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7月5日）王光美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到河北省参加了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五个月的革命实践，我才真正理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比上地改革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的确是这样，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下乡，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回北京的。地点是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从我所接触到的地方看，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情况大好；其他的好事情也很多。但是，今天我专门讲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怎样讲呢？我们那里怎么做的，我就怎么讲。碰见什么矛盾，存在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按过程来讲。主要讲一个人队的事，也涉及到公社、区、县的一些干部和那里的某些工作问题。先说一些基本情况。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在河北，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为了有利于工作，我改了名字，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工作队里作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做副组长。这样办，确实是好。既决心下去，主要是多做直接工作，尽量摆脱领导事务。卢王庄公社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这个公社有十四个大队，六十九个生产队，二千五百户左右。这个公社的大部分村庄是一九四八年底解放的。因为在铁路沿线，比县城还解放得晚。县城是一九四七年解放的。我们整个工作队，有二百二十多人，其中有一半是省属各机关的干部，另一半是县属各级的干部：有县的、有区的、也有由其他公社调来的公社干部。有少数地委的干部，还有中国青年报的少数同志参加。工作队由省委林铁同志挂帅。队长是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肖风。我们工作组分配到桃园大队。这个大队有二百一十七户，四个生产队（小的队四十八户，大的队六十五户），一千零八十多人，二千多亩地。当时说有两户地主，两户富农。桃园工作组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八个是县属干部，有县委委员，有区一级的宣委，还有四个是附近公社的副书记、社长。另十二个人，包括我，是省级各机关的干部。看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作组，是比较好的，因为熟悉各方面工作情况的人都有，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对工作有利。我们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在这个公社里有一个蒲蓝大队，去年夏天，省委已经在这个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省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摸索在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根据蒲蓝大队试点了解的情况，这一带是和平土改区，阶级阵营混乱，干部“四不清”问题很严重，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是比较多的。群众非常欢迎“四清”，非常欢迎“四清”工作队。我们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看来这个作法好。因为在敌人的活动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一下子搞不清谁是敌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掩盖着敌我矛盾，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才摸得清真正的敌人是谁。除非那个地方敌我矛盾很突出，很明显，一下子就弄准了谁是敌人，那当然可以也应当先处理敌我矛盾。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想用三个月把这个工作搞完。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我们搞了五个月，才算基本上搞彻底。（一）我们工作队在大批人马进村以前，曾经派了少数人作为先遣组进了村，让他们先了解一些情况，为讲“双十条”时提供一些材料。同时，帮助把一九六三年的分配落实。还有，工作队进村不是要住在贫农家吆，可是住在谁家，一进村进哪个门呢？先遣组的同志，要同支部联系，找好住的地方。他们是管这几个任务的。进村以前，公社向我们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还好，征购任务完成得也好。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什么，因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余。这个人不识字，很能干。副书记赵树春有工作能力，如果：真5记不在，可以依靠他。公社还提到，去年春天，支部领导搞过一次“四清”，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二百块钱的问题。当然，也讲了一些迷信、赌博等一般性的问题。他们说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现在已经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进村以后，支部书记吴臣给我们介绍情况，他说，“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如果有了，你们就开除我的党籍。”说得干脆得很。这个人不是不识字，也识点字，不会写倒是真的，可是真能讲话，记忆力好极了。他说：“春天我们搞了‘四清’，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二百块钱，到现在只退了一百元，那一百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他总觉着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组长比我们先到一天，他是县委委员，原来曾在这个地方做过工委（现在改称区委）的副书记，来过这个村子，熟悉这里的干部。他说，这个村子的干部和群众，都特别讲人情，这个支部书记听话。只简单地介绍了这两句。，先遣组先进村十来天，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讲：这个人队干部团结比较好，没有两派的问题，支部书记吴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没有什么“四不清”，就是有点用人不当，有点家长式领导。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有好多人把事情看得比较容易，特别是那几个当社长的同志。进村来一分工，我们二十个人管一个大队，一个社长就管一个小队了，而且还给配一两个人做助手，两三个人管一个小队。刚一分工的时候，有的人就有点闹情绪，说：“我过去一下去就包一个片，一个片就好几个大队，现在分我一个小队，还给我配几个助手，不几天我就把大门数过来啦！”并且说，“咱们定牛皮合同吧！”好象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他们讲这个话，主要是因为把问题看得简单了。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把“四清”运动看得象后来了解的那么复杂。学文件的时候，虽然也看到讲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呀！比土改更复杂呀！可是没有感性知识，就认识不深刻。进村到底怎么做，我也懵里懵懂。听到介绍的情况，这里基本上是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到底实际情况怎么样，到底这个工作好做不好做呢？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介绍的情况说没有什么大问题，而蒲蓝试点的实践证明问题不少，到底我们这儿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首先得弄清楚。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不了解那个是扎根对象，谁是真贫农，往谁身上扎？只好跟基层干部要土改时的成分表，人家说早就丢了。这么容易丢！是不是真丢了？这里：上改后期划过一次成分，在高级社的时候，又摸过一次成分，摸过阶级分化的情况。两次不一样。让群众自己说自己的成分吧，他反正就低不就高。问干部，干部就说谁是什么成分，肯定极了。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少数几个干部坐在那里一捏估，一合计，就定了谁是什么成分，真假难分。怎么办？我们就自己深入群众去了解。开始，下去接触群众，群众对我们并不那么热情。同他们说话，他们只说这次“四清”工作队一进村，我们今年就多分了一千块钱，本来说要分八千，现在一下分了九千，要不然，这一千反正是分不下来。好象“四清”就有这么点好处。别的就不多说了。地主、富农的活动，在公社、支部介绍情况时，就没有多讲。同群众接触，他们也没多谈，看起来对地主、富农并不讨厌。一提起干部来，群众可是有一肚子气，却又不讲具体意见。复员军人、下放工人、青年学生，一般说还是比较胆大，敢讲一些。可是，他们又受父母控制，老婆拉后腿。他们家里的人怕事，往回叫，不让接触我们，说“你给我回来，别给我惹事！”有的，一问三不知。问他分多少粮食，吃多少，都说不知道。“我不管家呀！”“我不清楚呀！”有的敢谈一点，也是害怕，“说了你们得给保密呀！”谈了一次，再找他们谈，就躲我们。我们感觉到群众是顾虑重重，情况不对。再说基层干部的态度。桃园有两个大队长。原来的大队长是个女同志叫袁秀英，我们去以前，请产假休息，由一个男同志卢彦来代替她的工作。我们进村时，她产假已过，这样就有了两个大队长。他俩和支部书记经常来我们这里问寒问暖，表面上很关心我们。来看我最多的是袁秀英，问有没有灯油，烧的送来没有，炕凉不凉，被子够用不够用，一天间好几次。可是要谈问题，就躲躲闪闪，问个人经历，她谈。问她对“四清”的看法，有些什么问题，很慎重，不敢谈。有时候这次来不谈，下次来她就讲一点。这个干部讲了，那个干部也就讲了，他们都象是对过表的，后边好象有指挥棒。该讲不该讲，他们回去汇报，统一了讲哪个，才来讲哪个，就这么个味道。我下去后抱着这样的态度：和群众或干部一认识，就先声明，我是城里人，下乡少，很多农活不会干，这个村子我第一次来，情况不了解。实话说在前头，有好处。否则，人家也看得出来。人家挑水挑一挑，轻飘飘，我挑半挑还吃力。开始时，我挑一次水，要把水桶掉到井里好几次。这个地方提水的方法是很特别的，要学会这样一件具体事，也要摸清它的规律，要经过多少次失败，才能学会。我第一次和支部书记谈话时，也是这样声明的。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地说：“董朴同志你听着，我总是这么说，你们要是依靠我，有两个星期，你们就搞得清清楚楚。你们要是不依靠我，搞上两个月，也摸不清个东南西北。”他瞧不起我们。开始让这样的人瞧不起有好处。他瞧不起我们是两条：第一条我们不了解情况，第二条我们也了解不了情况。他有他的经验，他对付了多少年上面下去的人，他有把握控制住群众不讲，他有一套手法。他讲这个话，实际上是企图引我上钩。你不是城里人吗，到乡下住在贫农家里，难道不苦吗，煤油灯，没暖气，反正总得吃点苦吧，你还不想早点回去？！又想把任务完成，又想早点回去，还不找点窍门，这个窍门就是你要依靠我，有两个星期就解决问题了。他的话，有意引我上钩，倒引起我的警惕，我越琢磨越觉得应当警惕。当时我是这样答复他的：“我们不了解情况，谁反映情况我们都欢迎，可是我们是省委派来的工作队，你作为支部负责人，应该向我们汇报，汇报这里有些什么‘四不清’的问题。有错误不要紧，错了就改，可不要错上加错。现在干部、群众对我们‘四清’工作组，对我们这次‘四清’工作有些什么意见，你要随时向我们汇报。不要再来问寒问暖，都是同志，我们需要什么，会找你们的。”上面这些说明，我们接触到的情况，和我们所听到的介绍，不一样，有些可疑。离开北京以前，曾请示少奇同志，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地讲了两句。他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还觉得他讲得很原则，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就是说，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住不放，可是，不能有别的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定义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或从人家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出发，这是区别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标志之一。出发点根本不同。要从实际出发，可是，桃园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吴臣认为，我们不了解情况，也了解不了情况。他完全估计错了。我们一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可是，怎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呢？必须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发动群众。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却又不能完全相信。要有调查，有分析。要从不同意见里找差别，从差别里发现问题。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真实情况就能了解清楚。要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发动起贫下中农，要在贫下中农中间真正把根子扎正，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而且是有尖锐斗争的。我们是怎么发动群众的呢？党中央的政策“双十条”，是我们发动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