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与统一

分立与统一：古希腊城邦发展之路的张力分析——读威廉·弗格森著《希腊帝国主义》陈诚内容提要：古希腊城邦发展中并存着使诸邦分立的离心力和引领诸邦统合的向心力。本文从城邦的地理环境、社会宗教特征、经济基础、公民集体本质、精英政治思想五个方面讨论了离心作用产生的原因；认为向心作用是由历史规律决定、以共同文化的高度发展和强大民族认同为基础，并在“霸权同盟—邦联国家—亚历山大帝国”的实践中逐渐推进。两种力量彼此交织、共同作用，使城邦文明始终保持着一体多元的政治文化格局。关键词：古希腊城邦；帝国；离心作用；向心作用美国史家威廉·弗格森的《希腊帝国主义》旨在梳理古希腊帝国主义的发展线索，但也提示了人们对城邦文明中两种反向并存的趋势的注意：一是城邦间的离心倾向，使它们始终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真正持久、稳定、强大的统一民族国家；二是城邦间的向心倾向，从雅典、斯巴达的霸权，到彼奥提亚同盟开启的双重公民权的联邦主义，再到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政治一体化确乎是潜在、缓慢地推进。简言之，既要保持分立，维护城邦属性，又力图走向统一，逐渐趋于更为高级、更具凝聚力的大型奴隶制帝国。这样两种作用使古希腊城邦的演化、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独特之处。一、城邦之间的离心作用及原因弗格森将希腊城邦比喻为只能依靠分割、复制获得发展，而无法融合壮大的单细胞有机体，认为除非改变细胞壁的结构，即改造城邦本身，否则无法将它们联结、整合为一体。[1]其言下之意就是，希腊城邦与帝国之间存在着客观的、难以弥合的矛盾对立，使它难以发展为帝国，且即使发展为帝国也难以长期维持。[2]那么，希腊城邦到底有着怎样的结构、其性质与特征是如何造成了使它们难以聚合到一起的离心力，从而出现与帝国形态之间的内在撕裂，就成为我们要追究的问题。自然决定论者总是惯于从古希腊的地理环境特色及其影响来着手回答。他们认为城邦制是以地中海世界所独有的地缘自然条件为根本条件的，离开了那种独一无二的条件，便不可能有绵亘数百年的希腊城邦。[3]首先，古希腊海陆交错、关山阻隔的地理环境营造的是一个个具有孤立性、封闭性的生存空间，这推动古希腊人养成了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和独处不群的保守、排外主义，上升到国际关系层面，则体现为一种崇尚多元、竞争，追求独立、自治、自由的政治原则。[4]可以说，“自由”这个概念正是古希腊人最明亮的标签。莫米利亚诺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eleutheria’（自由）已经很明确地既意味着免受外部权力，尤其是波斯人侵害的自由，也意味着着政治自由。政治自由通常被认为包括法律统治（与僭主政治相对），言论自由，以及在宪法事务方面反对外国干涉的安全保障。”[5]其次，狭小、零碎的地形所孕育的政治单位在外形上必然以小国寡民为起点，并且比那些一马平川的地区维持更为长久的时间，更难扩张为帝国。“希腊地区如要统一成为一个帝国，显然要求比前述大河流域高得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类自身的政治组织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在别的许多地区在铜石时代小邦已经扩张为帝国了，而在此地，时至铁器时代，时至个人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历史仍旧让这里的小邦们维持着自己小国寡民的舞台，而演出一幕幕古代非专制政治最为精彩的戏剧来。”[6]易建平老师认为，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是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最基础因素，而此时间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自然地理环境。[7]最后，地理造成的小国寡民状态在起初是被动接受的，但后来却被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家们主动标榜，他们主张理想城邦的人口和地盘当以“足以达成自己生活所需而又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为适当限度，以至人人彼此认识、“互相熟悉各人的品性”[8]，城市和农村分野模糊，居民城乡融合度非常高。[9]在这样的城邦内，居民关系亲密，经济利益、职业方式、生活态度趋同，信任度、认同度很高，相对更加团结。但反过来，对外部居民而言，就更容易形成排他性的城邦本位主义，造成邦际隔膜，难以统一。希腊城邦之间的离心作用还与它们浓厚的血缘色彩、鲜明的家庭特征及深刻的宗教属性有关。学者们发现，“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财产与地域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确实有所扩大，但不管如何扩大，血缘关系依旧是实行非专制政治国家核心的公民集体或公民公社的第一基础，所谓财产与地域原则也是建基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作为一般通行的原则，仅有财势，并居住于某一城邦之内，若无血缘关系，是不容易取得该邦的公民权的。”[10]所以说，血缘关系始终是希腊城邦的天然基础，其活力是很难消抹的。“希腊每个城市都从久远的部落传统中继承了强烈的血缘关系和情感，与此相较，种族统一的情感微弱而淡薄。消灭一个城市的政治认同，犹如取人性命。”[11]这为城邦的长期林立提供了合情、合理、合法之依据。血亲结成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这是城邦的细胞。弗格森援引法国著名的古代宗教研究专家菲斯泰尔.德.古朗士于其著作《古代城市》中的观点，指出“城邦是根据已经存在的家庭模型精心构造的人为结构；家庭是为了崇拜祖先组织创建的宗教团体。”[12]对祖先的尊崇与敬仰，也使希腊人更加依恋、膜拜城邦的土地。“这样，我们看到埃涅阿斯离开一片火海的特洛伊时，便带上一把故乡的泥土。”[13]在他们看来，既然城邦的土地屹立着祖先的坟茔和用以供奉的寺庙，那么这片土地便具有了特殊的神圣性，成为他们生命的根基。因此，面对外人的进犯，必须奋起迎击、竭力坚守，绝不能一走了之。这种理念也加剧了其本位意识和排外情绪。再者，城邦的全体公民——无论贵族亦或平民——可上溯的血缘终端都是同一祖先，所以所有居民都通过一个独特的血缘关系被联结起来。这增进了希腊人在同一城邦内的身份认同，反过来，也突出了其与外邦人的对立。另一方面，“由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火、家神，各家的神相互排斥，甚至敌对，所以家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离心的倾向，这不仅导致政治基础的分离，而且家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家族战争撕裂着城邦。因此，建立在家庭模式上的政治生活不仅非常脆弱，而且被捆缚在家庭的狭小角落，无法获得充分的伸展。”[14]最后，城邦作为宗教祭祀团体的特征也使它具有强大的排外性。裔昭印老师以雅典为例分析城邦的性质，指出“雅典城邦是一个排外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教祭祀团体。……雅典城邦限制公民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对宗教仪式的考虑，雅典人不愿意由于外人混入家庭部落和城邦的祭祀而亵渎神明，给他们带来灾难。”[15]看来，“城市人”与“乡下人”这种地缘、经济身份差别的模糊和由共同祖先的认知所形成的血缘、信仰身份差别的消除，使古希腊人在各城邦内部的融合度非常高，而内部的凝聚力越强，对外部的拒斥力也就越大，由分散走向整体的道路就越艰难。马克思主义者讨论上层建筑必定不忘对经济基础进行一番考察。古希腊长期维持着以中小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分散的小规模奴隶制经济，使城邦这一政治形态得以保持高度稳定。徐松岩老师的研究表明，即使进入公元前四世纪的城邦危机时期，虽然确实出现了某种土地集中化的趋势，但土地兼并和集中的情况也并不严重。小土地所有者不仅在数量上仍占压倒性优势，而且地位也较为稳定。[16]这种经济状况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城邦政体基本稳固，明显的权力集中趋势没有出现。[17]换句话说，当时希腊仍不具备生成大型统一帝国的条件。毕会成老师将古希腊城邦长期存在的最重要原因归结为“与公民合一的城邦制度”[18]，这也是目前历史学者们一个主流的看法。众所周知，城邦在本质上是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公民土地的集合，以及以城邦事业为共同目标、能够聚集起来有效处理问题的一群人。[19]只有在城邦中，公民才将土地所有权、政治参与权两大基本权利系于一身，“如果有人脱离了城邦，脱离了公共空间，那也就意味着他在主动放弃公民权利。没有了公民权，也就丧失了自由而体面的生活于城邦之中所必须的最基本的社会资本与生活保障。”[20]因此，修昔底德说“男人即城邦”和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是城邦的动物”，都揭示了公民与城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激起公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主体热情高涨，使他们充满爱国主义使命感。但这种爱国主义是建基于城邦各别主义的，正如弗格森所说，“糟糕的是，他们所热爱的国家不是全希腊，而仅仅是某一城邦的领土。”[21]徐晓旭老师在希腊民族认同视域中将城邦各别主义理解为亚群体性认同的内在动力，并认为在古希腊人城邦、部落和民族三重生存空间中，由于古希腊人切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都处于城邦之中并依赖于城邦，所以城邦公民的身份是他最重要的身份，城邦认同在重要性上超过了部落认同和民族认同，占有至上地位。[22]所以，公民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对城邦全情投入、大力支持、无私奉献，为城邦的安全与延续而百般努力，以至不惜抵触更高层次的群体性认同。值得注意的还有制度方面的因素。公民们对城邦事务广泛、深刻的参与，极利于集体治权而非专制主义。这种非专制的政治，从两个方面制约着常常与大型帝国统治相伴随的独裁威权的发生与发展：一是由于原始民主传统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这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既使任何领袖不敢轻易甩开贵族会议或民众大会，实施个人统治，也阻碍着社会大众对政治威权的屈从[23]；二是行政过程具有相当的透明性，反对个人权力过分膨胀的公民们或武装男子们极易以各种方式联合起来，以压倒性优势向独裁者发动挑战。[24]古希腊知识精英们的政治思想在根本上也表现出对统一帝国的抗拒，他们的一切主张、设计都是在不取缔城邦制度的范围内通过优化、改良寻求城邦的新出路。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等古希腊的知识精英无不对当时由少数强国引领的、一波接一波的统一运动予以谴责和抵制。修昔底德借克列昂等人之口揭露帝国实际上是暴政，一种没有道德许可而行使的主权，一个有自尊的民族的神圣职责就是推翻它；[25]柏拉图宣称，“生活在和平中，自由而自治，安全地享有自己的领土”就是每个城邦的梦想。[26]亚里士多德虽然承认众城邦有强弱之分，但禁止强者统治弱者这一普遍原理在邦际关系中应用。“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强者”是一个‘绅士’。”[27]最具讽刺性的是伊索克拉底，这位长寿而著名的修辞学家、演讲学家，虽然一度恳求腓力帮助希腊平息纷争，团结诸邦一致对抗波斯，但当马其顿大军在喀罗尼亚大获全胜之后，后者所表现的与波斯人别无二致的征服者的姿态却令他始料不及。面对希腊自由主义的丧失，他羞愤难当，绝食而亡。知识精英们的政治思想虽然满怀浪漫主义、气节和风骨，但的确没有顺应现实潮流，呈现出种种弊端。比如，弗格森指出，“当世界需要创造更大的领土国家时，柏拉图却试图修补城邦的政体；当对外政策值得人们给予主要注意时，他留心的却是国内政治。”[28]为了克服家庭与城邦双轨制带来的张力，柏拉图毅然选择舍弃家庭，取缔祖先的权威，这种大胆而荒唐的行为注定他的理想国将必然只是空想主义的乌托邦。又如，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强者—绅士”理论契合了当时人们对“和平”的理解——“在公元前4世纪，人们看到，没有一个城邦能从对其他城邦的自由的侵犯中逃脱，而只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接受外国势力的监护，并最终使和平成为永久性的。…….和平需要一个保护者，并赋予保护者一种超人的价值。‘赐予我和平，因为你是主’。”[29]——但古希腊人向往的“和平”本来却是那种在互相认可各自城邦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和睦共处的理想状态，是彼此平等而无人凌驾于众人之上支配、控制和干涉，从而应与“自由”具有一致性。可事实上，“古代政治自由从未发现与和平相调和的方式。”[30]因为在自由状态下，所有人的诉求都不一样，更容易发生的是冲突而不是和平。亚里士多德口中由绅士般的强国引领的和平，其实是在强国膂力笼罩下实现的一种虚假平衡。因为如果和平是需要保护国的，那么对于被保护国来说，肯定谈不上无条件的、充分的政治自由。这个意义上，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对“和平”的定义与接受与真正的“自由”出现了某种无奈的错位。当然，知识精英们的政治主张的局限性根源于他们作为城邦衰落的当事人，或出于对城邦的留恋，或出于对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