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档案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若干问题(最终定稿)

关于档案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若干问题安徽大学教授博导安徽大学档案馆馆长马仁杰内容提要一、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二、档案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三、档案文献编撰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一、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自古以来，“史档不分家”。在档案概念未出现之前,档案的角色其实就是历史工作者眼中的史料(历史文献、文书资料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的需要，逐渐区分开来，但这并不能割裂它们之间的固有联系。与之相适应，我国档案学与历史学之间也经历了由合到分的变化，在彼此独立的同时，档案学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历史学，历史学对于档案学的发展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档案学孕育于历史学1.档案的史料价值五千多年以前，当人类发明文字并用以记言记事时档案便随之产生，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逐步形成了甲骨金石、简牍缣帛、铁卷金册、纸墨文书等多姿多彩、浩瀚瑰丽的档案文献。明末清初，“档案”一词开始出现，而用法、含义多有不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人们对其实质和范围的认识并不清晰,其应用范围也相当狭窄。因此,早期的研究者们更多地把档案称之为“档案史料”，从某种意义上说,为编史修志服务是档案价值的主要体现。如“档案是原始记录,是宝贵史料,对编史修志非常重要”，“历代史书,均系利用大量档案材料编纂而成。今天的档案，即为未来编史修志的材料”。档案是原始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故而档案的史料价值远远高于其他文献。经过系统整理后的档案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正因为如此，档案史料成为历史研究所需史料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也是其他文献书刊所载史实的依据和源泉，备受古今中外史学者们青睐。正如台湾近代历史学家陈三井先生所说：“档案史料是研究的基础，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2.档案学囿于史学由于档案史料具有重要价值，历代王朝都设有专门的档案存放场所和管理机构，如商代的库窑，周代的天府，汉代的东观、兰台、石渠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谱局，唐代的甲库，宋代的架阁库，明代的皇史宬、后湖黄册库，清代的内阁大库等等。在这一漫长时期，档案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编史修志方面，所以，古代档案保管机构主要是些史志部门，并建置史官负责管理工作。“我国最早的史官，按其实际来说，同时也是负责保管各种档案的工作人员；最早的史籍，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只能算是一些公布档案的文件汇编。在古代，历史工作和档案工作，不论就其内容以及负责这些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基本上都是同一的，在它们之间，很难划出一道明确的区分界线。”这一客观情况决定了该时期我国的档案学尚寓于史学之中，似有史学即档案学，档案学即史学之意，史学与档案学囿于一体。诚如学者所言：“我国到底有无治档学说？有!而且极富，皆寓于史学之中，有如浩瀚之长江，只有深入研究古代史才能看见，外国治档模式理论与之相比，不能不说有些像游泳池。”（二）档案学独立于历史学1.档案实体概念的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各类档案的数量和种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我国的档案工作也由简单的、封闭的、经验性的管理方式发展到复杂的、开放的、科学的管理系统，并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事业。随着我国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档案分类法》面世，虽然名为“分类”，却不能具体指导档案馆、室的实体分类。档案界为了区分档案实体与档案信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分类，将其划分为“档案实体分类”和“档案信息分类”。自此，一个独立的“档案实体”概念在社会上逐步形成，档案界将档案作为一个既存概念实体（因为其形态、种类各异）来管理和研究，强调并突出了档案的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学者们围绕档案实体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检索、利用、编研、统计等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档案管理理论。2.档案学科的独立发展辛亥革命以后，孕育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档案学思想迅速发展，开始向科学形态演变。至20世纪30年代，以文书档案工作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明清档案整理热潮以及一批研究档案管理理论专著的相继问世，合力催生出我国档案学独立的科学体系。所谓档案学,是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其基本任务是在研究和揭示档案现象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档案管理的科学理论、原则、技术和方法，指导档案管理实践，提高档案管理的科学水平，为各项社会实践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推动下，我国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开始起步，国家领导人也摒弃了档案学是历史学的辅助科目的观点,着重强调档案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如195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提出：“对档案学及其他辅助科目，应该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学本身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内容涉及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等各个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当代中国档案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三）历史学对于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意义1.档案的信息属性以改革开放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转型期。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各领域电子文件急剧增加，并以其无可争议的生命力成为人类社会记录信息、传达信息、留存信息的重要工具，更有成为未来社会文件主导形态的潜力和趋势。相应地，档案界纷纷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管理理念，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管理领域，都力图用信息资源、知识管理的视角来研究和看待档案和档案工作。信息概念的确立使人们从全新的角度加深了对档案属性的认识，档案被更准确地理解为：以文字、音像、图片等形态记载人类活动所形成的信息集合。档案是由处理完毕的文件材料转化而来的，这些文件材料又是传递信息的承载体，所以，信息和档案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档案信息一旦被人们认识和掌握，并对其进行提取、转换和传播，它所包含的信息就会得到扩大和增值，档案信息资源（包括档案原件和各种档案信息开发成果）便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源。2.历史学对于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档案学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档案学研究者除进行传统性内容的深入研究外,更加注重理论建设的前瞻性和开放性,密切关注档案事业发展的时代脉搏。为解决社会公众对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需求,一些档案学研究者根据图书、情报、档案的诸多共性及目前的客观条件,提出了档案与图书、情报三者一体化管理的可行性。不可否认,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将档案学作为信息管理科学的分支学科来建设,在国家学科目录中,档案学亦由原先隶属于“历史文献学”调整为隶属于“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地位也由三级学科提升到二级学科,这是档案学研究者适应新形势、抓住新机遇、开拓奋进的具体表现,更是适应改革需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本人坚持认为:档案学研究者不能因此而忽略档案所固有的历史品格,割断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密切联系。历史学作为一门有着丰厚积淀和源远流长的博大精深学科,它的发展相对于档案学来说是趋向成熟的。从古至今,许多史学家的档案思想及有关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对档案工作及档案学的发展和完善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历史学家的档案思想对于档案学的贡献。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以罗振玉、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学大师们，在多方面对历史进行深入探讨的同时，也在档案史料的范围、学术价值和功能、搜集、辨伪、校勘、整理及其整理工作的组织等方面留下了一系列博大精深、闪光独到的新思想，是档案学研究的宝贵思想财富。如在史料范围方面，近代档案史料的大发现促使史家们的史料观不再囿于传统的旧史记载，而是将视角更多地转向各种原始记录；在档案史料学术价值和学术功能的方面，安阳甲骨档案、敦煌文书经卷、西北汉晋简牍、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为突出代表的原始档案史料的发掘、发现，让近代史家对档案史料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功能形成了突破性认识，诸如王国维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在档案史料搜集方面，梁启超提出，除见诸于旧史的普通史料以外，要注意搜集“常人所不注意之史料”、“消极性质的史料”(即“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在档案史料整理方法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有：梁启超的整理五法、陈垣关于档案整理的八条方法、顾颉刚的逻辑方法、傅斯年的自然科学方法，等等。第二,编史修志推动了档案工作的发展。档案是人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它不是事后编写或随意收集而来的，因而它在印证历史事实、纠正史籍讹误方面有着其他资料所无法比拟的权威性,史学界称之为“没有掺过水的材料”。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档案具有史料价值与档案史料价值的实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档案具有史料价值只是意味着档案本身蕴涵着潜在的史料价值，即有助于“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等，但档案史料价值的实现是指档案通过被利用从而将档案史料价值从潜在变为现实。开发利用档案的方式、方法纵然许多，但编史修志是其最高形式。通过编史修志使档案的价值得以实现之后，社会各界才能亲身感受到档案对实际工作的重要作用，才会真正重视与支持档案工作，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才能逐步得到提高。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纂修工作正式开始。历代修史都要以整理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这是史书纂修成败的关键。所以，这次清史工程一开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就把档案利用放在了重要位置，在编纂委员会下，专门设立了档案组，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调查、整理、公布清代档案，为编纂新清史服务。但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有不少档案工作者至今还未真正认识到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无疑直接制约了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许多档案馆的基础工作薄弱，馆藏不丰富，结构欠合理，收集不齐全，整理不科学，鉴定不准确，检索工具不配套，服务不周全、收费较高等，给史学工作者利用档案从事历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使档案资料更好地为历史研究服务，各级档案馆应拓宽档案资料的收集范围，创新档案资料的收集方式，加强档案基础业务建设，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同时，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利用工作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找出档案利用工作的规律，预测未来社会对档案利用的需求，做好服务工作的准备。由此可见，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不但有利于史书修纂，从长远意义上讲，还将极大地推动档案、文献的整理、抢救和利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保存与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培养档案工作者历史能力有利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我们常说，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历史的观点来认识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唯有进入中国历史中，才能知道中国历史的多元与丰富，才能具有对历史进行独立思考及自主分析和反省的能力，才能了解时代、立场与思路对历史著作的影响。在我国历史上，因自然及人为因素对档案造成了不良影响，致使许多档案存在“失真”(伪造、篡改)、“失实”(内容记载错误)、“失时”(无形成时间或时间不准确、不全)和“失辨”(文字上的讹舛)等现象。而当前，我国档案工作者的文化素质和历史修养普遍偏低，对存在上述情况的“伪误档案”缺乏鉴辨的能力，给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来了严重的障碍。因此，注重培养档案学研究者的历史能力，有助于档案学研究者在总结前人鉴辨档案文献的业绩和成果，特别是近、现代史家在绚丽多彩的档案鉴辨活动中形成的经验及其结论的基础上，采用历史的观点鉴别与解读档案史料的真伪正误，从而为史学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档案文献服务。如周恩来同志就明确地要求档案工作者“必须研究历史”“多读历史书”。档案从史料价值、实体概念到信息属性的变化,促使近现代以来档案学从历史学的辅助科目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尤其是电子文件的出现给档案管理工作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档案学逐渐融入信息科学。当前,电子文件及其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档案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是档案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相对而言,历史档案却渐渐远离人们的视域,其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都非常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编史修志的需要,这严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