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

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朱信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100872）原载《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1期摘要：本文在考察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英国、美国、日本城乡关系演变趋势及农村人口非农化模式的基础上，从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的非同步性、农民非农化内生机制的差异性以及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差异性等三个角度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紧迫性与特殊性。并通过对问卷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揭示了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本文最后提出了合理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民工问题的战略方针与对策思路。关键词：农民市民化；农民工；国际经验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04CJY014）及教育部十五211工程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朱信凯（1974-），男，山东蓬莱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户消费理论与政策。一、农民市民化的国际模式描述我们主要考察较为典型的以英国为代表的强制性非农化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迁移的非农化转移模式，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非农化模式。（一）英国城乡关系演变及其农民市民化过程英国城乡关系的转变速度明显超越了同时期的其它欧洲国家。11世纪至15世纪是其城乡关系演变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城乡联系松散，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但是农民存在兼业行为。至14世纪初，伦敦的羊毛出口已占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进口酒类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5世纪，首都伦敦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乡关系演变中期阶段是指15世纪至18世纪，期间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加深了城乡之间的联系，这些来到城市的乡村移民就像一条纽带，把城市的工商业组织与乡村的新兴工业联系在了一起。城乡关系演变的后期阶段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一直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它不仅促进了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城乡关系的紧密程度进一步加大[1].英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最早开始于11-12世纪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次农村人口向城市持续转移的浪潮。这一时期迁移的对象主要是穷人，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存，距离也比较长。在15-17世纪，英国又出现了第二次劳动力快速向城市转移的浪潮。这一时期迁移的对象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女性，迁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前途和获得丰富的生活资料，迁移的距离较短。但是，英国劳动力流动最稳定、规模最大的时期是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开始的。因为此前的两阶段虽然劳动力转移规模比较大，但到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而这正是圈地运动的直接结果。所以，从转移的模式来看，英国农村人口非农化主要是选择了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以暴力为核心内容的强制性转移模式。英国城镇非农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也是通过暴力的方式从本国农村强制性转移出去的[2].当然，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因而，殖民地国家也就成为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之一，所以，英国非农化的进程在依赖于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得益于出口市场的规模和效率。（二）美国城乡关系演变及其农民市民化过程美国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是走了一条以自由迁移为主的与英国截然不同的道路。1870年之前，美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3/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乡村社会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1870年以后，英国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成果随着移民浪潮大量转移到美国，使美国开始了以电力、钢铁等先导产业为主的工业革命，把工业建立在很高的起点上，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工业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城市劳动力的稀缺，进一步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从而形成了棘轮效应，使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3].同时，工业化推动了近代交通的迅速发展，有力地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推动了大城市的崛起。此外，工业化还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城镇化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而且使大批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城镇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上述三方面的合力导致了19世纪末期在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次移民浪潮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流动。据1890年统计，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纽约、康涅狄格、弗蒙特和新罕布什尔各地的乡村人口分别在20年间减少了2/5、1/4、5/6、3/5、3/4和2/3.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由1870年的990万人增加到5430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了51.2%，基本实现了城镇化。从时间上看，美国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仅用了50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而社会组织和管理手段不可能随之发生相应改变，从而导致了大量诸如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社会不稳定和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从而又推动了美国郊区化和小城镇化的过程。（三）日本城乡关系演变及其农民市民化过程日本是一个山地多、耕地少、土地贫瘠、资源缺乏，但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4.2%，属于典型的传统型产业结构国家。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急剧下降，1955年为40.2%，1975年为13.9%，1998年为5.2%.日本农村人口非农化是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政府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有效干预，走出了一条有别于欧美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道路[4].日本农村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出去，首先得益于其就业容量较大的非农产业和人口条件。以工业地区主导产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扩大是其根本原因。同时，1945以后的近10年间，日本异乎寻常地迅速降低了出生率，这使其有效避开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减轻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其次，迅速发展的工业大量吸收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1960年至1969年的10年间，日本的机械工业增长了5倍，钢铁工业增长了3.2倍，化学工业增长了2.6倍。工业的不断扩张，为农业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致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1968年，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当年工业需要吸纳的劳动力是初中毕业生117.9万人，高中毕业生441.8万人，而求职者分别只有24.6万人和77.5万人，从而有力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减少。从1960年到1968年，日本农业劳动力由1228万人下降为878万人。再次，日本政府在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1年，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规定在10年内要将农村中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领域，同29政策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启示？1995-2005TsinghuaTongfangOpticalDiscCo.，Ltd.Allrightsreserved.时由国家贴息向农户提供长期贷款，促使农业现代化，改变原有农业结构。这一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37.1%下降到1970年的25.6%.此后，日本政府又利用农协组织，引导农业生产形式向龙头企业+基地、农协（市场）+基地转变，使农业逐步融入工业循环的大体系之中。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中外比较与分析在以上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当前我国农民工问题产生的背景、条件及现状与国外，尤其是农村人口非农化较为成功的国家相对比，试图找出两者之间的差距与区别，为合理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战略，促进农民工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突破口。（一）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的同步性差异城市化源于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同步。农民市民化是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市工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劳动力，形成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同时，工业化带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需要向城市转移，形成所谓推力.因此，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工业化是农民脱离农村的加速器，工业化直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而且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转移几乎是同步的。与英美等工业化早发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起步时间却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走了一条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脱节、不同步的道路[5]（如图1）。建国以后，我国长期实行了依靠农业积累支撑城市高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引起农业的衰退和农村商品经济的萎缩，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工农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工业和农业的自然联结人为地割断了，城乡形成差别悬殊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工业化被限制在城市的范围内独立运行，而没有带动农村的繁荣，工业化创造的成果没有改善城乡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城市化步伐的不一致，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积压，一旦将制约农村人口非农化的闸门开启，如潮般的农村劳动力会像井喷一样释放出来，并将形成一种非常规的转移道路和方式。另一方面，城市化、工业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的不同步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也会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二）农民非农化内生机制的差异性无论是资金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在发展之初，更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当城市新增劳动力无法满足其自身扩张需要时，就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强烈的吸力。另外，作为大量人口聚集地的城市所能够提供的功能和服务是远非农村所能及的，从方便与舒适的物质生活的角度来看，对农村劳动力也构成了强大的吸力，这是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第一动力。美国和日本是依靠城市工业化扩张的强大吸力完成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典型国家。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以下均指20世纪），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出于战争需要，美国向日本发放大量军事订单，这一偶然机会，刺激了日本投资、兴办企业的高潮，从而使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增，1955-1965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923万人增至1538万人，第三产业也大规模扩张，大量吸收农村人口，60年代初，人多地少的日本居然还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与此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道路却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造成现有城市容纳农村劳动力的容积不足，另一方面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较低的比较利益又迫使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6].一方面吸力不足，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求出路，从而造成了我国特有的挤压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也造就了具有多元性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三）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差异性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半工半农性质的独特的社会群体。对于大多数欧美国家来讲，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时，一般不存在许多限制，英国甚至采用了暴力的方式强行剥离农民与土地的所有关系，将农民直接转化为市民。当然，这一过程是痛苦和充满血腥的。德国、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过程相对于英国多了几分温柔和缓冲，但也没有出现农民工的现象，农民都是比较直接和快速地转化为了城市人口[7].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却受到诸多限制，从户籍管理制度到社会歧视等非制度性限制，几道闸门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彻底隔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条件才逐步放宽，但就目前来讲，转向非农业的1亿多农村人口，多半只是一种职业的转移，并没有实现地域性的迁徙和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人口从乡到城，经历了一个离土不离乡，若即若离的阶段，并向离土又离乡，完全成为市民的方向转变。从有利的方面来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并为我们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赢得了时间，有利于城市和乡村有充分的时间适应人口流动这一重大要素的变动。不利的方面表现在，城市化的进程缓慢，农民身份跃迁的时限较长，以致对引发投资、促进消费、加速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化起着消蚀作用。三、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通过中外农民市民化道路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