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小说家吴承恩

小说家吴承恩发布时间：12-20-2005字体:【大中小】【关闭窗口】吴承恩字汝忠，明代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人，号射阳居士。先世住涟水，明初迁居山阳。大约生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卒于万历十年（1582年）。曾祖、祖父是读书人并做过县学教官，生活清贫。四岁时，祖父死于外地任上。父名锐，字廷器，因家贫只入过社学，念完了“小学”、《论语》和《孝经》即掇学。长大后，他与一徐姓小商人的女儿结婚。徐家几代都经营卖花边线的小商店，吴锐婚后就承袭了徐家的职业，天天守着铺子做买卖。他为人忠厚本分，从不和人计较，多缴了赋税，多当了差，受了衙门黑狗腿子敲诈勒索，亦忍气吞声，因此邻人都把他当作“痴子”。吴锐不计较这些，买卖之余，不分冬夏晴雨，总抱着一些古书阅读，“竟日不休”。但他有时“又好谭时政，竟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吴承恩的性格受他父亲的影响很深，但是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对于他父亲的“痴”态很以为耻。当他走在街上，就有人指着他叫“痴子的儿子”。这类刺激，促其立志发愤读书，企望通过科举作为进身之阶，以改变受人蔑视、欺辱的状况。明代的淮安是江北重镇，漕运枢纽，商业发达，亦儒亦商的人家很多。吴承恩小时候的同学、朋友，后来结为儿女亲家的沈坤，亦出身于商人家庭。沈坤父亲沈炜经商赚了钱即买图书典籍，努力培养儿子读书，争取做官，改变门庭。沈坤果不负其父期望，于嘉靖十年（1531年）中了举，又于二十年(1541年）中了状元，后官至国子监祭酒。吴承恩的家庭状况与沈家差不多，吴锐也给他提供了必要的读书条件，因此他能够与沈坤一同进县学府学读书。沈坤走通了“读书作官”的道路，而吴承恩却“老于场屋”，一辈子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中。但是他“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金陵四大家”之一宝应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督学使者也认为他“叨一第如拾一芥耳”。吴承恩对时艺不甚有兴趣，但他的古文、诗词曲均很出色，直抒胸臆，自成一家，不落前人窠臼。他十几岁时，刚中了探花的蔡昂在淮安家中大宴宾客，吴承恩直登筵席，应对如流，四座皆惊，深受蔡翰林的“雅遇”。因此一时“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属”。吴承恩在少年时代即非常喜爱通俗古典文学，特别是神话故事。他曾著短篇小说《禹鼎志》，在自序中写道：“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他还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爱听奇闻的癖好、广博丰富的见闻、坚实深厚的文学功底、少年时代即产生的愿望，所有这些，成为吴承恩在科举上失败，而在神话小说《西游记》创作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大约在嘉靖五年（1562年），吴承恩21岁时，与夫人叶氏结了婚。叶氏是淮安的名门望族。叶夫人曾祖辈、祖辈的叶淇、叶贽曾做过尚书、侍郎的大官。吴承恩姐夫沈山，其曾祖沈翼亦任过南京户部尚书。这些良好的社会关系对他的“仕途”却没有带来一点好处。二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他应了几次考，结果场场败北。这年冬天，他父亲病故，他以自己“荡游不学问，不自备庸”，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使父亲当上“封翁”，仍“奄然没于布衣”，而痛心疾首，抢天呼地。从嘉靖十年（1531年）开始，与他年龄相仿交游甚密的秀才沈坤、朱日落、李春芳、牛斗、张侃、倪润等纷纷中举、中进士，其中沈坤还中了状元，走上仕途，而吴承恩却空怀壮志，寂寞乡里。经过多次碰壁后，逐渐进人壮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终于“挨得”一个岁贡生。在这段时间内，吴承恩大约做了这样两方面的事：一是进入葛木、王凤灵等办的龙溪书院当高材生，继续发奋攻读，准备下一次、再下一次考试；二是捉刀写了一些帮闲应酬文字。嘉靖八年（1529年），漕督唐龙的祖母80大寿，唐龙请人画了一幅画寄回家祝寿，吴在画上作了《海鹤蟠桃篇》七言古诗；以后，周金由漕运总督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吴作庆贺幛词；张景华得罪了严嵩，丢了官，吴作幛词送其归田。淮安几任知府葛木、孙继鲁、范槚、邵元哲等和吴承恩都有赠答诗文，与淮安卫千户章汝隆、山阳知县和府县学教官，也不乏这类作品。就连远在南京的魏国公的儿子徐天赐（徐达后裔，徐辉祖的玄孙，承袭封爵），吴承恩也给作了拜寿的幛词。杭州两浙盐运使黄日敬，重刻《金陀粹编》也特地派人到淮安来请吴承恩作序。这些文字有时甚至不能署上自已的名字，吴承恩亦乐意为之，因为既可以炫耀自己的文才，获得官吏们的青睐，又可以取得一点润笔。吴承恩的帮闲文字尽管作得好，但对他的前途却起不了多大作用。当时做官靠“八股文”,“八股文”作不好永远不能猎取功名，没有功名就永远无法进人“仕途”。在这个时期，吴承恩主要住在淮安家中，科举上的失败，心情痛苦，表现出清高孤傲，一度时间甚至有想当隐士、做山人的想法。他的《斋居》诗云：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午花气扬，林阴鸟声乐。鱼蔬筑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似陶隐居？松风满虚阁。朝来把锄倦，也赏供清燕。积雨流满畦，疏篁长过院。酴釄春醉要，燕叶新题遍。怅望心所期，层城隔芳甸。他想学陶弘景隐居华阳洞，过着“鱼蔬”、“鸡黍”的生活，种种花草，做做诗，喝喝酒，真是清高无比。但他不光如此，还在搞神话小说创作。《禹鼎志》和历史名著《西游记》也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吴承恩在取得岁贡生以后，终因饥寒逼迫人都谒选，打算求一官半职。吴承恩在京都半年，看够了吏部老爷们的颜色，看厌了衙门里狗腿子的威风，“世味由来已备尝”，便想回家，不再等了。这次吴承恩到北京没选到官职，吏部只把他分到南京国子监当太学生。秋后，他匆匆南下，回到家乡，以后便在南京与淮安之间奔波。当时的南京是一座“风雅”都会，贵族徐天赐、文征明儿子文嘉兄弟，何良俊兄弟以及皇甫汸、黄姬水、张凤翼等都住在南京，有祖上遗留下的田园宅第，有自己做官的俸禄，又能做诗作文，诗酒宴会就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吴承恩少年时的朋友沈坤、朱日落也在南京做官。吴承恩到了南京，立刻加入了这班文士们的游宴活动。他们在一起游玩、喝酒、听音乐、做诗，常常是天天歌，日日酒。吴承恩参与其中，但身份和物质条件方面毕竟悬殊很大，别人是有钱有职有闲，而他则无钱无职无闲，有时处境十分难堪。这段时间吴承恩写下了不少与友人唱和赠答的诗词：“……由来绝艺合烟霄，何事尘中扰布袍？愿尔逢人权放着，甘间万事忌孤高。”这是他劝慰围棋手鲍景远的几句诗，实质上是他对自己才高命薄，郁郁不得志的怨恨的心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骚扰，一直掳掠到南京，冲散了这班文人诗酒宴会的气氛，这些人一个个辞职、调任或避倭离开南京。吴承恩也不得不回到淮安。吴承恩回到淮安以后无事可做，依然过起他那默默无闻隐士般的生活。经过大半生的奔波，经历了多次科场的失败，逐渐心灰意懒。他亲眼看到世态炎凉，政治多故，友人云散，心情自然难以用语言表达。因此，他对人生命运和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功名富贵自有命，必欲得之无乃痴。”“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闻古有杜康，偏工扫愁术。问愁何以扫？杯斝能驱除。”无尽的优愁愤懑，这“杜康”岂能“驱除”得了呢？欣喜“良友时过余”,“共展千年书”：此时他只有这一点乐趣了。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或1559年），他利用一暑天，柬汰了《花间集》和《草堂诗余》，编了一部词集《花草新编》。他把书稿拿出来与友人陈耀文商榷推敲，陈耀文借鉴他的做法，加以扩充，另编了一部《花草粹编》。陈做官有钱，将他的书刻印行世，而吴承恩《花草新编》却一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现仅存残抄本几卷藏上海图书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吴承恩在北京做官的老朋友李春芳派人接他的父母去京奉养，官船过淮时，家人顺便拜访了吴。李春芳了解到吴的潦倒境况，深感不安，立刻写了封信给吴承恩，敦促他再次来京谒选。李的来信使吴承恩已“死”的心一下子又活动起来，在其母敦促劝导下于秋后再赴京都。在李春芳的帮助与斡旋下，吴承恩终于在第二年冬天，得到了一个浙江长兴县丞的小官。四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春，吴承恩收拾行装赴长兴县上任。在明代，做官都必须进士出身，一般府州县的正职，也非得中了进士以后才能谋得。吴承恩所任的“县丞”名义是八品“副县长”，可知县把持一县的经济、行政大权，县丞只管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是个“副差杂职”。这时候的吴承恩已是60多岁的老人。从前，他曾以一个名士混迹于达官贵人中间，并无做实际事务的经验。“悠悠负夙心”，做一个小县丞，绝非他所甘心情愿，也不副他的所学。象做文章要文才一样，当官需要“经济之才”；特别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混迹官场必须人情练达，顺应时世，见风使舵。象吴承恩这样清高、孤傲、正直的文人，当然不能适应。他到任不久，就尝到了“宦海”的滋味，在《长兴作》中写道：风生客里暗青袍，笔砚微闲弄小舠。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身贫原宪初非病，政拙阳城自有劳。会结吾庐沦海上，钓竿轻挚紫金鳌。这首诗，表达了他在长兴任上的心情。他幼年曾亲见衙门的走狗对父亲的欺诈，对那班敲诈勒索、无事生非的胥吏们早就恨之人骨。他以阳城自比，羡慕原宪的孤贫，做官不过是“只用文章供一笑”而已。他景仰“心为平小民，而力抗夫强家”的好官，要做这样的“好官”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要纱帽戴得住，要向上爬，必须“匍匐拜下，仰而陈词”、“曲而跽，俯趋”、“笑语相媚”、“手谈眼语”，这对于吴承恩来说是绝对做不到的。他看不惯官场恶习，没有官场经验，放不下名士派头，结果自然是到处碰壁。吴承恩在长兴干了一年多时间，与长官合不来，结果被诬下狱。不久案情大白，得以释放，于是，便拂袖而去，心甘情愿象原宪一样，到“委巷”中去受穷。吴承恩辞官不久，被补授为“荆府纪善”。可能他到荆王府去供职了一段时间。荆府就是荆王府，第一代荆王是荆宪王朱瞻，明仁宗庶出的第六个儿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封，宜德四年（1429年）就藩于江西建昌府，正统十年（1445年）移封于湖北蕲州。纪善是明代王府中的一个官职，秩正八品，“掌讽导礼法，开谕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诏王善”。“凡宗室年十岁以上人宗学，教授与纪善为之师”。这个差事对于吴承恩来说，比当个催租粮管杂务的县丞更为合适。吴承恩担任荆府纪善的时候，荆王已传至第七代，府里读书风气盛行，王子们都能礼贤下士，能诗能文。吴承恩与王子们相伴，还常与社会名流来往，有时间和心情写诗作文。然而，吴承恩这时毕竟老了，只身在外，身体有病，思乡之情是难免的。他决定辞官东归，蛰居委巷，整理自己的著作，以度晚年。大约在隆庆四年（1568年），吴承恩回到家乡淮安，以后再没出外奔走，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他彻底摆脱了科举失败的苦恼和仕途宦海的炎凉，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逐渐达到了顶点。他的晚年，先后得到了淮安知府陈文烛、邵元哲很好的照顾。《山阳县志》称，“陈文烛折节交之”。虽然如此，他的日子仍然既贫且孤，他的亲人相继谢世，就将姐姐吴承嘉的孙子邱度带在自己身边，亲自教导。邱度没有辜负他舅祖的期望，万历四年（1576年）中举，翌年连捷成进士。这是吴承恩晚年的一件快事。吴承恩默默离开人世后，邱度为其搜集整理遗稿，出资刊刻，陈文烛为之作序，使这位文学巨匠的诗词作品得以流传至今。五吴承恩在文学理论和诗词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与他坎坷曲折的社会经历和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在晚年，他认真总结研究和潜心撰述，使他的文学思想达到新的高度。他的文学理论主要是：文学作品必须直抒胸臆，反对剽拟摹仿。“后七子”之一徐中行，长兴人。当吴承恩作长兴县丞时，他们就结成好朋友，互相唱和。后来，徐中行将吴推荐给淮安知府陈文烛，盛赞吴的文章和道德。徐升任福建副使，从北京去福建。路过淮安，特地停舟拜老友。陈文烛、徐中行与吴承恩在韩侯祠吃酒，席间，他们评论起当时的文人与文风，吴承思发表了这样的议论：“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吴承恩认为那时候一般的作家，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生活基础，勉强修琢文词，这样的作品就是写得再多也不足以传世。当时文坛复古主义倾向严重。吴承恩虽是徐中行的好朋友，但一点也没有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