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

1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陈晓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摘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改革。除去自身基础理论的完善外，改革的重点趋向是加大与相关学科研究的联系，走出国门，拓展研究空间，注重教学建设。本文拟从全球史研究视野出发，探讨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研究的结合及其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的拓展。关键词：全球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TherethinkingofChineseHistoricalDocument’ssubjectconstruction---------fromtheconsiderationoftheperspectiveofGlobalHistoryChenXiaohua（theHistoryDepartmentof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9）Abstract:Underthenewsituationandthenewcentury,inordertocatchupwiththestepofGlobalization,ChineseHistoricalDocumentshastoreform.Inadditiontotheperfectionofbasictheory,oneofthefocusesistoincreasetheconnectionassociatedsubjects,improveresearchmethod,gooutofthecountry,enlargetheresearchspaceandpayattentiontoteachingconstructionandsoon.ThisarticleresearchestheintegrationofChineseHistoricalDocumentsandassociatedsubjects,improvementofresearchmethordandtheenlargementoftheresearchspace，throughresearchingtheintegrationofChineseHistoricalDocumentsandGlobalHistory.Keywords:GlobalHistoryChineseHistoricalDocumentsSubjectConstruction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自20世纪初期建立至今，几经演变。其建立不久之后，曾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陈垣在开展史学研究的同时，集前人及自己文献考据的实践经验，用科学方法系统总结为各门具有法则和范例的、可供传授、便于研习、操作和成长的专学，其中尤其是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等最为典范，从而不断扩展了中国历史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项目号：08JZD0C37；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2献学的学科内容，为中国历史文献学不断充实完善奠定了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文献学受“左”的形势影响，发展滞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与“文革”后需要重塑国民精神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倡扬，中国历史文献学随之迎来了第二个发展完善的高峰。在学科建设方面，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在1982年出版，二书在数十年文献学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对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类书、四部书、丛书、辑佚、辨伪等方面作出了较系统的梳理，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对文献学学科涉及的对象、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白寿彝，更是对中国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发展历史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在理论上构建了运行系统的框架，他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分为理论部分、历史部分、分类学部分及应用部分四个部分，其中理论部分包括：历史和历史文献学的关系、历史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历史文献和有关学科等问题。1另外，白寿彝还谈到了研究历史文献学的意义，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等问题。2他们三人与这一时期其他专家、学者对文献学科的认识和见解一道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文献学学科。此外，各大专院校纷纷设置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招收了本科生、研究生等，并开设出配套课程，有的学校还推出了函授课程。所设课程基本涵括语言文字，文献基础，及历史文化三方面内容。如上海师范大学开设有：1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4年版，第558－559页。2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载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4年版，第507页。3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方志学、《诗经》研究、《史记》研究、《汉书》研究、《宋史》研究、古代诗词的整理与研究、历史地理及相关实习课。1总之，教学与理论相长，中国历史文献学蔚然大兴。其后，经济浪潮波及学术文化领域，而中国历史文献学科自身学理未得更新，老一辈历史文献学家相继去世，后继者乏力，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在90年代后遂失去了发展后劲。欣幸的是，20世纪末以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又把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传统学科推到了学术前台。近年来出现了选辑、影印为主的四库系列丛书，如北京大学季羡林主编《四库存目丛书》、上海图书馆编《续修四库全书》、王钟翰编《四库禁毁丛书》等，均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兴盛的表现。综观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立后的发展演变可知，其发展是与中华传统的彰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其自身的与时俱进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演变史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及当代的兴衰史，亦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意味着回归传统，重塑民族精神的历史取向。这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地位的重要性。不过，虽然形势有利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发展，但是如果其学科内部的痼疾无以妥善解决、自身学理得不到提升，也很难抓住时代机遇。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自身改革日显重要，这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未来及史学的发展均有重大意1吕友仁：《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不能承载之重——历史文献学科建设刍议》，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二十六届年会论文。4义。笔者认为，当前就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而言，其自身的改革与国际视野的拓展同等重要，而全球史研究的互动理念正可把二者统一起来，即从全球史视野出发深化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以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全球史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在于“把全球化历史化”，对全球化进行系统总结，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和过程，从人类历史中寻找智慧；二是在于“把历史学全球化”1。“把历史学全球化”，就我个人理解而言，大而言之，即是突破了历史研究的国界局限，把笔触伸向全世界这个的广阔空间，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历史的轨迹、生命的缘起、探究人类与世界的未来，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2；小而言之，则是就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并非全球史流派产生后才有的，但全球史的出现，无疑赋予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以新理念。刘新成在《光明日报》撰文明确指出：全球史观是一种认识方法，一种把局部历史现象放在全球视野中考察的方法。全球史观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的核心理念：文化互动，即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研究跨国家、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跨领域的各种互动关系或现象，试图通过互动研究去除旧框架，重新理解和认识历史，达到各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1刘新成：《中文版序言》，载（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V页。2刘新成：《中文版序言》，载（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VI页。5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改革，在基本原理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理论的革新之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研究空间拓展的问题。这个空间的拓展实际就是加大与国内其他学科，与国外各种研究及其理论方法之间的联系，而这正是全球史互动研究理念的一种表现。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并非仅仅局限于中西互动，或不同学科之间。二首先是历史文献学与考古学的互动。与中国考古学一样，中国历史文献学亦古老又年轻。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孔子时期，而其学科体系的建立则仅在20世纪20年代。所不同的是，说考古学的名称本身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历史文献学无论从名称还是内涵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考古学结合渊源有自。“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文献的缺失，致使孔子找不到需要的证据去证明口耳相传下来的故实的真确。而封建统治者对文献的禁毁，也致使一些文献不复流传。当北宫锜问周朝所订班爵俸禄情况时，孟子曾这样回答：“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2同时，孟子对历史上记载的事实也表示了自己的疑惑，如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对圣人德行也表示出了“流血”的怀疑，亦即对文献记载的真伪提出了思考。所以，统1《论语注疏·八佾》，（三国·魏）何宴集解，（宋）邢昺疏，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66页。2《孟子注疏·万章》，（东汉）赵岐注，（宋）孙奭疏，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41页。6治者对孟子是有看法的。而这些有真伪的典籍，靠什么去鉴别呢？流失的典籍，怎么才能见其真实面目？考古发掘就是一把开门的钥匙，因缘际会，某一天已经不存于世的典籍可能出土，典籍真实面目或真伪状况不证自明。如关于温文尔雅的禅让在古史传说中有各异的记载，真伪难辨，《竹书纪年》的出土彻底打破了禅让的神话。《竹书纪年》道：“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原来禅让也是血腥的。由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而带来的对历史文献记载的怀疑，尤其是上古历史的怀疑，到清代愈演愈烈。崔述说：“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羲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1到20世纪20年代疑古派之时就彻底否定整个上古历史。顾颉刚认为古史的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比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代，到汉以后有盘古。司马迁关于上古历史的著述在无坚实的文献材料下，只有任凭历史去评说优长。倘若我们确信疑古派所言，那么整个中国的上古史都将被推翻，中国的历史将大大缩短，我们民族的根基将消失殆尽，所以顾颉刚等的疑古确实过了头了，这点后来顾颉刚自己也意识到了。因此，在建立起上古信史任务面前，考古学责任重大。因为这段历史本就没有文献可查，只有故老传说或历史遗迹。如司马迁上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自19世纪末201（清）崔述：《考信录提要》，载（清）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7世纪初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的考古成果，才终于彻底给予了肯定与褒奖。这个长跨度的其中“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面对上古历史真伪问题，中国历史学是在“信古”、“疑古”、“考古”、“释古”中度过的，各有论说，难有定论。当然，肯定中国考古学的成绩与重要性，并非就否定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绩与重要性。从甲骨文发现到1949年以前，最能经受住时间考验，成就最大的史学理论还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出自王国维并非偶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出土文献以及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王国维扎实的国学功底，多学科训练的经历，敏锐的思维与视野，促使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正如他自己所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