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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稳态增长王少梅【专题名称】国民经济管理【专题号】F10【复印期号】2015年03期【原文出处】《宏观经济研究》(京)2014年12期第67~73页【英文标题】WhatKidnappedtheSteadyGrowthofChina'sRealEconomy【作者简介】王少梅,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内容提要】中国GDP增幅进入回落、凝滞期,经济学界给出多重解释,其一是“中等收入陷阱”论,其二为“三种红利消失”说,其三曰“反腐风暴”的政治、垄断肃清绑架实体经济。这三种学说的确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下滑有关,但只是外部因素。现行中国实体经济增幅回落的内在因素是投机泡沫的消失,投机资本与投资资本失衡或者说投机程度过高在政治肃贪、要素红利消失外力作用下的投机红利消失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如果动态考察,挤出泡沫的“绿色GDP”增幅能够稳定在6%—7%的幅度已属不易,为实现中国实体经济的稳态增长,中央政府正在力图重建一系列道德价值标准体系,示范并引导公众行业自治、行业自律,重申并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和决定作用,以加速折旧法和国有资产证券化等政策为公众资本转向实体投资和消费构建制度平台。【关键词】投机红利消失/行业自治/实体投资/国有资产证券化率一、引言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增幅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但去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呈现停滞并伴随下滑趋势,经济学界对此溯根求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归结为以下三大学说。(一)“中等收入陷阱”学说学者们以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概念为依据,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在迅速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后,高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机制运转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原有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战略政策的顾此失彼或受外部各种信仰和资本的冲击,经济增长陷入了回落或长期停滞期,这期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不能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进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公布了2013年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国大陆人均GDP为6747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486美元,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在这个阶段,中国既不会重复也无法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又不能短时期重建价值信仰、宪政司法、经济金融等体系,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是很难的,这就酿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甚至停滞的必然性。(二)“红利”消失学说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停滞归为三种红利:人口和资本红利、改革红利(哈继铭,2014)、汇率红利(许小年,2013)的消失。首先,人口和资本红利的消失。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与投资机会》的演讲中宣称: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与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相比已经消失,现在中国鸭蛋形人口结构变异、经济结构失衡及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等多种因素,致使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上升,人口和资本红利已消失。其次,改革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经济增长经过90年代的调整,为1998年到2007年近十年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在2008年外部需求——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问题等引发我们外需受挫时,政府采取以4万亿元强力财政刺激政策把经济从底部拉起的两年后,资本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运行的投机泡沫严重,虽然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屡次运用使泡沫消失,但经济也再度下滑,显然再靠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是不现实的,我们可能面临的是过去改革红利的消失。最后,汇率红利的消失。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涨跌,并非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产价格,继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对外价格不断升值,境外大量投机资本不断涌进中国(裘骏峰,2010),在中国强制外汇结汇制度下,政府被迫发行更多的基础货币,各种投机品、投资品和消费品价格指数呈上升态势,形成人民币国内通胀压力。2013年以来,中国政治领域肃贪执行力度前所未有,宏观经济运行中以房地产为首的各种投机资产缩水,投机资本开始撤离本土。从2014年3月17日起,央行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波动的幅度有所增大,外汇储备余额突然结束了连续上涨的势头,环比出现下降,截至2014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9万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0.1万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16日公布的数据表明,8月份银行结售汇逆差51亿元人民币,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752亿元人民币。①这些数据均说明,短期投机资本正在通过资本项目流出国内。大量投机资本撤离本国,导致美元升值、人民币对外贬值的金融运程预期加剧,于是市场上人民币减少,各种价格指数下降,房价等资产价格指数下降引领整个中国经济各项指标下滑,人民币汇率红利也在消失(许小年,2013)。(三)“反腐风暴”成本说政治寻租或腐败与经济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王力勇、陈杰和高伟,2014):一种是转型初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机制僵化和多元体系并存,使政府官员通过许可证和其他审批权与相关企业达成寻租供租交易关系,能够促进官员和企业双方效率提高,寻租供租、腐败是渐进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的润滑剂,或者是经济软着陆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小于官员放权让利给企业带来的产能和效率(黄少安和赵建,2009),因此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Left,1964;Huntington,1968;Lui,1958)。另一种观点相反,认为腐败在长期经济运行中会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是阻碍快速行进中的“车轮中的沙子”(Kaufmann和Wei,1999)。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新兴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成熟期,权利寻租必须要退出市场。现在中国的市场体系雏形已经具备,但在渐进改革、权力逐渐下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寻租市场、贪污腐败却是到了顽固不化的程度,过去中央几届政府曾几次举锤重震但坚冰如故,本届中央政府以己所示,采取了司马迁思维模式:打破、重建,成效前所未有,但是与寻租腐败相关联的房地产、奢侈品等市场也受到了震动,公众认为经济萧条是反腐必须付出的代价。二、投资资本和投机资本失衡是实体经济受损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增长的停滞与上述“中等收入陷阱”说,人口、资本等要素红利消失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汇率红利消失”理论似乎有点本末倒置或者说是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事实上是公众炒房者在资金链紧张和肃贪背景压力下跟风外资投机机构、集中抛售房产套现转投海外,引发了人民币对外价值贬值。至于说改革红利的消失,应当说是不确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最重要的亮点是重申资源配置的市场基础性意义,且强调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事件至今令人费解,2008年以前美国的所有资产和劳务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次贷危机带来的实体经济危机至今还笼罩美国社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所有的商品劳务资源也是由市场来发挥基础性配置的,可是经济危机仍然不可避免;1990年以前日本也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样出现经济危机和萧条。所以,社会经济的市场基础性资源配置不是决定经济萧条的关键,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是投资结构过度失衡和投机程度过高。目前可查到的国家统计局数据到2012年,2012年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7.8%,2013年的数据至今还没有公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季度数据匡算这个比重达到52.5%。这个比例在中国,过去最高的时候是1958年“大跃进”为42.8%;日本(上世纪70年代)和韩国(上世纪90年代)这个比例最高的时候是40%左右。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中国的这个比例都过高,而且扩张的周期过长,每次的扩张伴随着的阴影是周期性经济下滑,这次从2000年至今14年马不停蹄,经过2008年短暂停顿后被4万亿元推到了现在的高度。可以想见,那么长的扩张期产生的产能过剩有多少?债务负担有多重?因为这些增长都是靠银行贷款,最近还靠一些影子银行的各种理财、信托融资手段,或者是靠卖地把这个地价推高、房价推高以后政府获得财政收入来支撑经济增长,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三个泡沫:存量过剩的产能泡沫、债务泡沫和房价泡沫,一句话就是投机程度过高的资产投机泡沫(王少梅,2012、2013)。资本的投机程度可以从下列指标得到间接反映:A股流通股平均市盈率(X2)、股票交易周转率(X3)、市场资本化比率(X4)、广义货币流通速度(X6);房屋销售价格指数(X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X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X7)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折射投机资本的收益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1)的变化趋势反映出实体投资的盈利水平。从图1可知,A股流通股平均市盈率(X2)、股票交易周转率(X3)、市场资本化比率(X4)、广义货币流通速度(X6)经过上个世纪中期高峰后在2007年左右几乎同时呈现高峰值,这一年A股流通股平均市盈率(X2)为70.11,股票交易周转率(X3)为180.1,市场资本化比率(X4)为223,均创历史最高纪录,说明公众的资产市场投机程度接近甚至超过英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折射投机收益率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X7)在2008年前后达到高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反映实体经济增长和实体投资利润率水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很小甚至出现下降趋势,投机的边际效率要大于投资的边际效率,现实中表现为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远远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消费品价格指数,在投机利润远高于投资利润的现实利益驱动下,中国货币资本所有者在投资方向抉择上就乐此不疲地倾向于制造“空中楼阁”式的投机,资本的投资结构和投机结构失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导致的经济虚拟化状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结构上的严重失衡,过高的资本投机程度,除了公众的资本市场过度投机意识和行为外,地方政府为获得土地财政收入、权利过度集中的政府官员和中央垄断企业的寻租对其推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资本的投机程度过高,最终导致实体投资效率下降,行业中的弱势企业经营亏损、倒闭,之前所欠贷款无法偿还直接影响到银行、信托和股市等金融资本市场,这是现在中国经济遇到的最大难题。图11994—2012年资本投机程度影响因素趋势图三、“投机红利”消失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斯德哥尔摩人质绑架效应在中国政治经济中表现为:权利官员绑架着某些重要要素资本,导致该要素资本所有者,尤其是资本所有者寻租、供租和投机意识及行为。前述中国经济中的GDP需求结构失衡,投资比重过高,并且这个过高的投资比重又过度地演化为投机性投资和投机泡沫,经济结构、需求结构失衡确切地说是投资资本和投机资本失衡,投机资本程度过高,投机资本边际利润率高于投资资本的边际水平,社会投机资本程度过高是社会投资利润率下降、实体经济受损的重要原因,2013年之前,这个过度膨胀的投机资本只影响了实体投资和消费,还在以泡沫形式支撑并维持着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经济仍然保持着7%强的高速增长。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央“反腐风暴”的继续,中国经济出现了停滞、增幅下滑的局面,这与上述“中等收入陷阱”,“改革红利”、“资本红利”、”汇率红利”消失和反腐成本等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直接因素。中国经济增幅停滞、甚至下滑的重要因素是过高的投机资本比例,在中央反腐执行力的连续推进下,政治投机(权利寻租、政策制度审批、官商勾结)、垄断投机、公众投机(王少梅,2013、2012)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投机资本在国内的红利几近消失,包括外资在内的部分投机资本撤离中国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投机市场(马勇和陈雨露,2010),使实体经济投资资本短缺,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实体产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投机红利”消失是绑架中国实体经济稳态增长的直接原因,公众投机意识和投机资本规模膨胀是中国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四、摆脱投机资本
本文标题:什么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稳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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