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碧城看民国时期女秘书的选拔标准

从吕碧城看民国时期女秘书的选拔标准作者：程婉摘要：从对吕碧城秘书生涯这一段经历的分析入手，我们研究了民国时期几位著名的秘书，找出她们的一些共同点，粗略地得出民国时期女秘书的一些选拔标准:其一是要有一定的学识文化；其二是要有一定的交际能力；其三是要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时代新女性。有一定的学识文化和交际能力保证了她们能够胜任秘书这一岗位，而作为一个接受了新思想的时代新女性则保证了她们愿意从事秘书这份工作，这三点缺一不可。关键词：民国女秘书；吕碧城；秘书选拔标准引言：吕碧城，民国四大才女之一，不仅被誉为“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和资本家。她更加是我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我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和女子教育的先驱者。在她丰富多彩的人生旅途中，又有一段经历不得不提，那就是吕碧城在1912年，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被聘为总统府秘书，为袁世凯出谋划策，随后又于1915年袁世凯妄图称帝时毅然辞官离去的经历。这段从政的经历可以说是吕碧城传奇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她开始经商，再不涉足政界，晚年则皈依三宝，再也没有昔日的意气风发。吕碧城作为女子，她传奇的人生经历本就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她作为民国时期位数不多的女秘书，更是为我们研究民国时期女秘书的聘用标准提供了一个范本。民国多才女。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吕碧城一生经历丰富，堪称四大才女之最:少年失怙、遭遇退婚、母妹被劫、逃出家门、奔赴女学、成为女编、担任女秘、愤而辞官、弃政经商、皈依三宝，她的经历不可谓不传奇。少年失怙、遭遇退婚和母妹被劫这些，也只能算是她命运不济，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然而奔赴女学、成为女编、担任女秘以及后来的愤而辞官这些事，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出来的，这是吕碧城风骨的体现，也是知识分子的担当。吕碧城从政的经历被她视作耻辱，自1915年愤而辞官后，她再不涉足政界，这是她的坚守，此事历来为后世所称道。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固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当时吕碧城选择成为他的智囊团却也无可厚非。作为民国时期女秘书第一人的吕碧城，她的这段经历对我们研究民国时期女秘书的聘用标准有很重要的意义，尤其值得我们重视。首先看吕碧城其人：她生于清光绪九年，安徽旌德书香门第，家中有四姐妹。父亲是光绪进士吕凤岐，在她12岁那年去世。少年失怙的吕碧城很是经历了一番坎坷：先是其族人以吕家无后为名，霸占了她的家产，并唆使绑匪将其母绑架，幸亏当时远在京城的她，多番奔走，才将此事圆满解决。再是与吕碧城自幼订有婚约的汪家因此事起了戒心，认为她能呼风唤雨，而这在当时绝对不能算是一个好媳妇的标准的，于是汪家便落井下石般的提出退婚。随后吕碧城与其母便投奔了时任塘沽（天津）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大力推行新政，创办新式学堂，西方的教育思想传入天津，这股风潮也影响着吕碧城，让她萌生了奔赴女学的念头。而期间发生的一件大事更是促成了这个念头的实践：严家有亲戚不满他们孤儿寡母寄食于人，一度唆使绑匪将她当时尚在严家的母亲严氏和最小的妹妹吕坤秀绑架，未免受辱的母女二人只好服毒，幸得当时她们的大姐请求江宁布政史樊增祥遣兵营救，才让她的母亲和妹妹活了下来。这件事让吕碧城开始反抗，在提出想拜访女子学校被拒之后，吕碧城不顾舅舅的阻拦，“只身”逃出，奔赴天津。身无分文的吕碧城来到天津，因缘际会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了她的才华，被其聘为了《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开始了她倡导妇女解放的道路。她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地宣传女权思想，还积极筹办“北洋女子工学”，为女子解放而不懈努力。吕碧城始终认为，只有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才是强国的唯一出路，所以在1912年，袁世凯登上民国总统的宝座时，她凭借与袁的旧交，出任了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后来还当上了参政。她这么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借助政府力量使兴女权，实现男女平等真正实现。然而袁世凯并没有达到她的期望。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彻底暴露。吕碧城愤而辞官，移居上海。晚年的吕碧城开始经商，积聚了大笔财富，随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1943年在香港九龙辞世。回顾吕碧城一生，我们可以发现，她始终都在为实现男女平等而努力着，这时她的目标，出仕只是她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她并不把当好一名秘书作为自己的目标，虽然在她任职期间，外界对她的评价都很高。她不仅有文采有学历还有人脉，有了她的辅助，的确会让袁世凯的工作变得更得心应手。从作为一名秘书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她是称职的。而我关注的焦点是她的聘任程序，她是凭借的和袁世凯的私交而出任的总统府秘书一职，那么也就是说，她并没有经过正规的聘用程序，秘书在当时是属于文职，而民国时期选用官员是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根据当时颁发的《文官考试令》来看，作为委任秘书的吕碧城必须持有文官高等考试合格证书才能担任。所以，吕碧城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特例。那么，这种特例在民国当时女秘书的聘用中普遍吗？民国时期女秘书的任用标准又有哪些呢？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时期的“大佬”们身边并不乏女秘书的身影，比如汪精卫就曾经聘用施旦为其秘书，而他聘用施旦的原因是她年轻貌美，长得很像自己以前爱过的方君瑛，但他已有妻室，为了能和施小姐多加接触，便聘用了她当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另一位有名的“大佬”，曾是“东北第一人”的张学良也为了个人情感原因，聘用过女秘书。当时的他不满家庭包办婚姻，对当时的新女性赵一荻一见钟情，二人双双坠入爱河，但由于家庭原因，使得张学良不得不将赵四小姐聘用为自己的秘书，掩人耳目。这种例子数不胜数，由此我们可见，民国时期女秘书的聘用并不罕见，而且像赵一荻这种不走常规聘用程序的特例也是常事，甚至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民国时期的女秘书的聘用都是走的“非常”程序，根据当时北洋政府颁布的《文官考试令》来看，参加政府的文官选拔考试的应试人必须为25岁以上的成年中国男子，所以从正规途径升上来的女秘书是很少罕见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即使是在民国时期，女子不管是外出求学还是谋生，都是要受到歧视的，大部分人家都不愿意让自家的女性出来抛头露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原因，那时候的女性大部分接受的都是传统的教育，她们即使是愿意走出家门，自身的学识和涵养也很可能够不到做一个秘书的标准的。所以当时能担任大官身边的女秘书的都是那些家境优越，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时代女性，她们不仅冲破了社会的阻力还能勇敢的站出来与男人一较高下。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即使是特例，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分析来看，民国女秘书的聘用也是有一定的标准的。那么，民国时期的女秘书任用标准有哪些呢？从吕碧城及当时的一些女秘书的聘用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粗略的得出一些标准，首先，她们必须具备一定的学识文化，尤其是一些西化的知识。我们看吕碧城，她的出生和成长都是在旧式家庭，所以那时候她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但在逃离家门之后，她奔赴女学，此后一直受西方的文化影响，而且，她还曾经被聘为《大公报》的第一任女编辑，由此可见，吕碧城是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的，所以作为一名秘书，她的文字功力绝对够格。其次，作为一个女秘书，必须有一定的交际能力，吕碧城的人脉圈是很强大的，连周恩来的夫人也曾经听过她的授课，拥有这样强大的人脉圈的吕碧城无疑会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最后，从当时的女秘书的资料来看，她们无一例外的都有一副好的容貌，这有点像以貌取人，但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充当门面也是秘书的角色之一，一副好的容貌更容易让人放下戒备。至少一位花容月貌的女性站在那里远远要比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那里让你放松得多。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吕碧城，还是施旦，甚至是赵一荻，她们都绝对不会是一个旧式女子，吕碧城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和中国女子教育的首倡者，施旦精于洋文，赵一荻以新女性著称，她们的观念和思想绝对不是一个旧式女子可比的，所以她们愿意并且能够被聘用为女秘书。但是吕碧城的聘用却显然要比这些人正式得多，她被聘用为总统府的机要秘书有点像古代选官用的征辟制度，她是因为自身的名望才气和能力而被袁世凯看中的，正好她当时也对袁世凯抱有期望，所以就顺水推舟，接受了民国政府的聘请，成为了袁世凯的总统秘书。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吕碧城当之无愧的要算是民国时期女秘书的第一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国时期虽然不乏女秘书的身影，但像吕碧城、施旦和赵一荻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这是因为在民国时期，虽然社会风气已经逐渐放开，但由于秘书的工作有很多是要与领导直接接触的，所以一个男领导与一个女秘书的存在势必会受到有心人的揣测，因此即便封建王朝已经覆灭，但很多女性为了避嫌，也是为了避免社会的舆论，很少以秘书做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所以吕碧城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的民国秘书界。虽然吕碧城并不及萧红，张爱玲等人有名，但她在秘书史上的地位却是无人可比的。从古至今，著名的女秘书也只有那么几个而已。上官婉儿算一个，吕碧城可以称得上是第二个，民国时期又是一个风谲云诡的时代，以吕碧城的能力，如果愿意屈从袁世凯，是绝对有可能登上高位的。所以对于吕碧城，对于她的选择和她的风骨，我始终怀有敬畏之心，她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固然是她本身风骨所致，也体现了一个秘书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从她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担任袁世凯的女秘书只是吕碧城一生中很短的一段经历，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才开始从政的，然而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给了她一个沉重的打击，让她彻底失望。吕碧城后来成为了在家居士，我想也是因为她对这个世界的看透。想到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沧浪之水》，里面提出来一个命题“知识分子的骨气从孔子之后就已经被这个功利的世界消磨殆尽”，我想，吕碧城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一直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