人权、非法移民和难民等问题；（3）跨国有组织犯罪，如海盗、走私、贩毒、贩卖人口、洗钱；（4）非国家行为体对现存国内、国际秩序的挑战，如“三种势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5）科技发展中所产生的安全脆弱性及其被不当利用所产生的问题，如信息安全、基因工程安全、食品安全等问题。中国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定的过程的。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1998年美国驻东非使馆被炸事件，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中国大面积洪水，使中国逐步提高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度。“9·11”事件后，中国正式将非传统安全提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9·11”事件后，东盟国家也逐渐把国家安全的重心放到非传统安全合作事宜上来，中国因势利导，推进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如：在2001年ARF第八届外长会议上，中国提出支持ARF逐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2002年5月中国在东盟高官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方立场文件》，认为“恐怖主义、毒品、艾滋病、海盗、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2002年7月中国在ARF外长会议上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并将“除防止外敌入侵、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等传统安全领域外，重点对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予以关注”，作为构筑自身和国际安全的原则之一；同年11月签署《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目前，中国政府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国际层面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大国以传统安全为主，兼顾非传统安全需要而构建覆盖海上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体系。美国在盟国辅助下实施的覆盖海上的军事部署，如1986年美国海军宣布必须控制16个世界海洋的航道咽喉点，其中包括3个南海战略通道。2004年美国宣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美国还主导了海上军事合作机制和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近些年，中日东海争端与南海争端日趋激烈，美日联手加强在海上对中国的遏制，并借助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战略，与东盟有关国家建立了以基地使用、技术支持、后勤支援、海上军演为主要内容的海上军事和安全合作机制，如每年有超过120艘美国船只访问新加坡，美国与东盟有关国家的军演名目繁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此外，还有马六甲海峡安全保障合作机制与各种技术性多边合作机制。而中国保障海上安全的国际合作机制主要有：中国参加的上述技术性多边合作机制和其他相关机制；区域性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如《亚洲打击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的地区合作协定》；中外海上安全磋商机制如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其中，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范围广泛，合作领域主要有：海上安全合作、反恐合作、禁毒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合作、防灾减灾合作、重大疫情控制合作。从国内层面上看，中国缺乏具有综合性、前瞻性的南海安全战略，缺乏相关立法甚至规范性文件；南海安全保障的研究和相关机制建设滞后；中国海上执法体制是以行业管理为主的模式，是陆地各行业部门管理职能向海洋领域的延伸，海洋管理缺乏经验，执法权分散，形不成合力。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海上执法体制改革。从国际层面上看，由于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海上军事和安全合作机制在本质上是遏制中国的产物，因此对中国的相关国际合作具有结构性排斥作用；中国主要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与东盟有较多合作关系，而缺乏网络型海上安全保障合作机制。为了应对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出于自身和世界长远利益的战略选择。海上安全正成为中国安全利益的重心。美日在西太平洋合围中国的态势，对中国南海安全的压力增大。中国应尽快制定具有综合性、前瞻性的南海战略，制定和完善国内相关海洋政策与法制，在此基础上完善南海安全保障实施体系。在国防政策上，要优先发展海军。在国防上优先发展海上力量，应基于下述考虑形成特色优势：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邻海海权维护；沿海富庶地带和海洋经济发展的安全保障；主要海上通道安全保障。要完善海上执法体系和情报信息系统。面临复杂的海洋形势特别是南海的严重局势，中国现行海上执法机制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要旨是整合现行海上执法力量，例如以中国海警为基础将现行海上执法力量统一起来，建立综合性海上执法队伍。要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海洋经济。逐步解决中国经济和资源等过度依赖海上安全的格局，诸如拉动内需、建立资源进口的多通道、建立资源储备体系。发展海洋经济，提升海洋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和科技对综合国力的贡献率，为海上力量发展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撑。要加强保障南海安全的国际合作。南海地区是大国利益的交织点，而南海安全更是关涉到周边国家的重大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在双边、多边基础上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例如：积极解决与相邻国家之间的海域争端；在达成划界协议前致力寻求临时安排以维持争议海域的和平稳定；在传统安全领域加强与相关国家进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与对话，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增进合作防治危及海上安全的海盗、恐怖主义和其他隐患，同时建立相应的危机预警与处理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构建南海安全保障的完整体系，还有赖于推动建立南海全面合作机制，如在气象、减灾防灾、搜救、环保、资源调研和开发、航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合作机制。还要与台湾联手维护南海权益。南海问题与台湾问题紧密关联。一方面，大陆和台湾联手维护南海权益，能够增进两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联系，扩大共同利益，缩小认识差距，从而推动台湾问题的成功解决。另一方面，如果台湾能够与祖国实现统一或者保持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能力无疑有助于增强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能力；相反台湾一旦独立，不仅会使中国在地缘战略空间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同时更会给东南亚国家可利用的机会在国防政策上优先发展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