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

我国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刘世锦原载《新华文摘》2005年第2期如果把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仅仅看成是宏观经济指标的回升，那就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变化。对一个依然处在快速增长期的经济来说，结构变化往往比总量变化更重要。结构变化的引人瞩目之处，是出现了一批新的高增长的主导产业。理解这些产业的特征和增长机制，对理解某些新的宏观经济现象有着特殊意义。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这个阶段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增长特征，对此不宜简单套用历史经验来解释。相应地，政府在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也应有必要调整。一、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的依据和特征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主要依赖于一批新的高增长产业的带动。其中处在“龙头”位置上的是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这些行业拉动了一批中间投资品性质的行业，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化工等；以上两个方面又拉动了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的增长。在由这种逻辑关系构成的增长格局中，快速增长的行业大多数属于重化工业。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这批新的主导产业的快速增长，对2004年以来宏观经济取得好成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对产业和宏观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中，观察到一个很有意义的结果。2003年1—8月，产业增长景气指数居前的机械、汽车、钢铁、电子四个行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占工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8%，而这两个比率在2000年只是33%和32%.假定维持在2000年的比率，或者说，没有这几个产业的更快增长，2003年1—8月的工业增长率将至少降低2.5个百分点，并相应降低GDP增长率1至1.3个百分点。以上现象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重化工业发挥特殊重要作用的阶段，这样的特征并不是随机和短期的，而具有中长期意义。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看，做出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的判断也是合乎逻辑的。同国际经验显示的一样，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典型形态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导产业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上世纪80年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轻工、纺织等行业，90年代初中期，高增长行业转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新一代的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和房地产（当时泡沫较大）等。1997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实际上就是90年代初期起来的高增长行业开始乏力，而新的主导行业又没有出现，形成了主导产业的“断档期”。这种局面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并不仅仅表现为重工业比重的上升，增长机制的变化有着更深刻的意义。第一，作为高增长产业群龙头产业的住宅和汽车产业，近年来其产品的80%～90%由居民个人购买。也就是说，居民个人已经成为这一批高增长行业的最终消费主体。由此引出了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具有较为可靠的市场导向基础；大众消费使相关产业能够形成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主导产业，例如汽车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已经讲了许多年，但从2003年才真正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以居民大众消费做支撑，不排除局部和短期的泡沫，但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泡沫的可能性较小。第二，这批高增长产业中基本上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尽管不同行业存在差异，如汽车行业合资企业为主，钢铁行业国有控股企业为主，但资料分析表明，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增长最快的是“三资”企业，较快的是民营企业，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相当于平均水平，而集体企业则低于平均水平。总的趋势是，非国有企业和混合经济企业成为增长的主要力量。以机械行业为例，目前民营和三资企业在行业销售收入中占到8成，利润则占到9成。民营企业已在微小型轴承、低压电器、摩托车、中低压泵阀、汽车配件、民用仪表（水表、电度表、煤气表）等日益增多的行业占有优势。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行为与过去相比已有较大变化。第三，以若干龙头产业为先导，按照投入产出的关联关系，相应形成了几个高增长产业群。如汽车高增长产业群，包括合成材料工业、轮胎制造业、钢铁工业（以薄钢板和钢带等汽车用钢为主）、机床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房地产高增长产业群，包括钢铁工业（据测算，2002年我国钢铁产品的新增部分中，65%以上是用于房地产行业）、建材工业、装饰装修行业及物业管理、社区服务等相关服务业。此外，还有机械制造高增长产业群、消费品高增长产业群等。第四，按照可借鉴的国际经验，一个大国在进入汽车大众消费阶段后，汽车产业将会保持20～30年的快速增长；据有关方面的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将会使我国的住宅产业保持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住宅、汽车是国民经济中带动力最强的行业，这两个产业在经济增长中龙头或主导地位的确立，将为我国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10～20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比如7%～8%）搭建基础平台。尽管其他短中期因素会使经济有一定波动，但基本的增长力量比较确定。这与国际上的大国经验也是可比较的，例如，美国经济曾经在上世纪初开始的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钢铁、汽车和建筑为三大主导产业。以上几点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以往不存在或不突出的特征，遇到的不少是新现象，仅靠过去的经验难以解释，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概括。一个可供讨论的判断是：我国开始进入一个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以市场为基础、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高、可持续性较强的新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之所以强调“新”的重化工业阶段，是因为上个世纪50年代曾有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时期。显然，目前的重化工业快速增长与那个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有实质性区别。那个时期没有搞市场经济，重工业发展基本上没有居民消费基础。目前的重化工业主导的快速增长与上世纪90年代的初中期的高增长也不同，那时的房地产增长与居民的住宅消费关系不大，市场起作用的程度也明显地低。既然是新阶段，就应当关注可能出现的新的规律和特点，在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思路上有必要调整，既要重视历史经验，也要防止被历史经验所欺骗。二、重化工业的另一些特点及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就业、投资、能源消耗、价格等方面出现的某些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与重化工业自身的一些特点有关。1.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同样的投资吸收的劳动力相对较少。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这可以部分地解释近一两年来增长较快，但就业压力仍然很大的现象。2.重工业主要生产投资品，同时也产生对投资品的需求。例如，钢增加需要电，而电增加需要发电设备，发电设备增加又需要钢。这样一种增长格局在宏观上就表现为消费增长变化不大，而投资增长很快。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也显示，当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投资品占工业产品的比重显著上升。3.重工业能源消耗较大，特别是近年来钢铁和有色金属的快速增长。对电力消耗增长很快，前几年电力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被打破。2000年以前，电力弹性系数一直以1作为依据。2002年达到1.31，2004年上半年则高达1.86.电力和其他能源紧张，既有来自经济增速加快的压力，也有来自工业结构重型化的压力。4.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产品供给不足时，新增供给所需的投资较大，形成新生产能力的时间较长。反映重工业产品供给不足的信号，如价格上升（如钢材价格）和数量不足（如电价管制情况下的拉闸）持续时间相对较长。5.当经济处在上升期的时候，容易出现对未来需求预期过高，因而投资过度的问题。而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产业链条加长，中间需求环节（钢铁、机械等）、基础需求环节（能源等）对最终需求环节（汽车、住宅等）容易产业过高估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预期过高、投资过度的问题。我们并不认为上述几种因素可以完全解释相关的经济现象，但在分析这些现象时，至少不能忽略上述因素的影响。一个现象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忽略其中的若干因素，特别是以往未曾出现的因素，对该现象的解释就可能出现严重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结论。三、如何认识新形势下的经济“过热”问题当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个较高位势后，风险也在积累，应当防止过热，以保持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与某些经济现象背后的复杂性相比，过热与否其实是一个相当表层化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过热与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充分发挥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新形势下的经济过热是如何表现的；如果出现过热，其原因是什么，与以前过热的原因有何区别；如何治理已经出现和潜在的过热，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政府又应当采取何种手段，等等。下面就几个近来议论较多的问题做一简要分析。货币供应量较快增长后是否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首先对这一轮经济增长的背景要有正确的把握。需求约束下的高增长和过热确实是“新现象”，值得认真研究。一个可能的判断是，在需求约束下，经济“热起来”不易，“凉下来”不难。对目前拉动快速增长的需求能量不宜估计过高。一个时期以来，钢材、有色金属、水泥等原材料涨价，部分农产品涨价，电力紧缺，总体上说是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后的正常现象，由于不存在难以克服的供给障碍，经过一个适当长的调整周期，是可以缓解和消除的。从国际环境看，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格局没有改变，通过对外贸易调节国内供求的空间也很大。从大多数工业品看，供给过剩、价格低迷的状态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在有些产品上还有所加剧。不可再生、不可贸易的资源，如土地，价格会呈上升趋势，但这种价格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与管理体制的弊端，如权钱交易相关联，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抑制这类价格过快上升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总体上看，在可预期的将来，出现全局性、大幅度、长时间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如何看待一些行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首先需要指出，“重复建设”这个概念是从计划经济时期沿用下来的，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容易产生某些误解。市场经济要求竞争，而竞争要有一个以上的生产者，一个以上就是重复，不重复则成了垄断。讲“重复建设”，本意是说投资多了，用“过度投资”的概念可能更确切一些。投资多了，生产能力过剩，只要不过剩得太多，积极作用是大于消极作用的。新的生产能力往往带来新的技术和产品，或者成本更低，更有效率，通过一定程度的生产能力过剩，新的生产能力挤出旧的生产能力，实现技术进步、产品更新和效率改进。特别是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的时期，一定程度的生产能力过剩为高效率企业替代低效率企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实际经验也表明，一些经常被指责为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正是技术进步、结构调整最为迅速和成功的行业。当然，投资多超过了一定的“度”，消极作用就会成为主要方面。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如果一定要用“重复建设”这个概念的话，就要区分“市场性的重复建设”和“行政性的重复建设”。前者的投资者是负责任的，但也可能出现预期过高、投资过度的问题，不过，经验表明，这些投资者由于产权和预算约束是硬的，发现问题后纠正的速度也较快。后者往往由地方政府所推动，尽管也可能出现预期过高的问题，但主要还是行为短期化，不对投资后果承担最终责任的问题。所以，对“重复建设”或“过度投资”现象，要把市场经济环境中生产能力过剩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加以权衡，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重复建设”加以区分。对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现象不能简单化。如何看待经济快速增长中的风险？中国经济存在着一些人所共知的深层问题，如“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金融风险问题、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需要讨论的是，究竟哪种经济增长状态更有利于诸多深层问题的解决？总体上看，应当说增长潜力得到较好发挥、可持续的较高增长速度更有利于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以金融风险问题为例，虽然高增长可能带来坏账增加的风险，但对一个速度效益型的经济来说，可持续的较高增长速度将有助于改善大多数企业的财务状况。2004年以来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观察分析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方法论问题。诚然，理想的状况是经济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有效率地增长，但现实与这种理想状况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不可能把诸多深层问题全部解决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