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幼儿读经的研究综述

关于倡导幼儿读经的研究综述摘要：本文以支持幼儿读经的角度，肯定幼儿读经对文化传承、个人成长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再深入探究幼儿读经的内容、方法，还有读经已经产生的和将来可期的效果。不仅要认识到读经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要真正发挥其影响力，还需要社会上更多的人认可和参与进来以及政府的支持。关键词：儿童读经；价值与意义；内容与方法；效果；参与一、幼儿读经兴起的背景一般认为，当前的读经运动始自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在台湾发起的少年儿童读经运动。这场运动的发起人王财贵先生主张利用十三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以此来提升少年儿童的文化修养，健全其人格、道德和智慧，进而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王财贵先以自己子女为教育对象，进行了多年的读经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尔后开始在台港、大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推广。王财贵的读经主张，不仅得到南怀谨、杨振宁等海外学者的支持和肯定，也得到蒋庆、郭齐家等大陆诸多学者的积极响应，在他们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乃至北美、东南亚华人社会都开展了规模不等的儿童读经活动。根据报道，台湾的“读经教育”开展了近二十年，各县市都成立了“读经协会”，参与读经的孩子超过上百万，占据台湾儿童一半以上人口。而大陆方面的读经人数，根据根据读经教材网()2005年的统计“全大陆估计儿童读经人口已超过一千万，而且迅速增加中。”读经教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大陆后，引发了人们对国学教育的关注，并形成了持续多年的“读经热”和“国学热”。受此影响，大陆相继成立了“中华文化研习中心”、“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等少儿读经推广机构，并在国际文教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全国委员会。在这一组织的带动下，各地不断出现诸如“一耽学堂”、“壹谦学堂”、“鹿鸣学堂”、“五峰私塾”、“望江私塾”等私塾和学堂，一些民间组织和机构开展了诸如“读经支教”、“读经寻德”、“全国大学生带经典回乡村”等活动，各地方举办了以“诵读经典，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经典诵读大会和诵读比赛，一些学术团体还成立了“读经协会”、“读经教育推广中心”、“读经教育基金会”等机构和组织。读经教育也引起了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等知名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还因此向全国政协共同提交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并在他们受嘱下，于1998年成立了第一所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融入读经教育的学校——北京圣陶实验学校。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和科研组织还开展了有关读经教育的科学研究，比如2002年6月在江苏江阴召开的“中国首届国学启蒙教育学术研讨会”，2004年7月，中国教育学会将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诵读中国传统景点与素质教育实验研究”的课题列入国家十五个重点课题。受“读经热”、“国学热”的影响，国内的一些高校如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还先后开办了“国学”专业。二、幼儿读经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一）幼儿读经对文化传承的意义我国许多学者对经典著作的文化传承价值做了研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道：“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1]于守海与韩娇认为中华经典中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具体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仁爱”的思想、“中庸”的思想、爱国主义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并且指出，通过诵读中华经典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树立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加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2]大陆新儒家蒋庆指出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的灵魂，强调“读经”的关键是培育孩子的“中国心”，所谓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中国文化的代表，就是经书，特别是儒家的经典。读经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3]郭齐家认为“经典在每个伟大文化的历史上起到至关重要的奠基与引导的作用，是灵感的来源，思想运动的来源，话语的来源，甚至是习俗民风的来源。文化经典在极深刻意义上参与塑成了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世界。”[4]西方的学者也对读经典的意义做了研究。永恒主义教育家赫钦斯在强调经典教育的重要性时说：“要破坏西方独立思考的传统，并不需要焚毁书籍，只要两个世代不去读它们就可以做到。”[5]艾德勒描述经典教育的意义：“阅读这些书的目的不是研究文物，其兴趣不是在学考古学，也不是在学语言学……反之，我们必须阅读这些书，是因为这些书不因为岁月流逝而改变其重要性，而且因为他们论及的问题和提出的思想，不受生生不息规律(永无止境的进步规律)所支配。”[6]（二）幼儿读经对个人成长的意义我国教育学者朱永新先生认为“学生阶段是人生读书的黄金时光，要让学生大致浏览和把握人类文明中最经典、最精华的内容。这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读书行为，他对学生良好德行的养成具有深远意义。”[7]北京大学任继愈教授认为“经典教育应该是‘维生素’，缺少了维生素，肌体就会出问题，维生素潜移默化，点滴渗入每个细胞，以保障肌体的健康。”[8]曾小英谈到，儿童读经不仅不会影响学业，还可对其它科目的学习形成正迁移，促进对其它学科的理解，提高成绩。另外，她还提到，读经的作用之一在于陶冶性情，因此可大力提倡，在全社会推广。[9]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林祥认为，诵读经典对培养少年的善良、友爱、孝顺、诚信等品德都有积极作用。他进一步指出，“蒙以养正是读经教育德育意义的集中点”。[10]（三）幼儿读经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1.读经有助于重塑社会道德黄玉红和刘蕾认为现代性带来的道德沦丧和社会危机等恶果导致民间对读经的重视。他们认为，读经是社会的“道德缺失”的呼唤，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自行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相反道德的滑坡却成了一个我们无法规避的问题。[11]佟春营也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反而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新的道德体系与之相适应。而读经可以成为培养德行、解决现代道德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12]潘繁生指出，读经支持者大都认为当前世界文化的主流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西方文明强调个人奋斗、民族自由、市场经济、竞争和效率，这种文化的好处是成就了很多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例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的超耗和匾乏；人际关系的疏离、社会不公、犯罪率上升；个体和群体的价值对立与分离；人自身的孤独、躁动、空虚等等。结果导致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物质及其享用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自身的冲突，等等。而西方现代社会或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这一系列基本问题，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解决较好的问题。[13]潘繁生认为中华民族要在这样一个时代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迫切需要积续文脉，重振国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如果一个民族的脊梁断裂了，这个民族就无法存在，更不用说复兴了。现在要延续中国文脉，恢复近代以来丧失的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构建和谐社会，激活中国人的学术创造力，都需要诵读经典。诵读经典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13]2.读经有助于解决现行教育体制问题（1）从教育内容上需要增加读经教育王财贵、江正杰和张怀红认为现行的教育内容安排违背了儿童认知心理规律。他们认为,不同学科的教育要根据儿童认知心理发展的特点而有所区别,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可以分为两方面:对于数学、自然科学等科学学科的教育,根据少儿认知心理发展的规律,需要象现行教育体制做的那样由浅入深逐步地教,少儿的理解力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教到什么程度;而对于如音乐、美术、语言等涉及人文与艺术文化的学科,则必须在少儿还没有多少理解能力但却有很强的记忆能力的时候就教给他,让他熟悉乃至背诵,才可能被牢固地掌握,并为将来的深入领会打下基础。他们认为,13岁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13岁前人的记忆力最强,13岁后理解力逐渐增强。因此,13岁前应该多接受文化教育,而13岁后再接受科学教育。而现行的教育体制却违背了这一教育心理学原理:13岁前过早进行科学教育,反而忽略文化教育,其结果是使孩子只能成为“文化侏儒”。[14][15]以上观点可称为“先后论”,即认为儿童认知心理的规律要求不同的教育内容应该安排在不同的年龄段进行,顺序不能颠倒,否则人将难成大才,而13岁前必须而且只需要进行经典教育。一些学者虽然也主张儿童读经,但他们并不认可“先后论”,他们提出了“并举论”,认为(不论在哪个年龄段)教育内容应该全面展开,不能只重视科学教育内容而缺失经典教育、人文教育和道德教育。蒋庆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16]曾小英认为:“我们的学生考分高,素质差。校园内,青少年学生的问题越来越多。无关心,无气力,无责任,无感动,无抵抗,无批判,无能力,无礼貌,无学力,无教养,无节操,无定见,无思想'的`十三无主义'者比比皆是。显而易见。他们的问题不是出在经济上。也不在聪不聪明上。甚至也不是知识够不够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出在人文文化教养的不足之上。”[10]黄玉红和刘蕾认为:在高考这个指挥棒下,学校更多的是注重了知识的教授和传承,注重哪些对升学更有用,而从教育学研究视角出发的学者认为,由于现代教育体制存在着不少弊端,导致了学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反思,从而忽略了道德和情感的培养,而读经是对“学校德育现状”的呼唤,经典能够成为指引学生道德养成的明灯。[11]（2）读经破解现行教育方式的弊端韩星认为读经是“直接针对”现行教育方式的弊端:“中国现在这种集体性的课堂教育方式,教师进行的大面积的、统一的、满堂灌的教育方式,在一个班几十名学生中,老师是没有办法对每一个有深入的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因材施教。……我国教育长期以来把学生当成了‘产品’,把学校当成了`企业',这个`工厂'可以进行成批成量的`生产',因而没有可能因材施教,也没有办法使学生有独特的创造精神,尽管有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的努力,却始终无法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在知识型教育模式之中徘徊。这样的教育是必须进行改革,进行调整的。”[17]三、幼儿读经的内容经典是“最有价值的书”，蕴含着优秀传统美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郭齐家认为“文化经典如古典‘百科全书’，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仪式学、医学等内容，其中蕴含着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审美情趣等，是人生教育学典籍，或者说是人生的课本、教材。”[4]读经的内容争议，主要涉及“经”的概念和范围。对于“经”的理解，支持者中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王财贵的观点：“经就是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根据这一观点，王财贵的读经内容不仅包括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也包括音乐、美术、绘画等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和艺术典籍。[17]王财贵认为“中国人第一本要读的经典是《论语》，第二本是《老子》，第三本是《唐诗》，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都是经典中的经典！”[14]另一种是蒋庆的观点，他认为“经”就是“儒家经典”，如他在编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中所述：“这套教材代表了我对儿童读经的态度和看法，那就是儿童读经必须读儒家经典。”[17]永恒主义提出“回到古人，回到柏拉图”的口号，他们所说的“永恒学科”,是指历代伟大思想家的著作，尤其是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著作，认为最经典的著作是历经时间考验，千锤百炼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因此，选择的阅读内容首先是那些经历了许多世纪而达到古典著作水平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古代的和中世纪的。赫钦斯认为，“古典的学问是我们各门学科得以生长的土壤，各门学科最后就得依靠这个土壤”。[18]永恒主义代表人物艾德勒等人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只有将本国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了，在对自己的文化有良好的基础上才有资格去了解他国的著作，从而理解对我们而言陌生的文化传统。”[19]四、幼儿读经的方法南怀瑾认为“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