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施国家经营管理的战略思考

1关于实施国家经营管理的思考:兼评泛市场化思潮的谬误河北大学管理学院田广曾经一个时期,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出现了一股泛市场化的思潮，认为市场化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经济社会问题。在这种泛市场化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地方和部门推行了种种激进的市场经济变革行为，其实践结果并不如泛市场化思潮的鼓吹者所预策的那样辉煌，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极具破坏性的副作用。本文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就举世注目。但不可否定，在前进中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内需长期不振，导致民间投资势头疲软，产能过剩问题浮出，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开拓能够引导消费的渠道，扩大内需，便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可行方略，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立国方向的正确途径。引导消费，扩大内需，单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必须加大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力度，在现有的国家经济体制内，实施国家经营管理的发展战略。本文拟探讨实施国家经营的几个战略问题，并就曾经风行一时的泛市场化思潮进行初步的分析批判，以求教于思想理论界。一，国家经营的概念及其基本意义经营这个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被称作“MARKETING(营销)”的理念，已经在西方世界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美国著名的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教授就是这一理念的代表性人物。他提出的著名的“国家营销(经营)”和“地区营销(经营)”概念，在国际上，对各国制定国家战略和地区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简单来讲，国家经营的内涵主要是指，国家作为抽象的经营者负责经营国有经济的行业和企业及其相关的经济管理活动。国家经营要充分发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支柱作用。国家经营的方式和范畴会由于国家性质的不同而不同。比如，以世界警察为己任的美国，其国家经营的主要行业和产品均与军火有关，其它的行业包括航天，邮政等。国家经营的效益问题在各个国家之间也并不完全。美国国家经营的一些行业，像什么航天，军事科研等，其效率在客观上是非常高的。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其国家经营的产业或行业效益也是很好的。中国的国家经营的某些方面在历史上也曾经创造过辉煌。现在，中国的广播电视、铁路交通、航天工业和金融服务等，基本上也是由国家来经营的。在中国这些行业如果没有国家经营，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发射“神舟”系列飞船，遨游太空；不可想象每年在春节期间，能有1亿多旅客乘坐火车按时平安返乡，享受亲人团圆的天伦之乐。这类经营使民族和国家利益得到最大化的效果。诚然，从国家经营的效益上考查，行政管理中的低效率是各个国家都存在的通病，因为，此处有个客观存在的博弈规律起制约作用。不妨用一个高度抽象简单办法理解制约所产生的效果，即国际社会推崇的有效率的国家管理是法治管理，由此假设，就是认定国家是一种契约，它的行为方式选择按照公众的利益目标来进行，那也因为博弈原因而存在无效率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行政管理中存在低效率，就排斥国家动员和组织经济生产的职能，就认定无秩序的经济竞争导致的无政府混乱状态是合理与有效的。(经济)实体是经营的前提，而每一种实体都有一个确定的性质和含义，这个性质和含义规定了这个实体的行为和最终的目标。那么国家是不是一个实体呢？国家是抽象的存在，这种抽象的存在以具体存在为其物质的体现，例如政府，军2队，警察和监狱等。这些可以看作是国家的早期形式和内容，早期的国家是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化，使得社会的某些生产和经营活动必须有国家来管理才可以行的通。比如为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军事生产活动，诸如制造军事装备、建设国防工程等，于是国有经济便应运而生。需要指出的是，泛市场经济的言论盛行之时，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的推进速度很快，可是结果上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批又一批国有企业倒闭了，国有经济被削弱了。因此，那种理论和行为的正确性，至少是适宜性，的确令人置疑。要在中国建立经营国家的管理机制，关键在于重新认识中央政府和高层领导者的职责，并且据此设计管理规范，理顺部委关系，制约管理行为与行为方式。由此而集中社会各个阶层的智慧，兼收并蓄，使社会和谐，人民安康。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其一，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基本完成。在经济体制上基本实现了两个转轨，一个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另一个是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未来需要继续完善这种转轨，提高新体制的运作效能。1978年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成本太高，所以在以后的20多年期间，通过改革措施转轨到市场经济，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其二，所有制的转变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基本实现。改革之前，中国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现在是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与此同时，国内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特点日益明显，非国有、非民族资本的发展遍及各处，这个趋势还在继续扩大。要繁荣且有序的持续这种经济态势，国家管理体制就必须实行经营管理不可。从世界发展的趋势看，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年来国有经济的增长在不断地加快，于是也就出现了国家经营的产业和行业企业，形成了国家经营的方式和范畴。二，国家经营的若干原则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增长和人民富裕的显著成绩举世公认。但是，相比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度内，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达到生产高效率，否则无法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加拿大经济学家罗宾．巴德和迈克尔．帕金认为经济高效率在两种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即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无数事实表明，要达到生产和资源配置两个高效率，必须以市场经济手段作为基础调节方式，遵循价值规律行事。同时，也要应用国家宏观调节方法，规范和保护经济总体持续运行，避免大起大落带来的损失。国家做为国民经济体制及运行的引领者，策划者和协调者，要在两大领域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第一，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失去平衡时，国家要以稳定政策为目标，进行积极干预。恢复市场平衡。扩大社会剩余。第二，在达到平衡但是非帕雷托最佳状态，国家可以直接或者间接鼓励政策，更好利用社会上可以自由支配地全部资源，来获得帕雷托改善。这种资源分配政策可以通过纠正市场缺陷，来增加社会福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乔瑟夫．E．斯蒂奇利滋（JosephE．Stiqlitz）2006年3月中旬访问了中国，他注意到中国存在着过度削弱政府角色的危机，认为这个危机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狭隘理解。受到泛市场化论调的影响，在中国一段时期内GDP指标的重要意义被片面地夸大，结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目标被忽略了，导致农村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产生活多种负面效益。虽然目前没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标，但是在评定新农村建设时，或者在判断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时，应该附加诸如资源环境、社会人文3等方面的综合考量指标。政府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富民强国，而单纯的GDP指标则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物质文明的建设不能代替精神文明的建设，而后者是人们生活中更高层次追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温饱问题的困扰之后，他们对高层次文化生活的追求欲望更加强烈，农村人和城市人相比，往往会加倍地自我创新营造出的精神文明氛围。生活本来就是多彩多姿，一个GDP指标更本无法包揽。将其做为惟一的政绩考核指标，只能是为一些投机行为敞开方便之门。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当重申国家经营和法治建设中一个原则：中国的经济制度虽然要建成混合所有制形式，但是要以大型国有制企业居于经济龙头和主导市场地位，不能偏转和背离这个大方向。三,国家经营与基本民生问题产品制造和市场销售，紧密连接人民的实际生活。若不提供和满足生活消费商品，人们无法生存，一切政治文化等活动均不能存在。国家是公众的总管和代表，政府的职责是关注人民的基本需求，为公众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或者创造条件让民众便利的有偿使用半公共产品。例如，享用公共教育、社会保障、便利的交通设施和公共文体娱乐设施，身处良好的社会秩序、市场秩序、法律制度之下，生活于清洁的卫生环境之中。还有能够无特别困难地消费着需要付费的暖气、燃气、电力、洁净的自来水，吃没有公害的食品，拥有着有效的疾病预防服务等等。这些都是公共服务应有的内容，应当在总体条件容许的情况下提供给每一个公民。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基本民生物品都只有很小的需求弹性，其需求难以通过刺激或者抑制来有效调节，我们不能通过价格调节来让一个家庭选择不吃熟食，也不能通过价格调节让一个北方家庭冬天不需要取暖。通常来讲，燃气、暖气、自来水既与吃饭、住房一样属于私人需求或私人物品，又往往只能由网络性的经营来提供，生产上的竞争性和消费上的选择性都天然地很弱，这些物品天然地对竞争和选择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如果将它无条件地交给市场，将会使消费者陷入巨大的被动。在基本民生物品上，完全的市场定价可能使公众成为经营风险的直接转嫁对象，也可能使公众成为垄断价格的直接受害者。可是泛市场化论调却不顾及这些，宣称价格杠杆可以达到均衡之点。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在鼓噪一时的价格攻坚的口号引诱下，社会才出现了一次后果严峻的通货膨胀。产品供求失衡的混乱场面被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所利用，成为他们蛊惑人心、制造政治动乱的口实。所以，政府稳定物价就是稳定人心，因为对所有没有能力使用那些基本生活物品的人来说，通过政府稳定物价或者低价提供，乃是一项援助弱势群体的福利措施。因为一个人需要这些基本物品，如同饥者得食、渴者得饮、寒者得衣一样天然合理。如果从正真的以人为本的意义的上讲，所有弱生产竞争性和弱消费选择性的商品，所有涉及基本民生需求的物品，都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领域，因为那是体现社会主义人文关怀的必要政策，应当设法去做。政府服务涉及面广阔，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现在大众最关心的议题是就业。未来几年中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庞大的人口规模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力度很大，也使的那个市场显得相对狭小。目前拥有的经济总量、财富储备和现实情况表明，国家发展已经进入了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需要寻找出路。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中，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估计可达1.6亿到1.8亿，平均每年转移量在1493万到1662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而在现有经济结构下，我国每年只能供给1200万个岗位，4年度岗位缺口1300万个左右。随着社会现代化因素增多和程度加大，就业所需要的有机构成也提高了。这样就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依据统计资料计算，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初期，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以后这种状况进一步持续。如此严峻的就业压力表明，中国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着社会不稳定的重大隐患，有些地方的就业危机态势极其险峻，各种因为下岗失业而连带引起的民间不满在增长，包括贫富悬殊、腐败蔓延、部分农民贫困等，这些能量一直累积集聚着，处理不好便会失控，与活火山及地震相似，一旦爆发，难以控制。要及时解决潜在的问题、困难和高危险性的不稳定因素，认真考虑通过完善机制和提高水平的方式，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所以，要进一步促进经济转型，坚持就业优先的原则，把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起来，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就业能力。同时，政府应当大量提供公共产品，在服务领域内缩小福利待遇的差距，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方针。四，国家经营与公共产品问题为了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能力，在短时间内将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个方式在逻辑和历史上都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新中国的建设成绩也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和资源缺乏是国家最大的国情，惟有集中力量科学配置资源，合理发展经济，才能丰富供给，满足需求。传统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发展的，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优势劣汰的竞争，其最终结果是导致垄断，超经济剥削，都带有残酷性甚至血腥味，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人人机会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