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华：艾滋和毒品泛滥？我要为凉山“正名”

-1-刘绍华：艾滋和毒品泛滥？我要为凉山“正名”“中国总是在巨变，凉山也是哦。”2016年1月5号，台湾人类学者刘绍华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学津堂里，对满室大陆读者说。这是刘绍华演讲时即兴说出的一句感叹。在她的著作《我的凉山兄弟》中，这个陈述句背后，是一个属于中国四川凉山州几代彝族诺苏人的悲剧寓言。凉山，这个西南深山里的贫困偏乡，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成为举世闻名的毒品和艾滋病双重袭击下的“重灾区”，被巨大的污名笼罩。在《我的凉山兄弟》中，刘绍华将这个寓言廓张成一个更大的双重隐喻——不仅指涉凉山青年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性成长和付出的代价，也意指社会主义中国在1949年后为追求现代性所经历的重大实验性转折和牺牲。完成这个隐喻，刘绍华花了十多年时间。千山独行，从2002年第一次赴凉山开始，这位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女学者，数次孤身进入凉山，开始了让内地学者们叹服的，横跨十年长达20个月，包括一整年蹲点的田野调查。刘绍华用十年调查写成的《我的凉山兄弟》，对世人疾呼，彝族是中国最能出民族志的民族，凉山也是现代中国最能出故事的山地。在此之前，无论是英文读者，还是不同地区的华文读者，对-2-西南一隅的凉山和凉山人，或一无所知，或充满偏见：觉得他们贫穷、落后、懒惰，沉溺于毒品，吸毒，贩毒，拐卖人口，艾滋爆发……在这本拥有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三个版本的《我的凉山兄弟》里，刘绍华决心为自己“恶名昭彰”的凉山兄弟“翻案”。刘绍华说，我要将“彝族”这个中国第七大民族拉回到中国舞台——不是表演舞台，而是社会关注的台面。她告诉社会：凉山的问题不在毒品，艾滋亦非末路。“看见”中国第七大民族污名是社会建构的标签在台湾说凉山，刘绍华往往先从民国历史的“西康省”说起。在内地，讲述“凉山兄弟”们的故事，刘绍华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1950年代，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以斯大林民族理论做依据，带着“简化多元人口”的政治需求，展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识别计划”：400多个自然登记的少数群族，被政府来划界命名定案，最终分成1个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就这样，凉山的诺苏人和云南、贵州其他较接近的族群一起，被整合分类为一个由官方创造的新兴民族——“彝族”。尽管在-3-被新政权定义前，诺苏民风刚毅猛烈，群族历史可上溯西汉，但“成为彝族”不可动摇成为了它在新中国的故事开端，并且暗示——从一开始，“凉山兄弟”就没有能力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刘绍华敏锐地检视着凉山经历的两轮“现代化”历程。1950年，共产党大军宣告解放凉山，1956年，政府开始在凉山强势开展“民主改革”运动。诺苏族人成为政府定义的“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仅存的奴隶社会”，被贴上“野蛮民族”、“落后乡巴佬”的标签，被强制接受“文明改造”。凉山的诺苏先辈们曾为此爆发过激烈抗争，直到1958年，抗争画下全面失败的句点。刘绍华介绍，这段历史至今仍是敏感议题。70年代末，经过近四分之一的世纪，国家借计划经济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大梦宣告失败。全中国都在抚摸自我的“伤疤”，而被勒令从“奴隶社会”直接跃入“共产主义”凉山，成为这大梦里留下的一块难为人注意的沉疴。未等失语的诺苏人晃过神来，后毛时代随之来临，带来了“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计划。凉山兄弟们，再次被扭转方向，要求学习和适应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轰轰烈烈地刮过凉山，金钱和物质消费成为了诺苏社会新兴的游戏规则。凉山青年开始离开山地，来到汉人的城镇里“探险”，并猝不及防地遭遇海洛因和艾滋病双重袭击。凉山，于“贫穷”与“落后”之外，终于-4-成为更令人侧目的现代瘟疫社会。刘绍华说，“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凉山只剩下不堪回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残局。”“遇见”凉山兄弟的青春世代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生命个案刘绍华的凉山故事，是一个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艾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义的故事。因缘际会，2002年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的刘绍华，参与中央民族大学的暑期凉山调查计划，第一次来到凉山。在此之前，刘绍华对“彝族”知之甚少。台湾国民党的族群常识教育，让她脱口而出是“中华民族由‘汉满蒙藏回苗瑶’组成”。2001年，英国国际援助机构合作来到中国，开始调查凉山地区的艾滋病感染情况。中央民族大学这次计划，是“中英项目”资助的3个人类学研究项目之一。刘绍华回忆，当时同行去的有很多中央民大当时的本科生，本科生坐硬座，自己和其他老师们是卧铺。三天两夜的路程，让她第一次体会到在中国要长途跋涉旅行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这种体会后来让她敏感地联想，当年第一代出走探险的凉山兄弟们，搭着缓慢的火车，从凉山出发，奔向中国四面八方，是一个如何具象流动的情景。-5-刘绍华很清醒，她知道凉山兄弟的“青春故事”虽然深刻写实，却远离都市读者十分遥远，亦不讨喜。要想读者打开书读下去，付出同情性的理解，需要她用报导人的生命经验和自己的诚意引导。2004年年底，刘绍华捆起包袱，来到凉山海洛因、艾滋病疫情的“震中”“利姆”乡，扎扎实实住了一年。在“观察”她的干部们来来，这个外来女人在村里走来走去，蹲着和村民聊天，兴致勃勃围观村民“遇鬼”“搞迷信”，和出狱的诺苏青年大聊狱中经历……确实如此，刘绍华借此仔细地观察着凉山兄弟们，他们的经济观、世界观、道德观和自我认同事如何被重新打破再塑造。她打量他们的面部轮廊，和他们聊族人亲友的生老病死，从出乡男青年的带着的一瓶酸菜，到青年身上的polo衫都是她动情的观察……刘绍华学会了诺苏话，被当地人信任，也与“坏男人”们结成了兄弟。她用了“男子成年礼”来比喻、解释和理解，一群群一代代凉山年轻人带着渴求、冲动、彷徨，从海拔2000米的凉山横冲直撞地进入城市的生命过程。刘绍华认为，凉山兄弟们，因为贪玩、吸毒，或为寻求各种机会而冒险犯禁，其实是完成自己的“男子成年礼”。只是他们为此付出太惨痛的代价，无法在都市市场中挣得一席尊严之地，也无法回到家乡重新安顿生活，失业、赤-6-贫、迷惑、危险、苦难乃至死亡。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后，刘绍华回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工作，她没有停止探访凉山。2012年的夏天，刘绍华再次来到凉山：从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出发，乘坐班车途经昭觉、美姑，越过黄茅埂，抵达雷波——她对这段穿越大凉山的旅行记忆深刻。因为在这地图上直线距离也就100多公里的路程中，两天一夜里，刘绍华经历了夏季大雨过后的滑坡、塌方、落石，几乎把生命留在了雷波县境金沙江的一条支流上。这时，21世纪已经开始了第二个十年。第二个十年，刘绍华继续观测凉山经历的第三波现代化经历，无可奈何地目睹着凉山兄弟新一轮的改变——不仅在社会层面，更以个体生命为核心。她叹息，在城市文明里，凉山青年们已如同最普通的面目模糊的农民工。曾经在中华历史里彪悍难以驯服的诺苏人，被当代“国家”权威力量于几十年间彻底征服，诺苏“罗罗”桀骜的孤鹰形象，只能属于过去历史。刘绍华，将几代凉山青年的刚烈与信奉、踟蹰与悲情，留在《我的凉山兄弟》中。“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的转型牺牲写十年“伤心人类史”2010年，美国人类学教授露思·贝哈《伤心人类学》在台-7-湾出版，刘绍华为之作序，从此读者常将她与感性的“伤心人类学”一词联系。从2002年开始，刘绍华十年凉山田野调查，也印证着露思·贝哈向世人的宣告：“不让你伤心的人类学就不值得从事！”问刘绍华“你伤心吗？”她不肯耽溺多谈，认为个人滋味应留赏自己。但“如果我不伤心，我不可能到今天还坐在这里。我如果不伤心的话，它就不会变成我的动力，一定是真的很伤心了，那个动力太够强。”刘绍华“发现”凉山年轻人一步步沦为中国全球化经济转型下的牺牲品。她看见了他们的生命充满了难以克服的伤疤，她希望以自己所及之力抚慰他们的苦难与死亡。因此在博士论文之外，她怀着更强大的道德伦理重新翻译和增补了中文版《我的凉山兄弟》。希望“凉山和我的凉山兄弟们的生命能被广为认识”，这是她始终如一的初衷。写了十年“伤心人类学”的刘绍华，期待读者从同情性的理解中，能产生出包容差异与见证苦难的疗愈力量。从凉山兄弟的命运里，刘绍华推而广之出，在中国这样现代化转型时期，边缘群体可能的遭遇、思考、接受和挑战。她提出问题：当代中国卷入全球化，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和历史变迁中，呈现出何种脆弱，又该何去何从？而这一点，岂止只是凉山-8-兄弟们的宿命之问，又何尝不是在现代性洪流里载浮载沉的我们所有人，能从中得到启发的命题？“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凉山的故事，中国大陆却是最后的出版地。”2010年底英文版面世，是刘绍华以英文为起点的等待。等待人事变迁以减少对报道人生活的冲击，这是她的学术伦理。2013年初繁体字中文版发行，刘绍华自觉是义务——此书以中文面世，才能让凉山广为认识。她感慨，中国书市风起云涌，2015年，凉山兄弟的故事终于返乡。【对话】凤凰文化：在中国内地云南，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面临的问题跟凉山很像，包括贫困、毒品和艾滋病。但凉山的问题更有名，也得到很多人关注。为什么？刘绍华：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凉山最有名？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都出了问题，都需要协助，为什么凉山脱颖而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可能牵扯到整个凉山在中国建国大业当中的历史，可能牵扯到整个凉山在中国版图上的边陲位置，可能牵扯到很多族群政策。彝族是中国第七大族群，人也很多。而云南可能很多族群比较小，大家觉得好像不重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不会被关注，有些被关注，但是被关注的-9-模式有点被扭曲，大家有机会可以多想一下。凤凰文化：2000年你看见《纽约时报》报道了河南艾滋病疫情，是否可以说那是你对中国的疾病的疫情关注的一个肇端？刘绍华：是啊。我之前本来是对加勒比海有兴趣的。那时候我自己也在当记者，我可以看到各国的报纸的。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很大的一个版，非常非常大，中国艾滋病的现象是全世界艾滋病的疫情都没有的现象，在全世界来讲都还是蛮特殊的，它传染的方式很特殊。凤凰文化：你当时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卫生层面的，而且一个社会层面？刘绍华：政治层面的吧。反正不可能只是社会层面的东西，因为那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就在我们旁边——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不只是我，我相信全世界的人大概关心艾滋病的人也立刻转过来了。凤凰文化：但是在内地，它被大家知道会曲折一些。刘绍华：因为你们媒体上报的很少，或者是报的就很含蓄。甚至在《纽约时报》的记者报出来之前，其实真正把这件事情报出来……你知道高耀洁医师吗？她后来年纪那么大，也远走他乡。高耀洁是第一个发现这件事情的医生。当年一个荷兰的记者，我现-10-在一下子忘记他的名字了，真应该记住他的名字，历史应该写他一笔的。那位记者，他本人认识一个内地地方报社的记者——他就报了高耀洁的这个新闻，后来就被开除了，应该是被开除吧，就算没有被开除，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而离职了，总之失去工作。这件新闻后来被万延海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万延海后来也被抓了。所有的人，除了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一炮而红之外，所有的人命运的下场都蛮惨的。不仅是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有家都归不得。万延海，高耀洁，那个记者不知下落，可是他们对中国艾滋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很无奈，非常无奈，我们知道这段历史，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写《我的凉山兄弟》我就是在记历史，我希望大家都看到。凤凰文化：您凉山调查将近十年的研究公费来源是？刘绍华：我在美国拿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钱，哥伦比亚大学他也拿很多基金会的钱，就是一个高校的运作成立，基本上就是公共性的经费。我在台湾也是公务机构。凤凰文化：书里看到你跟凉山兄弟相处很和睦的，包括老人和妇女，跟他们有没有过冲突，甚至威胁到您的人身安全？刘绍华：人身安全没有。负面的冲突会来自于那些读过书的人，比如说干部，可是没有到冲突的程度。我们毕竟是外来的人，干嘛跟人家去冲突，顶多说他不喜欢我而已，但唯一有一个算是-11-冲突，在书里也有写，就是一个小学老师。凤凰文化：书里面只有一次提到过来自官方的阻挠，当地警察请您离开，但其实应该也有很多这种情况发生吧？刘绍华：他们其实每天都在看。是他们后来告诉我的，他们盯到后来就觉得“不晓得你在干嘛，在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