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理层面浅析“儒教是宗教”

从学理层面浅析“儒教是宗教”摘要儒教创立于东汉时期，它是儒家学派的发展，所以儒教崇拜孔子。儒教正式创立之后，经过与王权的结合，以及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思想家的发展，渐成体系并成熟，成为我国2000多年来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儒教逐渐丧失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渐趋衰落，只在民间存在。在中国本土封建历史中一直就有儒、释、道三教并流的局面，只是到了16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来华传教提出了儒家不是宗教的观点，特别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利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仁人志士们为了革新图强，以接受西方文明科技，而对儒教甚至是儒学产生了怀疑乃至否定。但笔者认为近代到现代关于“儒教是否宗教”的争论并不能改变历史上儒教增经作为国教的地位，儒教在中国本土文化领域内仍然是一种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宗教。关键词：宗教、儒学、天命、终极关怀、宗教意识儒教的历史起源儒教学说创立之初的确只是一种学说，并非宗教。但它对终极关怀的关注，为它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它的政治主张，又为它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到汉代，经过董仲舒的努力，入学完成了初步的神学化。同时，儒学也被官府定为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确立了统治中国思想达2000年之久的国教地位。隋唐时期，儒学经历了佛教和道教的不断交融，及至宋明，以儒家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的宋明理学终于出现。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的玄学，从唐代的“道统”说，到宋明的理学和心血，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神学理论也愈发系统而完整。清朝初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强盛期之一，儒教也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过来说，儒教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及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强大也有促进作哟个。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可能没有人怀疑儒学的儒教性质。在中国传统中，自唐代起就有儒释道三教并称得说法，外国人一般也认为儒学就是儒教。“我们今天普遍相信的儒教非教说，虽然远可追溯到利玛窦来华，但它的真正源头乃是在20世纪初年。”[1]但是，到了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入侵以及西方枪炮的打击下，儒教开始走向衰落，甚至开始怀疑儒学的宗教性质，由此开始了“儒教到底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这一争论延续到近代：“儒教非教说”受西方科学主义影响，因非教而否教，欲代之以科学立新、美育等，走向了否定传统儒教的极端；“儒教是教说”则受西学东渐、新派否定传统文化的刺激，欲通过定性儒教为教，复兴孔教，定孔教为国教，走向了片面肯定传统儒教的极端。“儒教是否宗教”的争论第一，认为儒学是宗教。具体地说，儒学本来是关注人、关注人的现世生命价值的哲学和伦理学。但是在历史上逐渐被改造、被演化为道德宗教。康有为在《孔教会序》中说:“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万物，泽万世，明本教，系末度，大小精粗，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他在《孔子改制考》中称:“孔子为改制之主，所谓素王也。”又说:“汉武帝之后，儒即一统为国教，贤良文学，褒衣薄带，以儒服为章服矣!”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在《论孔教是一宗教》一文中明确肯定:“孔教之为宗教也，数千年于兹矣!”在《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一文中赞扬说:“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论”在当时主要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因而反对复辟帝制的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有识之士，当然起来反对把孔教说成是宗教。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一贯坚持“儒教是宗教”的传统理念，他本人也被认同为香港六大宗教领袖之一。近20年有理论有系统的提出和坚持“儒学是宗教”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任继愈。他发表多篇论文系统地论证了儒教的形成。他说:“由儒家发展为儒教是伴随封建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孔子学说共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汉代……第二次改造在宋代。”[2]“宋明理学的建立，也就是中国的儒教的完成。宗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教派及教法世系，即儒学的道统论，有所谓十六字真传，其宗教组织即中央的国学及地方的州学、府学、县学，学官即儒教的专职神职人员。”[3]季羡林承认:“儒学”即“儒教”，“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孔子开创的儒学在孔子活的时候及死后一段时间内，只能称为‘儒学’，没有宗教色彩。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孔子被神化，到了唐代，儒释道三家就并称‘三教’，到处建圣庙，举行祭祀，则儒家已完全成为一种宗教。”[4]张岱年本来也是反对把儒学说成宗教的，但是近年来发生了变化。1996年张岱年在为汤恩佳所撰《孔学论集》一书所写的《序》中承认“孔学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1998年1月4日他又进一步说:“对于宗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儒学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儒学是否宗教，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根据对于宗教的一种理解，也可以说儒学也是宗教。”李申维护任继愈的观点，近年写出一部洋洋百四十万言的《中国儒教史》一书，成为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儒教史”的学术专著，任继愈与李申成为当代坚持“儒教是宗教”代表人物。第二，认为儒学是哲学不是宗教。具体地说，孔子是人，不是神，不是上帝，儒学只讲现世，不讲来世，没有宗教教义、教规、经典、仪式，所以只能是道德哲学，不能是宗教。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说:“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魂灵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尘世为目的，以涅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福祸为法门，诸教随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这是中国近现代学者较早给传统“宗教”的一个逻辑规定，现在看来需要重新进行审视。梁启超就是用他自己的宗教观去分析、定位孔子的。他说:“孔子之教，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道，孔教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又说:孔子“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人也，先圣也，先师也，而非宗教家也。”梁启超在当时还不了解“宗教伦理”概念，把“伦理道德之道”视为区别儒学和宗教的界限，他更对孔子的“天”缺乏深入地分析。胡适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学术讲演时，第三部分专门讲《儒教的使命》，他说:“儒教并不是西方人所说的宗教……就整个来看，儒教从来没有打算做一有神论的宗教，从来不是一个用传教士的宗教，儒教从来不做得仿佛相信他本身是完全靠得住的，儒教从来没有勇气跑出去对那些非教徒宣讲福音。”[5]冯友兰1948年在美国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简史》说:“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若照这个含义来理解，就可以看出，不能认为儒家是宗教。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我们已经看出儒家不是宗教。”[6]1981年冯友兰在杭州“宋明理学国际讨论会”上，针对任继愈的“儒教宗教说”反驳说:“如果认为所谓精神世界是一个具体的世界，存在于这个人的世界以外，那倒是可以说是宗教的特点。但是道学所讲的儒家思想，恰好不是这样。道学(即理学)不承认孔子是一个具有半人半神地位的教主，也不承认有一个存在于这个人的世界之外的，或是将要存在于未来的极乐世界。道学，反对这些宗教的特点，也就是不要这些特点，怎么倒反而成了宗教了呢?”[7]从学理层面儒学是宗教的论证一、从理论层面上说，我认为要判定儒学是不是宗教，首先关键是如何理解“究天人之际”，即“天道观”的问题。正如古今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是儒学中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任何一位儒家，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而任何一种答案，都关系着儒学的命运，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离开这个问题，就无从把握儒学的精神。既然如此，这个问题也应是我们思考儒学究竟是不是宗教的根本出发点和切人点。孔子的思想中，确有宗教因素，不注意是不对的。孔子说“畏天命”(《论语·季氏》)，“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日》);弟子颜渊死时，说“隐!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在遭受迫害时，说“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在困境中，孔子表现出对超自然的力量、超人间的力量—天命的信仰和敬畏，说明他有宗教心理的追求，是一种对终极的境界和终极的关切的追求，这正是孔子思想中宗教性因素所致。孟子也肯定天命的存在，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又说“君子行法以侯命而已矣”(《孟子·尽心下》);“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栓桔而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他认为天命是人伦道德的根源，而人伦道德又是天命的体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侯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他提倡“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归根到底，孟子崇拜的还是天的权威，孟子的最高范畴还是天。这也是孟子有宗教需求的表现，是孟子思想中有宗教性的证明。董仲舒在儒家发展过程中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过去对这一点认识是不够的。董仲舒在战国时邹衍“天人相类”思想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齐学中的其他一些思想因素，想把儒学改造成儒教，建立中国的宗教。他试图建立起“天”的绝对权威，使“天”有近乎“上帝”的意义，“天者，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语》)。董仲舒建立起天的绝对权威，目的是建立起地上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正是董仲舒的真实目的所在，“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努力建立天与人之间的联系，即神权与王权的联系，主张“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汉书·董仲舒传》)。以“天”为最高范畴，董仲舒建立起天人感应论、三统说、灾异说，这些都是真正的宗教学说了。宗教性的因素在他的思想中比其他任何儒家学者都要多。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家。这似乎已成公论，没有异议。而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同样也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家。这也没有异议。不管是理学派还是心学派，整个宋明理学其实都是三教合一的产物。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是没有争论的。然而还有另一面，不管是朱熹，还是王守仁，他们还都从(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中汲取了不少宗教性的因素，篇幅所限，此不详论。这也就充分证明，整个宋明理学都有宗教性的一面。以上各儒家代表人物已经充分证明了儒家思想中宗教性的一面，而这里的“天”或“命”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存在其中，有神秘主义超自然、超社会的世界本体与道德本体的价值追求。这是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学能转化为宗教的内在的思想前提与理论依据。二、儒教的宗教特征“终极人文主义关怀”，即“人道观”的问题。所谓“终极关怀”，是人的关怀，离开人的诉求，无所谓关怀不关怀。“终极”还有无限、永恒之义，也有超时空之义。人生是有限的、短暂的，但人对无限、永恒有一种心灵诉求，希望能够实现之，或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永恒的意义。比如人类最重要的情感是爱，这被认为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因而是一种“终极关怀”。张岱年先生近年来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他特别指出，儒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心灵关系，因此，“儒学可以说是这一意义的宗教。”[8]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也是很多人采用的说法。特别是早期牟宗三论证作为宗教的儒教着重笔墨强调：“儒教的特点，其注意力没有使客观的天道转为上帝，使其形式地站立起来，由之而展开其教义，也没有把主观呼求之情形式化为宗教仪式的祈祷;其重心与中心落在“人‘如何’体现天道”上。因此，道德实践成为中心，视人生为成德过程，终极目的在成圣成贤。因此，就宗教之“事”方面看，儒学将宗教仪事转化为日常生活之礼乐，就宗教之“理”方面看，儒学有高度的宗教性，有极圆成的宗教精神。孔子的“践仁成仁者”，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都是要恢复、弘大天赋予我们人的创造性本身，即精神生命的真几。一般人说基督教以神为本，儒家以人为