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话稿20110624

1在庆祝建党90周年暨党课培训班上的讲话杨风论（2011年6月24日）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此，我代表市行党委，向在座的党员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刚刚入党的各位同仁致以衷心的祝贺。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过去90年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时期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用其最根本的原理克服遇到的种种困难。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经营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借此机会，向大家推荐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李瑞环编纂的《学哲学、用哲学》一书，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帮助和启迪。下面，我结合全行当前情况，简单谈一下如何应用哲学思想指导齐齐哈尔农行经营工作，为大家提供思路和建议。一、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2最近一个时期，党中央一再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界的同志们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谈这个问题。全党和全社会有这么一个呼声、一种舆论，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为什么要提倡学哲学，或者说学哲学的意义有哪些?我想，起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第一，从理论意义上讲。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它揭示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最一般的规律。世界上的事物纷纭复杂，哲学的意义就在于，任何事物的运动规律都逃不出它的范围。学好哲学，掌握了一般规律，有助于认识特殊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矗不学习哲学，不研究哲学，不懂得哲学，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发展这两门理论。我们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谈不上结合，也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二，从现实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形势。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而富有成效地组织贯彻全会精神，整个形势正朝着进一步稳定的方向发展。但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很多的，矛盾是3复杂的，形势是严峻的。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六四政治风波所带来的人们思想上的疑虑和各种各样的想法，还没有全部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务，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小平同志讲，要冷静地总结过去、思考未来。总结经验，是一个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要真正实事求是地总结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活动，必须做到在估价成绩和失误时，不因成绩巨大而忌言失误，也不因揭露失误而抹煞成绩；在对待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幼芽时，既肯定、保护、扶植，又不忘去掉附着在它身上的旧事物残片；在处理两难选择的问题时，既要果断又要瞻前顾后，使之对全局产生有利影响，并为今后的发展作一些铺垫。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第三，从个人的进步和提高来讲。人们要提高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就必须学习哲学。哲学是明白学，许多事情只有学了哲学才能真正明白；哲学是智慧学，学了哲学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脑子活、眼睛亮、办法多。不学哲学，天赋再好也不能算明白人。不懂哲学的领导者就不可能是一个清醒的领导。我接触过若干个很不错的同志，工作很努力，天赋也很好，就是在这点上不肯下功夫，工作上常常干糊涂事、吃糊涂亏、占糊涂便宜。当然，一个人要有所作为，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而哲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运用这些知识。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的科4学，但是哲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具体科学。一个自然科学家，一个专家，一个对某些方面业务知识比较熟悉的同志，被提拔为领导干部，那么他过去的学识、经验和阅历，能否成为他今天搞好领导工作的有利条件，能否成为他作为领导者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积累过程，关键在于他能否对过去的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进行哲学的概括，把个别上升到一般。有了这种概括和上升，原有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就有助于他适应新的工作、增强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认识来源于实践，是就认识的根源讲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认识的水平与实践的次数成正比。具体到每个人，能否进步和进步大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于能否善于使自己的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使具体经验上升为一般，能否在理论指导下实践，能否用理论总结实践经验，赋予工作经验以理论的意义，这是所有人能否做好工作，不断进步、提高的一个共同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历史经验证明，全党哲学水平的提高能够极大地推动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产生了巨大积极影响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动。一次发生在建国前的延安整风时期，另一次发生在以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为开端的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的转变时期。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实际上已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5已经确立但尚未被全党同志所接受。为了彻底消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彻底批判了曾在我们党内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错误。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全党的高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联系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抛弃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使那种脱离国情、只知道生吞活剥地照搬马列主义词句的思想方法得到了克服，全党的认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没有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就不可能有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组织上的团结巩固，也就不可能有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延安学习哲学的深远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党内一批高级干部养成了学哲学的习惯，使他们在尔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坚持不懈地学哲学、用哲学，许多人成长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材。陈云同志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亲切地回忆起他当年在延安学哲学的情景和体会，反复叮嘱要把学哲学当成大事来抓，勉励我们认真学好哲学。1978年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质上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教育。这次大讨论是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发表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6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重要讲话，充满着唯物论和辩证法，批判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使全党同志受到了生动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极大地促进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振奋了全党的创造精神，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真学习，没有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就不会有拨乱反正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人们很可能仍在两个凡是的死胡同里徘徊。今天，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10年前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开辟，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各方面的工作都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继续前进所面临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尤其是1989年这场政治风波，暴露了我们党自身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绝非朝夕之功。当前，从中央到各地方、各单位，大批的新干部作为接班人已经和即将走上领导岗位。接班，首先和根本的，是要接马克思主义的班。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后继有人，并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中得到坚持和发展，取得新的胜利。7在今天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郑重地提出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哲学的任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编辑本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革命本性及其现实意义一、思辨的、直观的和科学的实践观把实践纳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在马克思以前，康德、费希特，以至青年黑格尔派的契希考夫斯基、赫斯等，都已这样做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们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讲的并不是一回事。说到底，他们都在精神范围建构实践，把实践归结为意志的活动。这种唯心主义实践观，已为大家所熟知。但是，还有一种实践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似乎也很难归入唯心主义实践观一类。比如费尔巴哈，他把实践理解为纯功利的行为，是琐碎的生活和利己活动，其典型形式，就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赚钱活动”。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实践观。他把当下的实践形式，即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视为实践的总体。因此，他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排斥理论的。为了维护理论的权威，更为了其人道主义理想，费尔巴哈断然把实践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外。他的这种理论失误，人们通常只将其归结为对实践的偏见，即对实践作了价值上的否定判断；而对他的直观的实践观本身则并不注意。这样，当此种实践观改换面目出现时，就甚至可能会大受欢迎。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是8实证论的，其对实践的见解也就必然是直观而偏狭的。他们的一切经济分析都是以现实的实践，即工业、市场和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因此，他们似乎有权责备马克思的实践过于抽象，因为后者把超越这一前提作为自己哲学的立足点，亦即“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这样，马克思好像陷入了夹缝中：对于抽象的实践观来说，他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观；而对于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来说，他似乎又成了“抽象的”实践观。如果说上述分析还只具学理意义的话，那么当人们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直观的实践观的区别，并因而用直观实践观指导当前实践时，重申两者的区别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内含着对于理论的渴求，因而是自觉的，以一定社会目标为方向的；内含着现实普遍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导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内含着把个人有限生命溶入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并从中获得生命意义的人生导向，因而是积极的、向上的。相反，直观的经验的实践观，由于把实践视为自发的、利己的、个体的，因而其实践从根本上是排斥理论的，是个人利益和纯粹自我的领地。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从直观的实践观出发，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个人的自发活动。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进入社会。正是在自发的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中，人们逐渐地摸索出日渐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会规范，其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竞争，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游戏规则”的同9义语。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法、历史进步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分析。用哈耶克的话说，这是一种“自发式扩展型人类秩序”，其中所体现的人类理性不是以建构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为特征的所谓“构成论理性主义”，而是在自发活动中不断纠错的所谓“进化论理性主义”。应该说，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努力，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在于要打破这一迷信。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种选择，即立足于“现实的普遍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通过较为自觉的利益协调，减少社会冲突，加速社会发展，从而不仅使落后的民族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而且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代中国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初步将这一选择变成了现实，而我们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的也在于沿着这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二、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实践以“现实的普遍利益”为立足点，这决不是思辨的虚构。大家知道，马克思曾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