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宋明理学教学

高中必修课程“宋明理学”教学分析（作者：李凯）[关键词]儒学,思想史,主线,难点高中必修三呈现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其中“宋明理学”部分难度最大。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这一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哲学若干艰深概念,距离现代社会远,我们缺乏相应的知识积累;二是对于宋明理学的历史背景教材交代少,宋明理学的面貌只是极度凝练的概括,来龙去脉我们难以捕捉。于是这一部分容易流于机械性的灌输,设计的活动往往有些泛泛。笔者试图挖掘这一部分的主线,就若干晦涩、易错的难点展开讨论,求教于广大教师。一、挖掘主线本课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其内容标准的学习要点要求:“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宋明理学以怎样的发展脉络呈现?为何呈现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特点?这样的要求对于中学教学来说并不低。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要对我国古代思想史有更深层次的把握。我们知道,古代学术大体可以划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阶段,而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也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不可撼动的,儒家思想至少经历过三次危机:第一次是在诸子学于秦朝统一之后面临的焚书劫难,儒家首当其冲;在汉帝国建立之后,董仲舒揉合了阴阳家、法家、道家思想重振儒学,形成了外儒内法的经学独尊地位。第二次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今文经学流于迷信,古文经学流于繁琐,正统的儒学不能约束人心,在战乱和佛道的冲击下儒学出现第二次危机;经历宋明理学家的诸多努力,在吸收佛教、道教精华的基础上,儒学开始第二次振兴,重新成为正统思想。第三次危机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古代学术的发展走向尾声。宋明理学的展开,就是第二次危机出现后,学者们吸收佛道思想走出危机的过程。汤因比说,“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不断将文明向前推进,最适度的挑战不仅必须激起受到挑战的一方进行成功的应战,而且刺激对方获得一种将自己推向前进的动力,即从一次成功到新的斗争,从一个问题的解决到另一个问题的提出,从暂时的歇息到展开新的运动,从阴再次到阳”。①可见“挑战”—第二次儒学危机的提出,以及“应战”—宋明儒者的应对可构成这一课的主线:“挑战”。第二次儒学危机,无疑主要在于佛道两家思想的冲击。自从东汉以来佛道在中国大盛,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儒家。“盖儒术衰歇,自晚汉已然,虽以传统尊严,制科所在,注疏词章,仅为利禄。粗足语夫学问之真者,转在彼而不在此也”。②足见随着社会的动荡,汉末以后儒①[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年,第118一119页。②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2页。家的势力基本被架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愈。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要迎佛骨人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后写下名文《谏迎佛骨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俊佛的皇帝“运柞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立场力主皇帝灭佛。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还险些招致杀身之祸。事后韩愈被贬,其行为大大收敛。韩愈的失败,也说明了这场白热化的儒佛之争中儒家的惨败。就统治者而言,儒家对精神世界的关照空间基本被掏空,仅剩下躯壳。儒学在汉末以后面临的这种尴尬的处境,表面上是被佛道所压制,实际上与其自身的种种弊病密切相关。第一,自孔子以来,儒学一直是为政治服务,汉代董仲舒以后的天人感应说和五德终始说,都直接论证的是统治者执政的合理性。政治学说毕竟不是学术,虽然带有哲学精神,其逻辑再严密也终究有着诸多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漏洞。随着统治者的没落儒学危机自然出现。第二,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儒家学说内容庞大,但相当一个时期是一个零碎、杂揉的汇总,其内在的体系性不强,欠缺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框架;其内部门户林立,相互抵悟垢病大于切磋促进。第三,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都以“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为态度,对鬼神、生死、世界本体等问题的探索基本是空白;但社会的动荡与战乱使人们需要彼岸世界的精神慰藉,于是佛教和道教的繁盛自然在情理之中。佛道对儒学挑战,深刻原因在于儒学的内部。“应战”。“追寻之于孔孟六经,重振淑世之化,阴袭道院禅林之余蓄,而开新儒学之机运者,则所谓宋明理学是也。①既然危机的原因出在儒学内部,宋明儒者就势必要对这些进行调整。这一次调整的难度,比汉代学者重振儒学的难度大得多,因为这次复兴触及儒学的根本性弱点。所以宋明理学家的应战措施,绝不是只批评佛道的简单层面,而是要处理一系列复杂问题。“宋明儒沿接禅宗,向人生界更进一步,回复到先秦儒身、家、国、天下的实际大群人生上来,但仍须吸纳融化佛学上对心性研析的一切意见与成就。宋明儒会通佛学来扩大儒家……宋明儒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正在这一点,在其能把佛学全部融化了。”②首先,宋明儒者的学说和汉代董仲舒等人相比,虽然也是为纲常伦理与封建政治服务,但宋明儒者理论的说服力远远大于汉儒。董仲舒的学说显然过于疏阔附会,“其实仲舒思想的主要渊源,只是战国晚年的阴阳家邹衍,更使仲舒思想,由附会而转人怪异,遂使此后的思想界中毒更深”。③其学说中,对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内容远大于学术性内容。但宋明儒者能够很大程度上从学理的角度探索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能够有勇气探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据,能够潜心钻研“格物致知”的法则,能够叩问出“吾心即是宇宙”的道理,这些都说明宋明儒者和政治之间有一定距离。其次,宋明学者在批判佛道的基础上,依照佛道的理论框架对传统儒学作了重要的整合:1.人心人性作为哲学叩问的重要问题,而先秦的心性儒学在汉魏以后隐而不彰。佛教主张明心见性,道教主张修心养性,在这一时期远远比儒学走得远。在这种压力下,宋明理学家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作为心性之学的纲领,和经书中原先重要性靠后的《论语》(孟子》一起列为《四书》,大讲天理、人欲与人性的善恶(朱熹看到了人性中有恶的因素,王阳明主张性善),以探索心性来解决儒家所面临的困境,完成了先秦心性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2.先秦两汉儒学的经典中,许多内容都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面.,对于世界本源的叩问几乎空缺。宋明儒者在这一点上取法道教,论证①钱穆:《国学概论》,第192页。②钱穆:《中国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年,第160页。③钱穆:《中国思想史》,第103页。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五代末期的陈传研究太极,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颖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世界本源学说,南宋朱熹集前代大成最后形成理学。陆九渊和王阳明也认同世界本源的学说,认为心即理。所谓格物致知、发明本心都是认识论角度探索本源的方式。这样儒家从本体论到认识论都被宋明理学大大丰富了。3.宋明理学家继承了唐代韩愈主张的“道统”,即儒家传道脉络系统。韩愈作《原道),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授系统,称自己继承了这一系统的衣钵。程颐在为程颖所作的《墓表》中认同直到程颖才接过这个道统。南宋朱熹认为周敦颐和程氏兄弟是上接孟子的,而自己继承了周、程思想。这一学说的建立,不仅论证了理学的正统地位,也是对庞大杂揉、门户林立的儒家学说是一次很好的体系疏理。最后,宋明儒者在批判佛道同时,也吸收了佛道的许多思想。比如太极、理是万物的本源,就直接和道教相关;“存天理,灭人欲”就和佛教中的灭欲如出一辙;“道统”学说就是佛家弟子师承关系的翻版;“格物致知”“发明本心”等做法又和佛家的苦行与顿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些学者都对佛学有着精深的造诣,他们的学说从某种程度说就是把佛学改头换面。宋明理学营造的这种空间,虽然不能改变儒家淡化宗教的态度,但毕竟拉近了儒家与佛道的距离,“有了宋明儒,佛学才真走上衰运,而儒家则有另一番新生命与新气象”。①综上所述,佛道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提出“挑战”,以及宋明理学家成功“应战”构成了这一课的主线。程朱理学向外探求,陆王心学向内自省,殊途同归,为的都是这个目的,只不过采取的方法不同。两派思想都成功地吸纳了佛道精神,把三教合一上升到空前的高度。二、难点剖析这一课生涩的概念众多,围绕着以上的主线,需要作以下分析。(一)三教合一。佛教传人中国和道教的兴起都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乱世,人们在痛苦中需要镇痛剂。佛教宣称因果报应,宣传轮回,这些理念是重生轻死的儒家学说的空自。道教土生土长,来自于春秋战国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鼓吹长生不老。这能满足人延年益寿的需求,放弃纲常名教的压抑,放任自然性情,也和儒家思想迥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更有市场,但佛道和儒家思想相互融合,都有发展。佛家思想开始本土化。东汉牟融的《牟子理惑论》就论证儒佛一致,佛称佛道,也讲无为。汉族士大夫认为佛教徒“沙门不敬王者”“沙门不敬父母”的情况也大为改变,与儒家伦理相合拍。武则天称帝,就是借助《大云经》鼓吹自己是弥勒佛降生;据说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形象。道教思想也受到佛教、儒学影响。西晋天师道王浮(老子化胡经》就说老子出关后化为浮屠,有的寺院里还有“化胡图”存在。葛洪作为道教大师,《抱朴子》中也提了“遵道”“贵儒”并重的主张。儒家思想也吸收了佛道的因素。东晋士大夫孙绰在《喻道论》中说周孔救急弊,佛教明其本身。魏晋南北朝一般士人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又研读佛老,佛老思想成为士大夫必备的素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就是这样的例子。到隋唐时三教合一(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语汇,是后人的概括),武则天时代就编过《三教珠英》。这一过程是儒学正统地位打破的过程,也是儒学融人新因素的过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还是社会功能的相互补充,隋唐时期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有学者指出,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②这样的环境,恰是宋明理学诞生的土壤。教师在这一学术讨论教学过程中势必要把握好这一点,否则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将成为空中楼阁。①钱穆:《中国思想史》,第160页。②严耀中:《论“三教”到“三教合一”》,《历史教学》2002年第1期。(二)“格物致知”。这四个字来自于(礼记·大学》。《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已经亡佚,是朱熹用自己的理解补上去的;而后世对这一文费解的话语解释也是形形色色,这里采用的是程朱理学的解释。今本《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就是朱熹的话。程颐把“格”解释成“穷”,朱熹解释成“极至”,都是探究穷尽。“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接触事物穷尽天理。这里的“物”,主要就是古圣先贤之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埋头在书斋中,穷经尽典,字斟句酌,经历一系列积累最后能够“贯通”顿悟天理。朱熹一生著书209卷,大量整理文献,编纂书籍210卷,注释38卷,校勘72卷,留下了《书集传》(诗集传》《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四书章句集注》等文献。所以“格物致知”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朱熹之所以这么重视“格物致知”,是因为这是叩问“理”的关键途径,是探索世界本体的重要认识论。这在教学中是难点,也是宋明理学整合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三)“鹅湖之会”。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分歧可以上溯到二程。二程皆主张心性,但程颖主“敬”偏重内心,程颐偏重向外“致知”,故此“朱、陆之争,实已孕于北宋诸贤之间”,①到“鹅湖之会”分歧全面爆发。南宋时在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的这次辩论,辩论的两家,就是两派理学大师,朱熹和陆九渊。“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他们的特征,在相互的责难中就能看出,两派的目的都在于端正人心,朱熹是“支离”,二陆是“太简”。“支离”形容朱熹所持的向外探索天理的学说庞杂繁褥,支离破碎;“太简”形容陆氏兄弟所持的内心反省天理的学说过于简单,粗枝大叶。这一学术讨论虽然不可能达成一致,但意义深远:“鹅湖之会,实为两派分帜之始。……自九渊后,`浙中象山之学甚旺,由其门人有杨简唱之。不读书,不穷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