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纪行组诗创作原因及心态探论

元稹纪行组诗创作原因及心态探论摘要：元稹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他创作了《使东川》和《西归绝句十二首》两组纪行组诗。这两组纪行组诗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奉使东川及自唐州西归长安的行旅征程，行役之地的自然景观同诗人内心丰富的情感和心态在诗中得以密切结合。本文就针对元稹创作这两组纪行组诗的原因和心态进行探讨。关键词：元稹;纪行组诗;成因;心态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郡望河南洛阳，世居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中唐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与白居易并称为“元白”。他给后世留下了两组纪行组诗，一是元和四年(809)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东川途中所作的《使东川》，二是元和十年(815)自唐州从事任上西归长安途中所作的《西归绝句十二首》。这两组纪行组诗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奉使东川及自唐州西归长安的行旅征程，行役之地的自然景观同诗人内心丰富的情感和心态在诗中得以密切结合。本文就针对元稹创作这两组纪行组诗的原因和心态进行探讨。一、元稹纪行组诗的创作原因我们知道，唐人出行的机会很多，漫游、游幕、赴考、赴选、赴任、奉使、迁贬、回朝等都需要经历长途跋涉，作为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元稹，其行旅经历必定不止一两次。据元稹《百牢关》：“那堪九年内，五度百牢关。”①[2]《遣行十首》(其七)：“七过褒城驿，回回各为情。八年身世梦，一种水风声。”可知其多次在长安至山剑滇黔道行走，或是游蜀，或是出使，或是被贬，那么为什么他单单在元和四年奉使入蜀时作纪行组诗?为什么他在元和五年被贬江陵途中半月存诗38首却不用组诗形式，而在在元和十年诏追赴阙时却有了《西归绝句十二首》?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如果要以组诗纪行，那么此次行程一定是有着特殊价值的或者是值得纪念的。元稹“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积极入世者”，[3]65“是中唐政治舞台上一位活跃而有影响的人物”，[4]19其政治热情始终饱满而激切。元和四年丁母忧之后，出任监察御史之职，三月，充剑南东川详覆使，案任敬仲狱。这是元稹担任监察御史之职后接到的第一个外出的使命，[5]97这本是一个简单的可以以轻松从容的姿态面对的个案，但对于以“为国谋羊舌，从来不为身”(《感事三首・一》)为责任，怀抱“荡涤反时气，然后好清明”(《春禅》)的政治理想的元稹来说，这一次出使是异常重要的，这一点可从他取道骆谷这条最艰险的捷径，急如星火奔赴蜀地看出。元和十年，元稹在唐州从事任上被诏追赴阙，逐臣征还往往意味着政治仕途将发生重大转折，经历过贬谪的元稹，此时的心情必定是十分复杂的，一两首诗不能尽述，所以干脆以组诗《西归绝句十二首》纪之。二是山水险绝奇丽，吸引力大，值得挥毫泼墨，吟咏唱叹。关中与蜀川来往道路，汉中以南有南栈道、东川道，以北有褒斜、子午、骆谷、陈仓四道，另有自利州(今广元)溯嘉陵江往略阳、青泥岭、两当、徽县抵凤州(今凤县)与陈仓道合路的水道。其中褒斜、子午、骆谷、陈仓四条是主线。[6]17比较而言，骆谷道是最为艰险的，这是一条由众多曲折的河谷和险峻的山岭组成的道路。唐前期虽开凿过两次，但未尝置驿，中唐时，由于该道捷径，可供紧急时使用才开路置驿。[7]86这一路景色千奇百怪，足可与褒斜道媲美，骆谷、汉水、褒城、大小漫天岭等历来为诗人们所青睐。以骆谷为例，据元稹《骆口驿》自注：“东壁上有李二十员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题名处，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题《拥石》、《关云》、《开雪》、《红树》等篇，有王质夫和焉。”题诗之多，足见骆谷对文人吸引力之大。长安至荆襄岭南道的特点在于水陆交汇，灞桥、蓝田、商山、南阳等沿途景点不胜枚举，仅商山路就有七盘岭、仙娥、四皓、洛源等多个景点，白居易、温庭筠、雍陶、杜牧等均有诗咏商山，元稹《西归绝句十二首》(其二)即是描绘商山驿路上的风景。此外，组诗的创作也与诗人的情绪意兴相关。元稹创作组诗的经验可说是非常丰富的，他常以组诗的形式抒写自己汹涌而不可抑制之情怀。《遣悲怀三首》、《六年春遣怀八首》、《遣行十首》等组诗，就是他悼念妻子，伤痛不已之下所作;其作于元和五年的《有鸟二十章(唐寅)》诗，则是在对奸恶宦官、跋扈方镇、不法权贵极度不满和憎恨下以笔为矛进行批判。由此看来，元稹的纪行组诗《使东川》、《西归绝句十二首》也应该是在其情绪意兴浓厚的情况下所作。但是否就是诗人担任要职、诏追赴阙心情愉悦的情况下所作呢?这里有必要对元稹创作这两组纪行组诗的心态进行探究。二、元稹纪行组诗的创作心态《使东川》是元稹担任监察御史时所作。监察御史，在唐代御史台台、殿、察三院中颇引人注目。监察御史虽然只有正八品上，但其监察所涉及的层面很广泛，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监祭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劫祭官。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8]1863《通典・职官六》云：“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9]199可见作为监察御史，品阶虽低，但权限则大，是个清要之职，并且在唐代官吏的升迁中，御史大夫是入阁拜相的一大跳板，据《唐语林》：“御史主弹奏不法，肃清内外。唐兴，宰辅多自宪司登钧轴，故谓御史为宰相。”[10]692但监察御史一职也是有风险的。如前面提到的，监察御史上要规谏天子，下要弹劾百官。皇权的抵触威胁以及权臣宦官的打击报复，往往给御史造成极大的压力。这一次出使，元稹就在敷水驿受到宦官仇士良等人的殴打。事后，唐宪宗竟指责元稹为“少年后辈，务作威福”，[8]4327将其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因此，元稹在《使东川》组诗中，表露出的心态并非奋发向上、豪情满怀。他一心想要佐时匡政、为君效力，博得名利，但面对权势熏天的宦官与一心偏袒宦官的唐宪宗，他陷入了痛苦和无奈，所以在诗中他时时流露出对京中旧游欢娱场景的怀念，对在外奉使的辛苦无奈，对自己目前仕宦状态的极度不满。抑郁、感伤、兴奋、沉痛……种种情绪，都是这种复杂心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